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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古典作家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共十五章，其中第一章对斯巴达女人和婚姻生活的描述，成为后世人们了解斯巴达社会，尤其是斯巴达妇女社会生活状况的重要史料。本文基于对《斯巴达政制》1.3-1.4中的重点字词、辞章和文脉的梳理，深究色诺芬的笔法。色诺芬对照斯巴达与其他城邦在女性的饮食、劳作、身体锻炼等方面截然不同的政制安排、立法措施和生活方式，处处都是盛赞的口吻，然而，其中却暗自检视了斯巴达女人的道德品性和斯巴达城邦的精神。色诺芬从政治哲人的角度思考斯巴达女人与政制的关系。他对斯巴达妇女隐秘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斯巴达城邦隐秘的批判，因而可以说，色诺芬从《斯巴达政制》第一章一开始就促使我们思考：斯巴达城邦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优于其他城邦。

希腊古典作家色诺芬（Xenophon）的《斯巴达政制》（Spartan Constitution）一书谈政制，其实非常关注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政制”（politeia）听起来很现代，在色诺芬的时代实际上是关于城邦共同体的政治生活的选择与安排，既包括群体的公共生活，在色诺芬看来也包括男人与女人的私人生活。而《斯巴达政制》第一章第3到10句的内容，主要围绕女童/女人展开，从而与第二章开始的男人生活（从男童开始）形成对照。本文将绎读《斯巴达政制》1.3-1.4，绎读的方法是先梳理辞章和文脉，做一些必要的词语考据，再研判句子的义理。在研读中本文试图解决三个问题：首先，色诺芬为什么以女人的饮食、劳作、锻炼以及婚姻话题作为第一章的核心内容？其次，色诺芬对斯巴达女人的看法究竟如何？再次，色诺芬对斯巴达女人的态度与他对斯巴达城邦及其政制的判断是何关系？

一、《斯巴达政制》的开篇

《斯巴达政制》的谋篇布局中，第一章第一至第二句（1.1-1.2）是一个序言式的开篇，色诺芬以略显夸张的口吻，惊赞人口稀少的斯巴达因为吕库古（Lycurgus）的礼法而成为强大驰名之邦。1.2句尤其强调了吕库古礼法的特点：“采用与多数城邦截然相反的体制”，“截然相反”这个特点在《斯巴达政制》后面（第一章余下的1.3-1.10以及随后各章）不断被提及和强调，以凸显斯巴达与其他希腊城邦不同的政治选择和生活安排，即政制。

色诺芬一谈到斯巴达人，或者说当他着手讨论政制问题时，以育养孩童和女人的饮食、劳作打开《斯巴达政制》第一章的正文（1.3）。

［1.3］首先来看看孩童的育养。其他希腊［城邦的］人对那些将来要为人母、受良好举止教育的女童，给她们食用尽量少的面饼，以及极少量的佳肴；禁止她们饮酒，或者只许她们喝掺了水的酒。那些希腊人还希望他们的女儿们像大多数手工匠坐着干活一般，安安静静地坐着纺织羊毛。怎么能指望这样养大的女子能生育出结实强壮的孩子？［1］(P64-65)①

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色诺芬这里使用了“孩童的育养”这个词，虽然希罗多德用过“生儿女的父亲”一词（《历史》1.59.2，5.40.2），但是，色诺芬是第一个采用“孩童的育养”这一复合词的作家，而且在不止一部作品中使用 （该词用法见于 《斯巴达政制》1.3，1.7，1.8，色诺芬 《回忆苏格拉底》1.4.7，2.2.5）。［1］(P47)

按亚里士多德的看法，立法者应该考虑孩童的育养，特别是适龄男女结合的问题，如“配偶两方的年龄和他们的品质”［2］(P395-396)。虽然在生育儿女方面，一般男子是积极活跃的一方，女子是被动的一方，可是女子的身体健康与男性的健康一样重要。柏拉图说：“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结合在一起。”［3］(P192-194)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提到，要娶能生育好子女的女人为妻［4］(P52-53)，《会饮》中的苏格拉底甚至感叹女人不比男人逊色［5］(P26)，故而，在育养孩子这件事上，女人的贡献大概可以与男人平分秋色。

和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思路一样，色诺芬《斯巴达政制》中养孩子的话题迅速滑到女人的培育方面。但是，读到这里我们仍然感到疑惑，为什么色诺芬要以育养孩童和女人开始关于政制的讨论？

莫尔（J.M.Moore）曾设想，这是色诺芬在呼应他的雅典同胞克里提阿斯（Critias），据说雅典寡头统治者克里提阿斯曾于公元前5世纪末写作诗文评论斯巴达政制，其作品残篇写道：“我将从男人开始讨论。一个人如何发育出最好、最强壮的体格？前提是父亲积极锻炼、饮食优良、不断提高耐力，而未来孩子的母亲身体健壮并参与锻炼。”［6］(P94)色诺芬在这点上赞同克里提阿斯，妇女（尤其是斯巴达妇女）唯一重要的角色是，担任（斯巴达）未来公民的母亲。但是，另一位学者利卡（M.Lipka）提出质疑，《斯巴达政制》1.3的写法到底是在呼应他人之作，还是色诺芬刻意将《斯巴达政制》与自己的其他作品做出区分，因为色诺芬的其他作品，《雅典的收入》《论骑术》《论狩猎》以及同涉斯巴达主题的《阿格西劳传》都是按主题谋划全篇，而《斯巴达政制》1.3以下却是按女子或男子年龄的时间顺序铺陈，第一至第十章看起来像是描写一个普通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于是，利卡得出一个小结论，某种意义上《斯巴达政制》“近似于传记文学风格”，甚至就是在“影射阿格西劳的青年时代生活（色诺芬对国王的溢美也不能掩盖这一点）”［1］(P102)。但是，利卡的解释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为什么“传记文学风格”的《斯巴达政制》要以养孩子和培养女人开始普通斯巴达人生活的讨论。

如果要回答为什么色诺芬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政制的讨论，看来只能从他到底谈论了斯巴达女人的哪些话题，才能逐渐靠近答案。

二、斯巴达女性的饮食

从上引1.3原文，我们看到，色诺芬一上来就谈到其他希腊人的做法（明眼的读者当然知道所谓“其他希腊人”主要针对色诺芬的母邦雅典人），而且首先集中在女人成长阶段的饮食问题，主题无非一个：雅典等其他希腊城邦限制女人的吃食和饮品，面饼和佳肴供给量很少，禁止女人饮酒或者只许她们喝淡薄的酒。但是，接下来的1.4句对照性地列出斯巴达城邦的做法时，色诺芬却没有明说斯巴达女童饮食到底怎么样（吃喝什么、吃喝多少），只说斯巴达城邦的女自由民搞体育锻炼，劳作等低贱的活儿由女奴完成。关于她们的饮食，我们只能从他的对照性文脉中推断：斯巴达城邦给成长阶段的女童充足的食馔和饮料（包括酒精饮料）。那么，此处就有三点值得拷问：一是古典时期的希腊女性的通常饮食如何？二是斯巴达女人不一样的饮食带来什么结果？三是色诺芬谈论女人饮食的意图何在？

从1.3文中所列，女童们主要吃的食物是“面饼”与“佳肴”。面饼的意思较为确切，佳肴的理解有些微偏差，所以，西文译者的翻译也不尽相同，利卡译为“其他食品”（other food）［1］(P65)，虽然突出了与普通的“面包”（bread）对照之意，但没有点出是不常食用的肉肴，雷布尼希（Stefan Rebenich）的徳译为“配菜、附加菜”（Zukost）也属于此类。［5］(P51)相比较而言，莫尔译为“佳肴”（luxury foods）［7］(P75)，沃森（J.S.Watson）译为“肉食”（meat）较为恰切。［8］(P205)

此处为什么将面饼与佳肴对举，可能颇有深意。《奥德赛》曾出现过“面饼”与“佳肴”对照的用法：“一个女仆把许多面饼和酒酿装进车，还有神明养育的国王们享用的肴馔。”［9］(P52)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记载，有一个人“放着面包不吃而单吃肉食”，故而被斥责为老饕。［4］(P135-136)同样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讨论过，若要保持身体健康，只准吃面包。［3］(P334)应该说，古希腊人的饮食中，面饼或面包是简朴的日常食物，佳肴则是偶尔享用的肴馔，所以，色诺芬说雅典等城邦的女童们食用面饼是“尽量少”，佳肴则是“极少量”。色诺芬的遣词用语相当精准。

为何女童或女性要控制进食？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中说：“女性比男性更懒于活动，其进食亦较少。”［10］(P315)色诺芬也曾在《齐家》中教导说，无论在斯巴达还是别的城邦，控制食欲对男人和女人都是好的，尤其是对年轻女孩子。［11］(P33)对色诺芬而言，在摄食上让女性自我控制的理念主要是伦理－哲学层面的，主旨不是为了身体，故而，节制饮食当是在培养和磨砺节制的品德。所以，色诺芬所述的古希腊女性的控制进食与现代的节食减肥概念不相干，尽管古代人也完全了解身材苗条的美感。当然，希波克拉底以及亚里士多德也从生育的角度建议过女性应充分进食，比如不能让孕妇饿肚子，她们应“摄受富于滋养的饮食”［2］(P399)，然而，这方面的古代文献极少。

在《斯巴达政制》1.3，色诺芬看起来是以批评的口吻指责雅典等城邦节制女童/女性的食物，却与他在其他著述（尤其是其“苏格拉底文学”［12］(Pxii)）中主张和赞美节制的美德产生抵牾。乍一读，会让熟悉色诺芬的读者产生一种惊讶与不解，非常类似于《斯巴达政制》1.1中色诺芬描述的，斯巴达城邦人口稀疏却强大驰名，故而让他“惊诧”不已的体验。看来，不仅斯巴达是一个令人感觉不一般的城邦，而且，描述斯巴达政制的色诺芬到底是何寓意也是需要仔细揣摩的。

除了进食上的限制，《斯巴达政制》1.3谈到雅典等城邦禁止女性饮酒，最多允许她们喝“掺了水”的酒。荷马史诗描写的宗教祭祀和宴饮，那时候的人经常喝掺水的酒。［13］(P77)［8］(P6)通常男人也喝掺过水的酒，此乃古希腊饮酒惯例，然而，利卡敏锐地看出，此处的寓意不单纯是“掺水”，而是“掺入比男童或男人喝的酒更多的水”。［1］(P103)这即是说，雅典等城邦的女人饮酒上的限制比男人多，饮酒量、酒精度的控制标准都更高。古希腊文献中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对喝酒的限制有所不同，然而，基本上对妇女禁酒，妇女与那些没有身体自处权的儿童、奴隶、未成年男子一样，被禁止喝酒，她们只允许喝水，或者如此处色诺芬所言，喝比男人饮的酒更淡薄的酒。不过，也有反例，古典时期的雅典，女奴以喝酒的方式作证。妓女当然是饮酒的，按喜剧家们的说法，女邦民也饮酒。［1］(P104)但这些反例并非常态，也就不是例行的生活方式或政制的安排。女人禁酒或喝薄酒，背后的理由并非出于身体健康的考虑，而是因为女性的灵魂思虑机能“不充分”，控制力没有男性强，所以受到更多限制，这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是不言自明的观点前设。［2］(P39-40)所以，后世大概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希腊人中唯有斯巴达人允许妇女饮酒。对斯巴达女人行为放荡的指责，常伴随着对斯巴达男子宴饮时喝酒适度的赞美，从而暗示女人饮酒可能会酩酊大醉（酒神狄奥尼索斯在斯巴达是妇女祭拜的神）。［14］(P133-134)

总体上而言，以现代的标准来看，古典时期大部分希腊人的食物非常粗陋，且相对营养匮乏。即使鱼肉更易获取，一年中人们也只有在一次城邦大祭后偶有数次食肉的机会。就此而言，斯巴达女童的日常饮食不太可能优越到哪里去，不过，她们可能至少有较合理的饮食量。②

那么，到底斯巴达女童/女人的饮食如何？色诺芬没有明说，只能靠读者诸君自己推断。显然，既然斯巴达的做法与“其他希腊人”不一样，斯巴达女性就可能在饮食上没那么多限制。如果有充足的供给，她们选择的食物品种也许佳肴美食多于俭朴的面饼，而且数量可以不必“尽量少”。最有微妙涵义的是关于饮酒，斯巴达女性或许压根不禁酒，她们喝酒掺水的比例也许很低，可以喝浓酒。如果我们读懂了色诺芬隐去不提的这些话外之音，就会不由得担心，女人喝浓酒会不会产生无法预料的后果？允许妇女醉酒是否于城邦有害？

若联系《斯巴达政制》1.3和1.4的语境，我们可以说，斯巴达女性营养丰富的饮食自有合乎逻辑的目的，一是为了生育健康的后代，二是为了“像男人一样锻炼身体”。然而，设若当时的雅典读者从色诺芬1.3极为精简和克制的话语推断出斯巴达女性不加节制地饮食，就会形塑出一种观念：斯巴达妇女道德松懈乃至淫荡。我们可以看到，晚于色诺芬的亚里士多德已然作出了如此判断：“她们一直放荡不羁（akolasia/intemperance），过着奢侈的生活。”［2］(P83-84)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这是由于吕库古完全疏忽了妇女，没有给她们施以严刑峻法。

或许这就是色诺芬《斯巴达政制》1.3写作的隐微意图，字面上在谴责其他希腊人限制女童饮食的做法给生养孩子带来的弊端，实际上是让读者反思斯巴达女性饮食不加节制带来的后果。这背后的逻辑是一种典型的希腊古典时期的哲学精神：靠饮食给身体提供丰富的营养，远不及靠节制的生活方式（政制）砥砺人的德性更重要。就此而言，斯巴达城邦及其代表的斯巴达精神完全与之背道而驰，“《斯巴达政制》绝非斯巴达的颂辞，它实质上是对这个城邦及其精神最锐利的（虽则有所掩饰）讽刺”［15］(P25)。但是，老练的色诺芬却打从《斯巴达政制》一开篇就摆出大肆赞美斯巴达立法者和斯巴达生活方式的姿态，这种暗藏心机的“谬赞”风格看来将是整部作品的基调。

三、斯巴达女性的劳作

谈论完饮食之后，《斯巴达政制》1.3又写道：“那些希腊人还希望他们的女儿们像大多数手工匠坐着干活一般，安安静静地坐着纺织羊毛。”［8］(P114)这里出现了古希腊妇女的一个日常劳作：纺织。自荷马以来，纺织即是典型的希腊女性常规劳作，后来的赫西俄德、柏拉图、色诺芬都对此有过描述。色诺芬《齐家》中的地主伊斯霍玛霍斯说他迎娶15岁的妻子时，她只懂“纺毛料、做衣服”和准备食物［11］(P33)，所以大多数希腊妇女的日常活计就是纺羊毛、织布和制衣。

《斯巴达政制》中提到雅典等城邦让女人做纺织时，色诺芬其实还暗示，由奴隶做其他家务活计，这样女性自由民就可以把时间全部用于羊毛纺织。当然，无论在雅典或是别处，只有富裕人家才有这样的条件。［1］(P105)在条件较好的家庭，奴隶承担了比较繁重的工作，而对于最穷困的家庭，日常的家务活占去女人大量的时间。色诺芬曾建议，妻子应当做一些基本的家庭管理，可以和一和面粉、揉一揉面团、叠一叠衣服被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11］(P51)所以我们看到，雅典等城邦中的女性自由民最重要的劳作是纺织，有时兼管家务，无论具体做什么，这些女人大量的时间是参与家庭劳作，或者说一边劳作一边锻炼了身体，而不是撇下家务只锻炼身体。

此句中还出现了“坐着干活”一词，色诺芬的作品中使用该词惟此处一见。它不仅指坐着干活，还泛指总待在一个地方干活，如做鞋和打铁。［1］(P104)在《齐家》6.5中，色诺芬提到，这是典型的手工匠人的生活风格，他的措辞是“制匠的手艺”［11］(P39)。女人总是坐着干活可能于身体有害，正如吃不饱、喝不足也有害身体一样，所以色诺芬在1.3的最后一句说：“怎么能指望这样养大的女子能生育出结实强壮的孩子？”这里又回到了1.3第一句关于生儿育女的育养问题。女童的饮食和劳作话题都与生育子嗣有关。但是，仔细琢磨文句，色诺芬并没有否认女人纺织羊毛这件劳作本身，他只是说整天坐着纺羊毛对身体不好。换句话说，纺织作为劳作其实是女性的应当之举。赫西俄徳在《神谱》中严厉批判过自己不劳动，却用别人的劳动成果塞饱肚皮的“祸水”女人。［16］(P131-132)不劳作的女人，其实与饮食无度的人一样，缺乏约束自己行为的德性操练。

接下来，《斯巴达政制》1.4马上出现了这样的女人：

［1.4］与之相反，吕库古认为，女奴足以胜任纺纱织线的活儿，而女性自由民最重要的任务是生育子嗣。所以他用礼法规定，首先，女子应该像男人一样锻炼身体。其次，他给女人设立了与男人相同的比拼速度与力量的比赛，理由是身强体壮的父母其子女也必然体魄健壮。［1］(P64-65)

此段出现了两类女人：斯巴达女奴和女自由民，女奴做纺纱织线的活儿，“而女性自由民最重要的任务是生育子嗣”。当然已有学者指出，“女奴”和“女自由民”这对互补的术语，色诺芬可能取自雅典法律诉讼，用于斯巴达也许不太精确。斯巴达自由民被径直称作“邦民”或“斯巴达人”（Spartiate），而斯巴达的女自由民被称作“Spartiatis”。女自由民的人数并不多，她们并非完全不事纺织，偶尔也织制宗教仪式所用的织品。［14］(P30)雅典人可能采用“女奴”这个词指整体意义上的女奴，她们通常干粗重的活，如纺纱和照料病弱。［1］(P105)我们知道，生育子嗣在斯巴达是头等大事，色诺芬强调，选择妻子的一个关键就是她可以生育最好的子女。但是，1.4句让我们看到，斯巴达本该由女自由民自己承担的劳作，纺羊毛织衣服，分派给女奴干了。女自由民只管生孩子，其实也不管养孩子，因为斯巴达的婴儿一生下来就被交给众所周知的斯巴达保姆看养［17］(P106-107)，这倒是与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很类似。［3］(P194-195)

斯巴达的立法者吕库古以礼法规定，男女都必须锻炼身体，女子参加“与男人相同的比拼速度与力量的竞技比赛，理由是身强体壮的父母其子女也必然体魄健壮。”我们看到，不参加劳作的斯巴达女性，“像男人一样锻炼身体”。“锻炼身体”一词也出现于色诺芬的 《回忆苏格拉底》（3.9.11），但是没有出现在同时代人或更早的作品中。古罗马时期的普鲁塔克（Plutarch）曾对斯巴达女孩参与的身体锻炼给出了详细的描述：吕库古“让少女们锻炼身体：跑步、摔跤、扔铁饼、掷标枪”［18］(P102-103)。其他文献也表明，斯巴达女孩们要学会骑马、驾驶马车。［5］(P94)斯巴达妇女参加的体育竞赛有时是常规锻炼，有时是仪式性的，乃宗教节日的一部分。比如赛跑就是宗教节日里唯一为女性举行的竞技比赛，斯巴达少女的赛跑比赛致敬的对象有海伦、狄奥尼索斯、赫拉以及被称作“Driodones”的本邦诸神。［14］(P24)色诺芬明言，训练她们的动机是让她们有强健的体格生育孩子。

斯巴达女人可以同男人一样参加体育锻炼（更不必提她们锻炼时是半裸或全裸），可谓是获得了极大的生活自由，也带来一系列经久讨论的道德问题。斯巴达女性享有的生活自由无疑对她们自己是有益处的，也肯定具有实际意义，因为斯巴达男性长年离家为城邦服兵役，他们服兵役的次数远远多过其他城邦的男人。此时，斯巴达女性（自由民和女奴们）要承担起一切家庭事务。但是，斯巴达女自由民抛头露面参加体育锻炼，仍然遭到其他希腊城邦的尖锐抨击：她们被戏称为“露大腿的人”。欧里庇德斯的剧作《安德洛玛刻》中的珀琉斯说得很细，批判的态度很强烈：“斯巴达的闺女，即使想要贞节，也不可能，她们离开家里，裸露着大腿，穿着敞开的衣服，同青年男子一起赛跑摔跤，这是我所不能容忍的。”［18］(P352)普鲁塔克却力赞吕库古规定的这一举措：

他（吕库古）使得她们摆脱了娇柔脆弱和种种女性的娇气，让她们同青年男子一样习惯于运动时只穿着短袖束腰外衣……少女们衣着虽少，却丝毫不失体面，因为轻浮放荡已一扫而尽，伴随着她们的是庄重贞节；不仅如此，这样还使她们养成了朴质的习惯和对身体健美的热烈追求。［17］(P103)

普鲁塔克的文字尤其值得注意，其《希腊罗马名人传·吕库古传》的某些部分几乎就是对色诺芬《斯巴达政制》的详尽展开。他对斯巴达少女体育锻炼的描写自觉地加入了对其“庄重贞节”的妇德的辩解，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说明，色诺芬《斯巴达政制》1.4始终萦绕着对斯巴达女人道德品性的思考和隐秘的判断，所以后来的普鲁塔克竭要力做出辩解。③

看来确凿的是斯巴达女性的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她们既不同于其他希腊女子，可以经常在外锻炼身体，穿着便于运动的少量衣服；又不同于斯巴达男性，她们吃住都在家里，有大量充足的空闲时间。［13］(P4)而我们不确凿的是色诺芬对于这种生活方式的判断，女性衣着暴露抛头露面是不贞节的表现，还是朴素地追求身体健美，训练女性不再娇羞？在《斯巴达政制》1.4的文脉里,色诺芬没有露丝毫口风。《斯巴达政制》通篇对斯巴达妇女没有只言片语的谴责，仅在第三章有一点隐蔽的批评：“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的自控力”（3.4）。［1］(PP72-73)所以我们只能推测，斯巴达女性是否由于不劳作，离开闺阁外出锻炼身体，改变了传统的女性生活方式，产生了道德上的松懈与放荡？如果斯巴达女人确实有道德上的问题，原因是否出自体育锻炼？

我们已经知道，亚里士多德明确指责过斯巴达妇女的放荡不羁。普鲁塔克虽然在《道德论丛》（Moralia 228B）里指出了“后来影响她们的道德松懈”［5］(P96)，却极力否认希腊古典时期众所周知的对斯巴达女人淫荡的指责：“那时在婚姻关系上普遍存在的自由，目的在于得到健壮的体魄和建立良好的政治，远不同于后日人们归咎于妇女的那种放荡与淫乱。”［17］(P106)

那么，色诺芬对斯巴达妇女的品德持何种看法？通过绎读《斯巴达政制》1.3和1.4，我们有理由相信，斯巴达女人的身体锻炼和过度的饮食都是色诺芬检视的对象。他也许暗示，由于饮食无度，不参加日常劳作磨炼品性，外在的体育锻炼只强健了体魄却无心性品德的培养，从而，斯巴达妇女妇德不佳乃至淫邪放荡就是早晚的事。接下来，《斯巴达政制》1.5-1.9对于斯巴达婚姻中的男女关系、财产继承的讨论，恰恰能够佐证1.3和1.4暗伏字里行间却未明说的这些推论，而且会进一步明确这些推论（限于本文篇幅，对1.5-1.10的绎读需另文撰述）。

四、结 语

希腊古典时代晚期以及此后形塑的关于斯巴达妇女的观念，主要的史料依赖色诺芬与普鲁塔克。而追溯普鲁塔克描述的斯巴达，色诺芬名下包括《斯巴达政制》在内的斯巴达文学应该是其最重要的源头。《斯巴达政制》第一章对斯巴达女人和婚姻生活的描述，成为后世了解斯巴达社会，尤其是斯巴达妇女史的重要史料。

除了史料的意义之外，更重要的是，色诺芬从政治哲人的角度思考斯巴达女人与政制的关系，从而暗示理想的政制与现实的政制之间的巨大差距。从字面上看，《斯巴达政制》几乎把斯巴达当作理想城邦，斯巴达女人及其生活是这个理想城邦政制生活的一个侧影。而如上文分析所示，斯巴达政制的现实隐伏在色诺芬的“谬赞”言辞肌理之下，我们对色诺芬言此意彼的写作意图理解有多深，斯巴达作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就有多大。简言之，色诺芬对斯巴达妇女隐秘的批判，同时也是对斯巴达城邦隐秘的批判。这些被视为理想母亲的人，饮食无度，只参加体格的训练，没有日常的劳作，而且婚姻内外的性欲无度，财产管理权力渗入不止一个家庭。斯巴达妇女是由如此的城邦制度培育，受城邦精神熏染，从而，色诺芬从第一章开始，就让读者们思考，斯巴达政制，或斯巴达城邦的生活方式，是否真的优于其他城邦？

在《斯巴达政制》第一章的结尾（1.10），色诺芬带着十足的修辞意味说了这么一句话：“任何人可自行判断，［吕库古］他这些措施是否使得斯巴达人在身材和体力上更优于他人。”［1］(PP66-67)这种修辞诘问的形式，带有特别的反讽味道，既可以解读为“斯巴达人过去曾经十分出色”［5］(P98)，而现在今非昔比，也可以解读为斯巴达人只有身体上的优势没有德行的训练从而德性有亏。而对斯巴达城邦、斯巴达人到底是褒还是贬，就需要贯通第一章以及整部书的文脉，才能洞悉色诺芬的谬赞之意。

注释:

①文中所有《斯巴达政制》的汉译，均为笔者自译。

②莫尔认为，色诺芬很可能夸大了斯巴达与别的城邦之间的饮食差异，并明显注意到色诺芬文风中夸张的对比，即斯巴达城邦相比其他城邦,处处棋高一着的举措，但是，他以为这是色诺芬行文粗疏所致，没有考虑色诺芬可能有春秋笔法的写作意图。

③斯巴达研究专家卡特利奇（Paul Cartledge）指出，有关斯巴达女性的情况，为斯巴达做道德辩护（moralizing apologists）的色诺芬和普鲁塔克很难说是无懈可击的目击证人，然而，他们所说的话起码在某些方面可以修正和补充更为真实可信的亚里士多德的描述。卡特利奇的二分法将色诺芬、普鲁塔克划为替斯巴达女性辩护的一边，把亚里士多德划为批评斯巴达妇女的另一边。他显然将色诺芬归入了亲斯巴达派，这恰恰是成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