吕 丽 郭庭宇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12）

如果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就不难发现报应观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一直举足轻重。“中国宗教中一个深植的传统即是相信自然或神的报应。”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②”这样的观念已经从佛经中的言论转变为民俗谚语流传了近千年，其在如今依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儒家思想的直言劝谏不同，报应观从社会成员最为切身的实际利益③出发，以近乎“威逼利诱”的方法，维系着古代中国人的正义感，约束着他们的言行举止。这种在神话故事、宗教传说、公案、侠义小说、各类民间戏剧、文人笔记广泛流传的观念对民间的影响是其他文化因素所不能比拟的。④

这样的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因为毫无疑问，报应观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由于秉承儒家理性主义传统以及现代科学主义观点，以往学者往往忽视其对于民间法律意识的影响，或是以科学理性的立场揭露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实质，但对其本身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并没有深入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郝铁川在《中华法系研究》中用两章讨论传统中国“民众法律意识的鬼神化”问题，将其视为中华法系的一个根本特征。这样的观点一经推出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并且意料之中的以反对观点为主。⑤但无论从制度层面还是从意识层面，宗教对传统法律的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不容忽视也不容否定。尤其是代表民众最朴素最实用宗教理念的报应观更是集中的反应和体现了民众对“罪与罚”⑥的认知，同时也影响着官员司法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