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夕果

中国营造学社（以下简称学社），是由藏书家、古建筑学家、北洋政府的市政大员朱启钤于1930年创办的研究中国传统营造学的学术团体。创办的宗旨，一是整理中国古建文献，二是进行实证研究。学社创立伊始，成立了以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刘敦桢为组长的文献组和以从美国接受西方建筑思想和技术的梁思成为组长的法式组，展开了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其学术研究的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研究内容上“先重文献整理，后重遗物调查”。在学社存续的15年内做了大量的古建文献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对古代建筑实例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测绘，编辑、出版、征集了许多质量一流的图书，从而为学社积累了丰富的藏书。

一、学社藏书来源及藏书特点

学社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经费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部分自筹。在学社1929—1937年经费收支表[1]中，列出了1932—1936年购书刊的费用，分别为562.41元、930.30元、812.34元、512.20元和500.00元；而1932—1936年年度总支出，分别为26549.56元、25784.63元、32952.55元、38339.19元和46161.22元。用于购书刊的经费占学社年度总支出的1.1%～3.6%，凭借这些有限的经费，学社搜集和购买了许多珍贵典籍。

学社初创时期的工作，以中国古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出版为主，社长朱启钤制定的报中华教育基金会备案的学社《五年研究计划》中说，“编辑进行之程序，成书假定以五年为期”，五年之期第一年的工作就是“搜集资料，整理故籍，商榷义例，拟定表式”[2]。在学社编辑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用四页（无总页码）的篇幅刊登了《征求营造佚存图籍启事》：“本社前经征求李明仲先生著述已佚诸书。谅蒙鉴及。现因研究营造考古学。如海内外收藏家藏有后列各种书籍。或有类此之孤本。不论书籍图样钞本刻本。均祈赐教。不胜厚幸。”并列出了同在征集之列的《营造正式》《梓人遗制》《元内府宫殿制作》《造砖图说》《西槎汇草》《南船纪》《水部备考》等几部对营造研究非常关键的典籍。

对清代的建筑作考察时，又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一期《本社纪事》栏目刊登《整理故籍之提要》：“整理文献，本社之重要使命，而文献中以图籍为主，凡新旧图籍，但与营造有关者，皆应致力访求，加以工作，或钞存副本，或购买入藏，或以版本互校，或以印证他书，或预备编入丛刊，或设法单行发表，均分别撰具提要，以贡献于同志，兹就整理有得者，择其尤要，披露于左。”《提要》之后，列出了《惠陵工程备要》《清内廷工程档案》《正阳门楼工程表》《万年桥志》《京师坊巷志稿》《如梦录》《长安客话》《山西大同武州山石窟寺》《智化寺藻井照片》等年代较近、相对较容易获取的文献。

通过规模化的宣传征集，学社藏弆了许多图书。因经过严格遴选，并有明确的征集书目，这部分图书质量上乘。

学社藏书的第二个来源，是学社成员编辑出版的书刊，如《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由于都是学社精英参与编辑校对，或属通过勘测实证后出版的学术成果，因此这一部分图书质量更加优良。

在学社藏书中，有一部分钤盖了朱启钤“紫江朱氏存素堂所藏图书”的藏书印章。经过考证发现，这些图书还加盖了“中国营造学社图籍”的学社藏书印章。朱启钤是著名的藏书家，有许多珍贵藏本。学社初创时期，在社长朱启钤位于北平赵堂子胡同的家里办公，这些钤有朱启钤藏书楼印章的藏书，应该是社长捐献出来为学社成员使用并归入学社藏书的。私藏公用，品德可嘉。

学社藏书的另一部分是赠送书刊。《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二册《社事纪要》栏目刊登了学社收到的寄赠图书目录，“本社创立以来，承海内外同志及团体予以物质之援助者不一而足，兹先将书报之寄赠者刊登于左，以志不忘”，随后附录了学社收到的寄赠书刊75种，内容包括寄赠者、书名、卷数、册数、摘要。学社所藏期刊中，有许多是民国时期有名的教会大学出版，封面钤盖“赠阅”“请交换”的图章。可见，作为私人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的学术威望、当时良好的学术气氛和学术环境使得学社免费获得了赠阅书刊，从而丰富了学社藏书。尤为重要的是，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技术、学术快速发展时期，期刊、图书的版式和印刷都很精美，发表的文章都是当时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内容堪称一流。1930年到1937年是学社繁荣时期，这批书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学社藏书的递藏与流传

学社最初由朱启钤私人出资，并在他位于北平南堂子胡同的家里办公，后来转到故宫一所废弃的朝房内。“1937年，日军攻占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停办而南迁，（朱启钤）留北平，并将学社资料图书存入中山公园，出资雇人保管。”[3]北平沦陷后，学社转到四川李庄办公，社长朱启钤留守北平，雇请专人看管学社的藏书，使得这批藏书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

谈到中国文物研究所的历史及馆藏图书资料时，针对中国营造学社图书资料的流传情况，作为学社藏书的见证者和签收者的杜仙洲先生说：“解放后，开始讨论营造学社财产如何分配。当时参加讨论的有三家共3人：清华大学罗哲文；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一人，名字忘了；文整会是我本人。讨论结果，照相仪器、绘图仪器、照片等归清华，家具归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图书资料归文整会。当时大家戏称‘三家分晋’。”[4]

接受了学社图书资料的“文整会”，也就是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亦即现在的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1935年初创至今，进行了大量的文物资料收集整理工作，其中包括接受中国营造学社的这批书刊资料，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这批珍贵典籍的递藏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资料库收藏有一本名为《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代管中国营造学社图书登录簿》的油印小册子，登记了当时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接管的学社书刊590种，11333册。小册子的封面用红色铅笔题：“据夏组长及张凤山同志云此册是51年下半年印”，蓝色水笔题“接受营造学社书籍第壹册”“财产号据此册”。可见，当时北京和平解放后的文物典籍安置和整理工作是比较规范和秩序化的，这批藏书也因此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三、学社藏书的作用及影响

台湾学者李润海，在其著作《中国建筑史新编》中谈到了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的缘由：“中国营造学社的产生，是对当时‘国学’思潮的一种反映，也适应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设计的实践要求。”傅熹年撰文称：“把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作为一项专门学术，并建立在现代建筑学、美术史学和文献学的基础上，中外学术界公认是自中国营造学社始，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朱启钤先生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调集了一批典籍学、营造学的精英。因为合理使用这些典籍，中国营造学社的精英们频出成果，又因为这些成果以及这些成果的影响而使学社在短短的十五年内，从一个学术团体变成引领一个行业研究和发展的佼佼者。学社成就了一批建筑学精英，反证了学术成果——藏书的影响力。有结构合理的学社藏书可以利用，使得这些人省去了专门去寻找、去挖掘资料的过程，这些藏书对学社的历史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把这些藏书作为参考书目，学习学社的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构建建筑思想、开阔学术研究思路都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