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恒涛

（遵义师范学院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贵州 遵义 563006）

十年前，笔者曾撰文，初步探讨了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指出其内容与形式丰富多样等特点。由于时代较远，内容疏浅，对某些问题语焉不详。结合新征集和发现的相关文献，以及学界研究成果及笔者的新认识，本文进一步分析红军长征中宣传工作的特点，以期深化对红军长征问题的研究。

长征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重要建设时期，亦是国共之间的激烈军事对抗时期，双方除激烈军事对抗之外，舆论宣传攻势亦非常强烈。国民党军用标语、传单，特别是运用飞机从空中投放传单，这是国民党军的技术优势之一。内容主要是对共产党及红军的污蔑宣传，如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说红军杀人放火，或者说“红军是红头发，来了要开红山、杀人”等。［1］（P90）或者在军事上对红军进行威胁，宣扬国民党军的数量及装备优势，如红军进入湖南后，国民党军的飞机散发一些传单，其中几句是：“共匪们，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了的天罗地网！ ”［2］（P185）标语方面，国民党军也在行军途中书写了不少标语，当时的旅行家看到了红军走后沿途双方的标语盛况，民国学者薛绍铭在其旅行记中说：“遵义曾两次被共党攻陷，共党所至之处，墙上路旁，随处都是石灰水所写之标语。现在城内标语，多被洗刷，乡间则因不胜洗刷，残留者仍多。其标语下所书之部队番号，多为暗号，如‘红政教’、‘红南政’、‘红贵政’等。国军之标语亦然，如‘广东政’、‘天津宣’、‘台湾政’、‘明光党’等。 ”［3］（P115-116）反映了长征期间国共双方激烈军事对峙同时，展开积极的舆论宣传，以争取民众。国民党方面的新闻记者的报道中也反映了不少国民党军方面的宣传标语内容，如“打倒万恶的赤匪”“要安内才能攘外”“打倒共产主义”“实行三民主义”“实行新生活”“拥护国民政府”“复兴中华民族”“拥护唯一的领袖”等。［4］（P256）此外，国民党各地方党部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剿赤宣传队，深入城乡进行反共宣传，如云南省党委指导委员会组织“剿赤宣传队”，到红军经过川滇黔边各县，协同地方当局，组织宣传分队，深入各区乡宣传，并编辑出版《防剿赤匪》等宣传小册子。［5］（P60）主要方式是按照国民党省党部确定的宣传纲领、要点，向社会各界作演讲报告，力图肃清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同时调查民情，搜集地方军情、社情及政情等方面的情报。又如云南富州县（今富宁县）国民党党部编纂“剿赤宣传须知”，对国民党党部宣传队员进行系列要求，如必须真诚信仰三民主义，宣传应采取的方式如调查社会情形、认识民间疾苦、联络地方人士、研究群众心理。［6］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污蔑宣传产生了一定效果，给红军的长征造成了某些困难，如李坚真回忆指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除派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红军外，还在各地大肆进行反动宣传，污蔑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并到处张贴布告，扬言若有给红军带路、挑夫或卖东西给红军者，要杀全家，以离间红军和群众的关系，企图困死红军。有些地方的群众不了解红军，听信了谣言，又怕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听见红军来了，就把东西藏起来，青壮年男子和妇女都躲到山里去，村里只留下些走不动的老人”。［7］（P73-74）针对国民党军方面的宣传攻势及沿途群众对红军的陌生与误解，党和红军发挥宣传工作的优势，高度重视长征中的宣传工作，开展了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这些宣传内容，长征时期红军宣传工作亲历者有较为详细的回顾说明，［1］（P410-430）此不再赘述。

红军长征时期，与国民党军及各地方军阀部队相比，作为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军的宣传工作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党和红军领导重视，放眼全局，全员参与宣传工作

红军长征前及长征中，党和红军总部重视宣传工作，不断发布指示、训令对行军中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方式方法进行强调说明。如1934年10月9日长征前夕，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即将进行的长途行军和作战发布的政治指令中即强调了部队宣传的若干方面，如“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宣传解释工作，兴奋全体战士，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精神，与对胜利的信心”、“必须根据各兵团的战斗任务，灵活的提出政治口号与政治上的号召和竞赛”、“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尽量的召集伙食单位的群众会议，广泛的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在墙壁上多写标语口号，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 ”［8］（P58,60,61）长征前为即将准备长途远征作了相关宣传工作准备，印刷了大量的宣传品，如《十大政纲》《土地法》《劳动法》以及宣传红军宗旨和抗日等方面的布告。长征前期和中期担任中央红军红3军团宣传部长的刘志坚回忆说：“红3军团宣传部领到的宣传品，除了分发到各部队的外，还装了满满十来挑子，准备在长征途中散发、张贴”。［1］（P411）红军长征进入西南地区，相继发布关于地方及军队宣传工作的指示、命令。1935年1月14日颁布的《总政治部关于对地方宣传工作的指示》强调了地方宣传工作的方式及重点，“用布告，群众会议，飞行集会，宣传队等方式进行广大的宣传解释，针对群众对于我们的一切怀疑，揭破国民党地主和反革命分子对于红军苏维埃的造谣，具体的答复群众每个疑问。 ”［5］（P38-39）4 月 6 日颁布的《总政治部关于连队宣传组织工作命令》对红军部队基层的宣传工作组织作了调整说明，要求连队中的“宣传队工作合并于地方工作组，列宁室干事会，墙报委员会由支部文化娱乐干事担任”。［5］（P39）进入西北陕甘回民聚居区，中央军委为了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给各部队颁发《回民地区守则》，规定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不得任意借用回民器皿、用具，不得在回民住家杀猪和吃猪肉等。［1］（P48）

党和红军领导人长征中积极参与宣传工作。毛泽东，朱德，徐特立，胡耀邦等，不仅是军事家、政治家，更是革命宣传活动家。长征中，毛泽东、朱德利用群众集会的场合进行演讲，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当天，毛泽东、朱德在老城向群众发表讲话，感谢遵义人民对红军的热烈欢迎，讲了红军的宗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给当地群众以极大鼓舞。朱德总司令平易近人，见了群众总是笑嘻嘻地做宣传工作。在四川大渡边，他很通俗地用着他本家的四川语句向船夫讲穷苦人团结起来反对大地主土豪劣绅的革命道理。［2］（P350）董必武长征每到一地，“遇到一块好的墙壁，他往往会打开墨盒，提起毛笔，在上面书写起标语来”。［9］（P95）胡耀邦长征时任团中央副秘书长，在土城巧改敌人标语，把敌人写在墙上的标语“共产党来了杀人如割草，不管穷人富人一个跑不了”，改成“共产党来了，穷人翻身得解放，土豪劣绅一个跑不了”。［5］（P366-367）揭穿了敌人的谎言，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

除了红军领导干部之外，红军战士中凡是能写字的都积极参与到宣传工作当中，他们以满腔的热情在长征沿线播散革命的火种，正如老红军陈士榘所言，“红色战士的特点，不但善于用枪杆子打坍敌人，而且是宣传鼓动家”。［2］（P275）可以说红军是边行军作战，边做宣传工作。在贵州参加红军的苗族青年陈靖回忆宣传工作的情形，“我的工具除背包外，一支快慢机挂在身上，手提石灰桶，没有石灰就用红土，或用锅烟灰，没有笔就用稻草扎，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每天都要超额完成我们队长给我写 200 条标语的任务”。［5］（P398）

二、红军宣传工作覆盖面宽，对象广泛，影响深远

红军长征中，宣传工作覆盖面宽，对象广泛，包括对红军的宣传，对敌人的宣传，对群众的宣传。

对红军的宣传主要是鼓舞士气，使战士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聂荣臻指出长征中最大的难题之一就是如何巩固部队的士气，关键是“如何向指战员讲明红军的前途， 部队向哪里去”。［10］（P169）在红军中影响较大的《红星》报，经常刊载一些社论、红军作战捷报及行军作战中的英雄团体、个人以及注意事项，鼓舞红军士气。1934年10月20日的 《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指出，“在革命战争的紧急的转变关头，我们每个红色军人都要坚信自己的力量，坚信共产党和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坚信我们有着一切胜利的优越条件”。11月11日的《我们的胜利》指出了红军在党和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下，突破了敌人的两道封锁线，进到了广大的白色区域行动，取得了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11月25日报道的 《红军二、六军团第二次占领永顺城俘获人枪各千余，活捉敌六军参谋长一名》《打下飞机一架》《学习“无”团模范的战斗动作》《野战中的模范连——“牲”部第五连》，11月29日报道的《负伤不下火线，战到最后一滴血》，1934年11月14日的《怎样解决草鞋问题？》，1934年12月25日的 《预防伤风咳嗽》，1935年2月10的社论《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号召“英雄的红色战士们！紧张的战斗的动员起来，只有战争的胜利，只有深入的群众工作”，“才能完成我们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的任务！”1935年2月16日《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明确“全体同志们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枝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红四方面军长征中发行的刊物《红色战场》，连续报道党中央率1、3军团胜利到达陕北与红15军团会合，直罗镇战役胜利，陕北根据地不断扩大等振奋人心的消息，鼓舞被迫南下的红军战士。这些刊载于《红星》报、《红色战场》等报刊上的社论及战斗捷报，对鼓舞红军士气，明确行军作战意义及任务，坚定革命的理想与信念，坚持完成战略转移，效果明显。此外，红军还在战场上设置鼓动棚，通过唱歌、演讲、喊口号等综合形式，对战士进行战场鼓动，效果也很明显。黄克功谈到遵义战役中战士们受鼓动的情况，“马路上有军团政治部及十团政治处布置的色彩美丽的极有战斗鼓动意义的宣传鼓动棚。沿途张贴战斗鼓动口号。棚的旁边站着两队小小宣传鼓动家，一队唱歌……。一队口号队……。另有讲演员讲这次战斗的意义。红色指战员们经过鼓动棚时，被歌声口号激励得摩拳擦掌，踊跃前进”。［2］（P256-257）此外，抗日救国的宣传也是各路红军内部宣传的一个重要方面。长征时期不仅是国共两党所代表的不同阶级之间矛盾尖锐的时期，也是随着日军侵华不断深入、中日民族矛盾加剧的时期，党和红军自觉把工农阶级解放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军心涣散的一场退却变成向抗日救国前线进军的光荣事业，进一步坚定了广大红军战士的崇高理想信念，使其自觉形成为实现革命理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如外界对红军所评价的那样：“你们真是有主义的呀！假若你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为国为民的目标，为什么这些老头儿、小孩子、妇女们跟你们跑两万多里？难道徐特立、林祖涵、邓颖超、蔡畅等女士都是为了没有饭吃才来的吗？”［2］（P85）可见卓越的宣传工作对于鼓舞红军将士士气，坚定革命理想信念的重要作用。

对群众的宣传，主要针对沿地处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群众对红军不了解或误解的实际情况而开展的宣传工作。群众是红军宣传工作最大的对象，正如1934年11月4日 《红星》报撰文所指出的“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11］在陌生区域中行军，离开了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其困难可想而知。红军对群众的宣传，主要目的是消除国民党及地方军阀对他们的反面宣传而造成的误解，使沿途群众了解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觉悟起来，同情和支持红军。主要方法是通过标语、漫画等书面形式，或演讲、戏剧表演等口头宣传方式，同时结合实际行动，通过执行严格的群众纪律，打土豪分物资给群众等手段，满足群众的实际生活要求，以严格遵守纪律和坚决执行苏维埃政策的模范形象，“给居民一个强有力的现实的亲眼所见的经验——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12］从而达到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唤醒群众的目的。红军的标语口号宣传，结合其亲民为民的实际行动，犹如指路的明灯，给长征沿途的各族劳苦大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如贵州侗族青年杨和钧，读了红军标语，深受教育，救护红军伤病员，为反动派杀害，生前写下诗篇《板壁上的指南》，表达对红军道路的认同：“赶场天或是平常，寨上的农民或是行人来往，人人的目光都投向板壁上，因为板壁上有农民的指南。它是红军留下的标语，召唤穷苦农民站起来，打倒土豪分田地，扛起枪把东洋鬼子赶下海洋”。［5］（P21）

对敌人的宣传，主要目的是瓦解敌军，为我所用。红军长征中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有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各路军阀势力，同时敌人内部也存在诸多矛盾，特别是国民党中央同地方军阀的矛盾，官兵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客观情况，都为红军对敌宣传，瓦解敌军，提供了可能。对敌宣传主要通过歌曲、阵前喊话，在敌人可能通过的地方张贴瓦解敌军的标语、公开信，对俘虏进行谈话训话等。对敌宣传的歌曲有许多，红二、六军团的《瓦解敌军歌》《致白军士兵歌》，红四方面军的《劝郎回头》等，其中，《劝郎回头》结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对白军进行宣传，“拉把小胡琴，唱给白军听，日本侵占东三省。兄弟们，我们都是穷苦人，你们不要打我们，掉转枪口打日本”。［13］（P406）这些生动感人的歌曲配上乐器，结合战场喊话，对敌宣传效果明显，瓦解了敌军斗志，一些敌军逐渐放弃抵抗，引起了国民党军指挥官的恐慌。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针对贵州军阀部队的矛盾和地瘠民贫的现实，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出《给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的信》，揭露了国民党军及黔军军官不体恤士兵，对受伤残废的士兵“不但没有抚恤和优待，反而把弟兄们押去做苦工”，同时指出当红军的好处，有抚恤金，有田分，人人尊敬，强调“只有当红军，为解放工农穷人而打仗，才是最有价值的，才是最好的出路”。［14］（P32）

三、宣传工作形式多样，文字与口头宣传相结合，群众喜闻乐见

文字宣传主要是通过书写标语，绘制漫画，张贴布告，散发传单等方式。红军长征在经过地区，利用行军与战斗间隙，书写或刻写数量可观的标语，这是文字宣传的主要形式。红军长征中非常重视标语宣传，通过开展写标语竞赛等方式号召鼓舞红军连队干部战士多写标语。要求“凡是能写字的战士，每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都写一条至五条标语；标语可用毛笔、炭灰、粉笔、石灰块等书写；凡是宿营地及大休息地方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各连队每天写的标语数目要报告政治处统计起来”。［15］红军标语无处不在，除了门板上、墙壁上、山崖上，有的标语还挂在树上，或用石块压在地上。如红二、六军团在艰难的乌蒙山回旋战过程中，沿途树枝上挂着、地面上用石块压着的“同志们跟上来，走得赢就是胜利！”的标语随处可见。［1］（P185）红军队伍中的宣传干事还要负责检查沿途标语的书写情况，如长征时任军委第二纵队宣传干事的陆定一回忆说他“一路走，一路检查标语”。［2］（P196）红军书写张贴标语的盛况，敌方媒体也甚为惊讶：“红的标语，绿的纸张，贴满了每个房屋的壁头，白的，红的，蓝的……字画，涂满了每处的墙壁，而且大的传单，小的宣言，差不多每处都是”。［16］如此多的红军标语动摇了国民党及地方军阀统治的民众基础，以至敌方千方百计清除红军标语。如龙云发布手谕，指出红军经过的地方，“标语甚多。或用文字张贴，或用石灰红朱涂写抹墙壁，遍处皆有”，并命令各县“责成乡长派人随处搜寻，发现有此种标语，即予撕去或铲除洗涤，勿稍留痕迹为要”。［5］（P59）

此外，红军长征还散发或张贴了布告及宣传品，数量也不少，有的是铅印、油印或者石印，有的是毛笔书写。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土地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告白军士兵弟兄书》《出路在那里？》《革命歌谣选集》《苏维埃政府反日主张》《白军士兵抗日六条纲领》《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给中央军和黔军弟兄们的信》《为抗日讨蒋告工农民众爱国将士书》《关于割番民麦子的通令》《红军对番民十大约法》《共产党、红军对番人主张》《告回番民众》《告川军将士书》《什么是红军？》等。这些文告简明系统地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性质和宗旨。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西省东南地区后，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名义，编印了《什么是红军》的张贴传单，就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以及有关政策，在当地群众中广为宣传。

口头宣传主要体现在，红军每到一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便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主张，或者通过火线剧社、战斗剧社等战斗宣传队在部队或群众中进行话剧（文明戏）或化装宣传的演出。如红军长征经过湖南宜章，广西兴安界首、全州、龙胜龙坪，贵州遵义等地时，召开过群众大会，演出话剧，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政策，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如《红星》报报道《宜章城市工作的经验》中指出：“除了大量的散发与张贴传单、洗刷与图写标语外，还不断的进行了灵活的化装讲演，吸引广泛的群众来听我们的讲演”，“不断的召集了三、四十个小时的群众会，以及三次的群众大会（反帝、反国民党示威大会，拥护红军大会，反对强迫修飞机场、反对强迫当义勇队大会），在大会中、在游行示威中，大量分发了没收来的东西，群众情绪极为兴奋”。［17］红军在贵州黎平时，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虽然县城群众多被国民党政府强迫与欺骗登山，到会群众仍达三、四百人之多。经过演说与分发衣物之后，群众情绪更为热烈”。［18］红军长征进入黔北遵义后，红军宣传机关在群众中进行了不少话剧（活报剧）演出，剧目如 《送郎当红军》《打倒王家烈》《侯之担夹着尾巴逃》等，深受群众欢迎。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红军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独幕话剧《破草鞋》，深得战士们的喜欢。红军进入陕甘后，演出的《军民是一家人》的活报剧也深得各族群众欢迎。此外，红军在行军途中，设置宣传鼓动棚，通过唱歌、喊鼓动口号等方式鼓舞红军士气。张南生回忆红军中鼓动棚的情况，说五军团政治处“带有一支小小的宣传队，行军中，组织鼓动棚，敲锣打鼓唱歌，鼓动大家奋勇前进”。［5］（P364）话剧演出或化装宣传是长征中对居民及红军队伍经常采用的一种宣传方式，通过简单的舞台布置，形象生动的演出，收效显著，看化装讲演的红军战士“个个兴奋起来”，“前呼后应的议论风生”。观看的群众更是“两眼不停留的停在化装队身上。我们的唱歌队、口号队不断的发出激壮的歌声、口号声，给群众以最大的刺激和兴奋，直到宿营地，小孩们还在跟着走”。正如《红星》报的评论：“不论对本身、对居民，我们应该承认化装宣传是一种最活泼的有效方式”。［19］

四、红军宣传工作针对性强，通用性和针对性相结合

红军长征出发前夕，携带了不少苏区印制的通用宣传品，主要是宣传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各种政策、文告等，作为沿途宣传之用。这些宣传品数量至少有上百箱之多。［20］（P111）同时红军也注重通用性与灵活性的结合，结合所经地区的不同情况，制订合适的宣传策略。可以说，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不放空炮，不泛泛而谈，而是根据各地的具体民情，制定合适的宣传方针和宣传用语。

红军长征在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等地都根据当地不同的情况制定了相应的宣传策略。如红军一进入广西，总政治部就针对广西的情况，制定了专门的标语。其中有：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吸取民间现金！大家团结起来不用不兑现的金库券！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强迫民众修炮楼！大家团结起来不去修炮楼修马路！不替李、白军阀修炮楼修马路！反对强占民田修马路！反对李、白军阀强迫群众当后备队！打倒强迫群众当后备队的李宗仁白崇禧！强迫群众当后备队就是拉丁勒索！反对财户的重税重息实行不交租不交税！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压迫瑶民修炮楼！这十几条标语，是当年红军三军团宣传队书写在灌阳县文市乡唐家村唐荣济大门口的外墙上的。［21］（P44）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特别是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前后，及时制订符合当地民情政情及红军战略需要的标语口号，如：红军和工农群众团结起来！建立遵义的工农政权！创造川贵边新苏区！打倒无恶不作的王家烈！消灭卖国贼蒋介石的主力！消灭警察队和民团！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等等。［14］（P55）还发布文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告黔北工农贫苦群众书》，强调“我们工农红军亦将与黔北工农及一切干人们，更亲密的团结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创造黔南北苏维埃，最后推翻军阀官僚的反动统治，以谋永远的解放和自由！ ”［14］（P268）红军进入云南后，结合当地的民族状况，书写张贴了宣传标语，如“彝民们团结起来，实行不交租、不还债！”“彝民们同红军联合打龙云去！ ”［22］（P90）红军渡过大渡河，进入四川藏区后，红军总政治部针对当地民族情况及军阀压迫情况，制定了适合当地群众需要的标语口号。如反对四川军阀统治的标语有：四川工农兵与红军联合起来，打倒万恶的国民党军阀刘文辉，刘湘，蒋介石！打倒杀人放火的万恶军阀刘文辉！打倒抽收苛捐杂税的军阀刘文辉！打倒勒种鸦片的刘文辉！打倒出卖西康二十县的卖国贼刘文辉！打倒制造军阀混战祸国殃民的刘文辉！打倒制造灾荒饿死川民的军阀刘文辉！打倒屠杀夷番回苗的刘文辉！打倒抽丁拉夫封建派米的军阀刘文辉！打倒强迫民众修筑碉堡飞机场的军阀刘文辉！川军弟兄们！刘湘、刘文辉、杨森把你们害得够了，不要帮他们打红军！等等。

此外还专门针对当地主要是藏、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实际，制定了不少对夷、藏、番、回、苗等少数民族的标语口号。如：夷藏番回苗联合红军打刘文辉去！夷藏番回苗与汉族工农都是一家人一致联合打刘文辉去！推翻屠杀夷藏番回苗的国民党军阀！夷藏番回苗一致起来反对刘文辉的兵差徭役！夷藏番回苗有民族自决权！夷藏番回苗与汉人一律平等！夷藏番回苗有应用自己言语文字，穿着自己衣服的完全自由！红军是夷藏番回苗的好朋友！只有苏维埃才能彻底解放夷藏番回苗！欢迎夷藏番回苗加入红军！等等。［23］此外，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的标语口号如“打到雅州有大米饭吃，有衣服穿”，针对性强，国民党方面的新闻记者也称其“简单而明了，切实而动听”，认为其比国民党军方面的文章式的标语如“复兴中华民族”等更能激发士兵的勇气。［4］（P256-257）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陕甘回民区后，进一步结合当地回族群众的宗教信仰状况，大力宣传党的回民政策，张贴书写尊重回民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的标语口号，如“信教自由，保护清真寺！ ”“对回番民族不压迫！ ”等。［24］（P48）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宁夏兴隆镇回民居住区后，及时制订“三大禁令，四项注意”的宣传内容。如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注意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25］（P17）这些结合西北民族地区的政策宣传，树立了红军在回民中的仁义之师的形象，为后续红军顺利通过回民区奠定了群众基础。

五、红军宣传注重理论宣传与实践相结合，言行一致

党和红军宣传标语、口号、文告中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如何体现这一点呢？就是要通过实际的行动向群众证明党和红军能做到这一点，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红军进入城镇或村落后，宁愿露宿街头屋外也不惊扰百姓。打土豪分浮财如粮食、衣服、食盐等给群众。担心少数群众害怕土豪劣绅之后报复，不敢公开接受斗争果实，红军便在夜里将衣物、粮食悄悄送到群众家里。请驻地群众会餐联欢，嘘寒问暖，解决群众的燃眉之急；帮助群众看病，如红军在遵义期间，红军某部卫生员龙思泉为给当地群众看病，在返回部队途中被反动派杀害，群众掩埋龙思泉烈士，称其为“红军坟”，设法保护，定时祭拜；借用群众的东西按时归还，宿营的地方撤离时打扫干净；红军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取用群众的物资都要付足价钱，或留下表示歉意的字条及货币，如红一军团在四川叙永筹粮时，群众被反动势力胁迫，躲进深山，筹粮的同志只得留下钱，取走粮食，并留下写明部队代号的条子：“老伯，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工农红军，因为两天没有吃上饭，路过你这里，你又不在家，所以把你的粮食吃了些。现在按市价给你留下钱，请查收，并望你能原谅”。［26］（P17）红军不随便使用苏维埃币，机关报《红星》报刊布《不要乱用苏维埃国币》的指令，强调“请向导请运输员，一定要用现洋”“没有设兑换处的地方，不准个人用苏维埃币”。在一些城镇使用了苏维埃币，便设立兑换处，撤离时全部用打土豪得来的大洋、铜板等货币或物资予以兑换，不让群众利益受损。正是由于红军纪律严明，分财于民，民众“感觉赤军对他们有实际利益，所以趋之若狂”。［2］（P45）

红军宣传民族平等，行动上积极践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在苗族区域，不杀耕牛,不杀苗民中有信仰的甲长；在彝族区，与彝族首领兄弟相称，歃血为盟；在藏族区，不随便进喇嘛寺，不动藏传佛教的经幡等；在回族区域，不擅入清真寺，不损坏回民经典，不借用回民器皿用具，不吃猪肉、猪油。

红军宣传优待俘虏，实际上也是全力兑现，愿留则留，不愿意的则发放盘缠，让其自由离去。如肖克回忆红二、六军团长征时的俘虏政策执行得好，“对俘虏，我们有一贯的政策。就是多做宣传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定发路费——三块现洋。那时，我们自己顶多一个月发一块钱，或者只发五角，但是放俘虏的时候，一人一定要给三块现洋”。［27］（P162）这些实际做法印证了红军的理论宣传，也是红军宣传工作绽放威力的内在因素。

与国民党军的宣传相比红军长征中的宣传工作非常注重上下协同，全员参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科学性与实践性相结合，把宣传工作作为党和红军政治工作的生命线。无论行军和作战多么艰苦，锲而不舍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是红军宣传工作不同于国民党军的重要所在,亦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经验。卓越务实的宣传工作是红军长征胜利乃至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利器，它使得党和红军在危急的处境下凝聚了军心，进一步坚定了革命必胜的理想信念。危机中的共产党和红军在陌生的区域迅速打开了局面，唤醒了民众，赢得了各界各族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群众说“红军好”，［1］（P17）视红军为“活神兵”［10］（P215）“菩萨兵”［1］（P95），称红军为“救国救民的王者之师”。［1］（P169）军民团结一家亲，当兵就要当红军，这是红军战胜各种困难、克敌制胜、打开局面的利器和法宝。

习近平总书记说：“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28］（P5）他形象地指出了长征中宣传工作对于长征胜利以及作为宣传队的长征对于中国革命胜利的意义。长征时期人民军队卓越的宣传工作，对于当下的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新时期实现中国梦的新长征需要全体国民的价值认同，需要把凝聚国民共识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传播于广大国民。特别是在当下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各种意识形态、社会思潮激烈碰撞交锋的形势下，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工作，开展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宣传工作，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打牢共筑中国梦的思想根基。危机四伏的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及人民军队卓越的宣传工作给了我们很好的历史启迪。宣传工作需要各级党和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全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宣传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根植于人民，适应群众心理，关心群众切实利益。宣传工作更要避免空泛的理论说教，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言必信，行必果，有的放矢，注重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