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平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一

范文澜先生的《文心雕龙注》是其任教于南开大学时“口说不休，则笔之于书”的讲义，脱稿于1923年。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以《文心雕龙讲疏》为名刊行，1929-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分上中下三册出版时更名为《文心雕龙注》，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七册线装本。北平文化学社本系根据新懋印书局本大加修订而来，开明书店本又是从文化学社本改编修订而来，至此“范注”基本定型。1958年经作者请人核对和责任编辑又一次订正，人民文学出版社分二册重印，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本子。

“范注”以其字句校雠之谨严，典故引证之详细，词语释义之精当，材料迻录之翔赡以及立论评说之深刻，赢得了学界的一致好评，被认为“是《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划时期的作品”。［1］（P24）“范注”集前人校注之大成，奠后人注书之基石，从深度和广度两个方面，把《文心雕龙》的校注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堪称《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牟世金曾说：“自范注问世以后，无论中日学者，都以之为《文心雕龙》研究的基础。 ”［2］（P234）“居今言《文心》之注，舍范（文澜）杨（明照）而完全另起炉灶者，尚未有所闻。诸家新注，仍不断有新的发展，但总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或加详注细，或纠正某些误注，或增补某些出典。台湾近数十年来的新注即大致如此。”［3］（P22）

尽管如此，“范注”仍有讹失之处，故对“范注”的订补，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延续。这里，拟对“范注”《明诗》注［二四］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辨析，以使其进一步完善。

二

《文心雕龙·明诗》曰：“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范注”对这两句的校注为：

“典”一作“曲”，纪云：“典字是，曲字作婉字解。”李详《黄注补正》云：“梅庆生、凌云本并作‘清曲’。《御览》八百九十三引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其辞曰：‘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遥，我劳如何。’‘仙诗缓歌’今已无考，黄注引《同声歌》当之，纪氏讥之是也。”（乐府古辞有《前缓声歌》。案作“典”字是。《怨诗》四言，义极典雅。）［4］（P86-87）

注中所引纪云，文化学社和开明书店本并作“‘曲’字是，曲字作婉字解”，人民文学本作“‘典’字是，曲字作婉字解”。按：三本俱误。据两广节署本、《四部备要》本，纪评原文为：“是‘清曲’，曲字作婉字解。”相较纪评原文，文化学社和开明书店本还只是字词顺序的问题，并未改变纪评校字的实质；而人民文学本所谓“‘典’字是”，则与纪评所校完全相反，且与下句“曲字作婉字解”分流舛驰。版本演进当后出转精，岂料愈错愈奇。校雠之事，可不慎乎！

“梅庆生、凌云本并作‘清曲’”，此乃开明书店本所标，“梅庆生”标人名号（直线）、“凌云本”标书名号（波浪线）。文化学社和人民文学本，“凌云本”均未作任何标记。杨明照认为此乃“范注”误人名为书名者：“按凌云，字宣之，明吴兴人，见所刻《文心》凡例（即坊间误称为闵绳初本者）。其书后于梅氏（注仍梅本），故李引次梅本之下。范君以书名识之，其误浮于错认颜标矣。（从文化学社印本未标验之，范君实不知凌云为圆首方趾者也。 ）”［5］（P256）这里的“梅庆生、凌云本”，指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和凌云五色套印本《文心雕龙》。凌云确为人名，然“凌云本”则是指书，即五色套印本。就此而言，“凌云本”若单列，在其下标书名号，亦未尝不可。不过，这里“凌云本”前尚有“梅庆生”，两个人名并列，“本”指两人之书，若前者标人名号，后者标书名号，则显然有所不妥。李详在后来的修订本《文心雕龙补注》中，将此句改作“明梅庆生、凌云两本并作‘清曲’”［6］（P222）。 这样，在“梅庆生、凌云”两个人名下标人名号即可。

《太平御览》卷第九百八十三香部三引张衡《怨诗》诗序并辞［7］（P809），李详在《国粹学报》发表的《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中错标为“八百九十三”，在修订的《文心雕龙补注》书中又误标为“八百三十九”。范文澜在文化学社和开明书店本中引李详说，并延李详《国粹学报》之误，标为“八百九十三”；而在人民文学本中，竟又鬼使神差般地改标为“八百八十三”，真是让人不可思议！后出注家亦多懒于翻检，故昧而不察，妄相因袭，导致以讹传讹。例如，台湾“龙学”前辈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谓：“衡之怨篇，引见《太平御览》卷八九三。 ”［8］（P238）台湾著名“龙学”家王更生《文心雕龙读本》注曰：“《太平御览》八百八十三引有张衡《怨诗》。”［9］（P92）如此皆从李详《黄注补正》和“范注”而误。

三

如果说以上所列字讹序倒、人名错标、卷次淆乱等，还仅仅是此条注文的一般性问题的话，那么将黄叔琳原注、纪昀评语、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和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等糅于一体，统统系于李详名下，再殿以自己的按语，则是致使此条注文存在内在冲突的根本性问题。

由于注文将黄注、纪评、李补和黄札，混于一体而不加标识，故不经仔细辨析，则难以弄清个中原委。“范注”《辨骚》注［二四］引李详《黄注补正》，谓“见己酉年《国粹学报·文篇》”。然而，此条校注所引“李详《黄注补正》云”一段，无论是检视1910年1月1日第六十一期《国粹学报·文篇》所刊发的《黄注补正》，还是复按民国潮阳郑氏（国勋）所刊《龙溪精舍丛书》所载《文心雕龙补注》，“范注”所引均与李详原注有很大的出入。仔细比勘，原来“范注”所引，并非仅是李详《黄注补正》之文，其中还杂糅了黄注、纪评和黄札。现分条疏解如下：

在各区食药局配合下，中国烹饪协会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讲师团，联合各区餐饮、食药行业协会，深入到16个区、5个重点区域和连锁企业进行宣贯，先后在顺义、石景山、东城、海淀、朝阳、丰台、延庆、铁路西客站、大兴、门头沟、燕山、房山、天安门地区、通州、昌平、平谷、怀柔、密云等区开展“一规范三导则”讲解；走进东来顺、旺顺阁、和合谷、西贝、丰茂烤串、华天集团等连锁企业进行专场指导，共举办了32场演讲，为6000余家餐饮企业进行了系统培训，取得了良好反响。

梅庆生、凌云本并作“清曲”。《御览》八百九十三（当为九百八十三）引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

此乃摘自李详《黄注补正》，李补原文为：“黄注于衡诗，但作‘其辞曰’云云，不记所出。案《御览》八百九十三载衡《怨诗》曰：‘秋兰，嘉美人也。嘉而不获用，故作是诗也。’此是诗序，当并录之。诗与黄引同。明梅庆生、凌云本，并作‘清曲’。纪文达云：‘是清曲，曲字作婉字解。’黄据《困学纪闻》改‘典’非也。 ”［10］（P12）从摘录的顺序和“载”作“引”来看，“范注”系转引自黄札。

其辞曰：“猗猗秋兰，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黄其葩；虽曰幽深，厥美弥嘉；之子云遥，我劳如何。”

这是据底本而录黄叔琳 《文心雕龙辑注》中“张衡怨篇”的原注。李详在引《御览》所载张衡《怨诗》的诗序后，曾谓“诗与黄引同”，故而省略不录。“范注”则据黄氏原注转录于此。

“仙诗缓歌”，今已无考。

此系节录纪评。黄叔琳注“仙诗缓歌”曰：“张衡《同声歌》：‘素女为我师，仪态盈万方；众夫所希见，天老教羲皇。 ’”［11］（P5）纪昀在此注上端页眉评曰：“‘仙诗缓歌’，今已无考。 不得以‘素女’‘天老’字，附会‘仙’字。 ”①纪昀：《纪晓岚评文心雕龙》，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道光十三年冬两广节署本影印，1997年，第64页。问题是，此条纪评在《四部备要》及其复刻本中均被遗漏了，以致人们都转引“范注”，而不知“仙诗缓歌，今已无考”系纪评所云②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上编）谓：“其仙诗与缓歌，今已无考。”詹锳《文心雕龙义证》（上）谓：“‘仙诗缓歌’无考。范注：‘乐府古辞有《前缓声歌》。 ’”王更生《文心雕龙读本》（上篇）谓：“张衡有《仙诗》、《缓歌》，现已无考，只乐府古辞中有《前缓声歌》。 ”张国庆、涂光社《<文心雕龙>集校、集释、直译》谓：“《仙诗缓歌》：《义证》称其无考。 范《注》：‘乐府古辞有《前缓声歌》。 ’”以上所言“仙诗缓歌，今已无考”，俱从“范注”而未言及纪评，可见均不知其为纪昀所云。。

黄注引《同声歌》当之，纪氏讥之，是也。［12］（P27）

此为迻录黄札“仙诗缓歌”条注。黄札系针对黄叔琳注出典非当而言，故谓“纪氏讥之是也”，可见黄侃是见到此条纪评的。“范注”引纪评“‘仙诗缓歌’，今已无考”，表明范文澜也是知道此条纪评的。所以他对其师《札记》此注心领神会，而以括号的方式补注曰：“乐府古辞有《前缓声歌》。”以此作为对“仙诗缓歌”中“缓歌”的解释，并呼应纪评和黄札。但是，如果不知道此条纪评，那么黄札所谓“纪氏讥之是也”，也就犹如天书而不明所出了！故李曰刚、詹锳、王更生、张国庆、涂光社等注家，对此皆避而不谈。

此条注文，将黄注、纪评、李补和黄札混于一体，统统置于李详《黄注补正》名下，实为不妥。“范注”盖缘既引各家之说，而又不示出处、标点错乱所致误。要者，黄注、纪评、李补、黄札，诸家观点不一，甚至截然相对，事同而立异，何以囫囵论之，裒辑一体？黄叔琳据《困学纪闻》改“曲”为“典”，纪昀认为：“是‘清曲’，曲字作婉字解。”李详亦引纪评，并谓黄氏“改‘典’非也”。黄侃于“清典可味”条，先引纪评，再录李补，已表明其倾向于“曲”字是；而在“仙诗缓歌”条，又谓：“黄注引《同声歌》当之，纪氏讥之是也。”非黄之意，溢于言表。“范注”则赞同黄注校字，故于注末加括号按曰：“案作‘典’字是。《怨诗》四言，义极典雅。”然而，前所裒辑之纪评、李补、黄札，已将黄注所改“典”字否定殆尽，此时再欲于收尾处肯定“典”字是，诚如扬雄论赋之所谓讽谏功能：“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 ”［13］（P3575）

张立斋认为：“《雕龙》注本最近出者，有开明范氏《文心雕龙注》若干卷。据黄氏注而广之，收纪评、铃校、李补、黄札为一编，各就原作，逐篇分载，着其勤劳，乏其精采，虽便翻检而拙于发明，少所折衷而务求博览，体要似疎，附会嫌巧，讥李善《文选》释事忽义而犹踵之。不足以便近代学子，仍旧，非佳制也。”［14］（P3）基于此，张氏著《文心雕龙注订》，意在订其讹误而补其未备。然其书《明诗》篇注“张衡怨篇”二句，竟然完全照录“范注”而不辨其讹失错乱，故难免稗贩之嫌。

四

“范注”例言第一条谓：“《文心雕龙》以黄叔琳校本为最善，今即依据黄本。 ”［15］（P1）杨明照认为，“范注”所据者非黄氏原本，“乃在卢敏肃刊于粤者之后，（卢本有二：原刻者为芸香堂本，翰墨园本，乃翻刻也。 始误峻作畯。 ）殆坊间流俗本乎”［5］（P240）？确实，“范注”所据底本既非养素堂或《龙溪精舍丛书》黄氏原本，亦非卢坤（敏肃）刊于两广节署本原刻（芸香堂）或翻刻（翰墨园）本，而是据翰墨园本复刻的当时最普通的通行本，即杨氏所谓“坊间流俗本”。那么，具体是哪种“坊间流俗本”呢？就20世纪初所出版的诸种《文心雕龙》来看，可以作为“范注”底本的“坊间流俗本”，只能是据翰墨园本排印的扫叶山房石印本或《四部备要》本①1915年上海扫叶山房取翰墨园黄注纪评合刊本重付之石印（由“畯”“睎”二字均未改知之），1924年再版，此为当时最流行的《文心雕龙》注本。20世纪20-30年代，中华书局陆续编辑出版《四部备要》，《文心雕龙》选择的是据翰墨园本排印的黄叔琳《辑注》本。详参拙稿《<文心雕龙>黄批纪评辨识述略》，待刊。。杨明照认为“范注”即采用《四部备要》本，他说：“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文化学社暨开明书店本）以黄评为纪评，即因未看清《四部备要》本眉端黄、纪两家评语差异而致误。”［16］（P225）其实，“范注”采用的底本并非《四部备要》本，而是扫叶山房石印本。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范注”此条注文为我们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使我们得以判断其底本系扫叶山房石印本。“范注”在此条注文中所引纪昀讥讽黄叔琳的评语：“‘仙诗缓歌’，今已无考。不得以‘素女’‘天老’字，附会‘仙’字。”在《四部备要》本中被遗漏了（1957年中华书局据《四部备要》本排校纸型重印本亦同遗），而同据翰墨园本排印的扫叶山房石印本则未遗漏此条纪评。如果“范注”是以《四部备要》本为底本的话，那么就会失引此条纪评，而且也不会出现屡误黄批为纪评的现象②据杨明照《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文学年报》1937年第3期）统计,“范注”（文化学社本）误黄叔琳批语为纪昀评语者有14条，另笔者检视“范注”发现，杨明照尚遗漏1条，故共有15条。其中，13条为误黄批为纪评者，2条为混黄批与纪评为一体者。而13条误黄批为纪评者，作者已于开明书店本中自行纠正了9条；2条混黄批与纪评为一体者，作者在开明书店本中也已删除《才略》第一条原引黄批，而只保留纪评。这样，开明书店本尚误者仅有5条，而这5条在人民文学本中也已由责任编辑更正4条，只有笔者发现的1条未予更正：《诔碑》注（27）“纪评曰‘碑非文名，误始陆平原。’”此条实为黄批。。因为，扫叶山房石印本《文心雕龙辑注》页眉之黄批与纪评已无任何形式上的区别，极易致淆；而《四部备要》本《文心雕龙》页眉之黄批与纪评尚可以字数和字体别之：即每行五字、字体方正者为纪评，每行四字、字体瘦长者为黄批。

没想到这条问题颇多的注文中，竟然蕴含着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使我们得以解决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即“范注”的底本既然不是养素堂或翰墨园本黄叔琳《辑注》，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坊间流俗本”？这一难题甚至难倒了著名的版本校勘学家杨明照先生，以致他对“范注”底本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四部备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