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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存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即各种外来的“理论”，特别是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非文学”理论大量入侵文学研究领域，这种外来理论入侵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将文学研究变成了表达自身观点的平台，而文学研究则正在被异化为那些外来理论具有有效性的佐证。从放送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强化文学批评领域的基础建设和深入研究，呼唤批评传统的回归，是摆脱这种困扰的必由之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成绩斐然，但也存在着一些不能回避的问题，即各种五花八门的“理论”、特别是大量“非文学”理论纷纷入侵文学研究领域，并扭曲着文学研究。学界部分人士对“理论创新”和跨学科研究的片面理解与盲目追求，导致诸多“非文学”理论通过文学研究以表达自身的目的得到了成功的实施，而文学研究则被异化为这些理论的载体、注解或佐证。文学研究的基本目的被遮蔽或淡忘了，年轻学者更由于这种理论的困扰而感到无所适从。基于上述现象，笔者呼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外国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批评史的译介、教学和研究，联手完成“科学院版”大型多卷本《西方文学批评通史》《西方文学批评经典译丛》这类学科基础工程，将外国文学研究推向更健康的前进道路。

一、“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困扰

国内外国文学研究正在经受着多种“理论”幽灵的困扰。这里所谓的“理论”，主要不是指以“创新”外衣出现的各种勉强可纳入“文学理论”范畴的准理论、亚理论和伪理论，而是指主要来自西方的诸多“非文学”领域的理论，包括来自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种种理论，还有更琐碎的后殖民主义、性心理学、身体哲学、身份理论、空间理论、交往行为理论、创伤理论、疾病理论、规训理论、资本和场域理论、新经济批评理论、世界主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理论，集团式地涌入文学研究领域，并正在将文学研究变成张扬自身观点的领地。

很多人争先恐后地研究这些理论，但只限于对其进行转述和介绍，而几乎完全没有任何评价，这种转述与介绍根本谈不上“研究”。譬如，一篇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理论》的博士论文，笔者曾提出了这样的评议意见：“主体部分（2—6章）的结构安排和论述方式，使论文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理论概述’，作者本人的见解被淹没在对于各代表人物理论观点的复述中。”并且在已发表的许多学术论文中，这种现象比较常见。

当人们试图运用这些理论进行文学研究，进入作品解读和阐释时,便出现了“理论先行”这一更为普遍的现象。所谓“理论先行”，就是在写作论文时，首先根据某种理论，依葫芦画瓢般地设置一个“理论框架”，进而对这种理论的要点作出概括，然后再依照这些要点对作品文本做对照检查式的考察，说明自己所面对的作品文本中的某一方面正好吻合于、相当于该理论的某一要点，最后是证明了这部作品的若干主要方面分别对应于这种理论的所有要点。频频出现的这类文章的选题一般是：《××理论与〈×××〉》《〈×××〉中的××理论》，或《××理论视域下（中）的〈×××〉研究》等。

套用某种文学理论或非文学的理论“解读”各类作品的现象更为常见。如苏联学者巴赫金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所形成的复调小说理论被翻译、介绍过来以后，国内学界不少研究者套用它来评论文学史上的各类作品。经由他们的阐释，从薄伽丘的《十日谈》、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歌德的《浮士德》，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莫泊桑的《项链》，再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福克纳的《喧嚣与骚动》、艾略特的《荒原》、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爱伦·坡和杜拉斯的小说，等等都成了“复调小说”。对此，巴赫金本人倘若地下有知，也未必会赞同或高兴，因为这些文章与其说是论证了复调小说理论的普适性，不如说是雄辩地证明了“复调性”“对话性”根本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个性特征，几乎所有大作家的作品也同样拥有这一特色。

近年来，国内外国文学研究中普遍存在另一种现象，即想当然地认定并论证作家的创作总是直接受到某一理论影响的结果。这类研究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基本思路，即预设理论先于创作，想当然地认为作家在开始进行创作之前，就已经认同了某一理论，其创作过程不过是把这种理论予以“形象化”表达的过程。这类研究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文学创作是作家独立构思、自由想象的创造性成果，它所形成的结论，只是确认了理论必然先验地规范与指导着所有作家的文学创作。例如，有论者断定巴尔扎克是在传统小说理论的影响下进行创作的，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是接受现代小说理论影响的结果。但文学史事实却与此论断恰恰相反：巴尔扎克从1829年开始《人间喜剧》系列作品的创作，1842年才写下《人间喜剧》“前言”，集中表达了自己的创作观；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按他本人所说，只是“陈述了我小说中固有的、我自己关于小说的想法”［1］（P1）。可见，这两位大作家都不是在接受某种“理论”之后再去写作的。

还有论者在研究纳博科夫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时，首先描述“空间理论”在理论界的崛起，接着勾画文学界“空间小说”出现的图景，再考察纳博科夫个人“空间观”的形成，最后论证作家把这些理论观点一一运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完成了他的“空间书写”。这种强制性的论述，生硬地将纳博科夫的创作说成是演绎“空间理论”的结果，既根本不符合作家的文学观念和实际的创作过程，也完全遮蔽了其创作的艺术独创性。众所周知，纳博科夫是最激烈地反对在作品中宣扬和演绎任何一种理论的作家之一。事实上，很少有作家是按照某种理论进行创作的，正如没有哪一位出色的翻译家是在某种翻译理论的指导下从事自己的翻译一样。

以上这些现象，都是“理论”侵占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有害后果，文学研究被异化为这些理论的载体、注解或佐证。与研究工作同时受害的是研究者本身，尤其是年轻学者。他们只得去追踪日新月异的种种理论，煞费苦心地企望依据某一理论搭建出论文写作的框架，却往往苦于久久不能在那些标新立异、故弄玄虚的“理论”与自己所要研究的作品之间找到什么联系，一次次陷入“理论的”纠结、困惑和恐惧中，以至于怀疑自己当初选错了专业方向。

二、“理论”绑架文学研究现象愈演愈烈的原因

“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空前困扰是怎么发生的？从放送者、困扰者的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可以发现这其实是各种理论本身实现传播自身理论目的的结果，仿照杰姆逊“历史的诡计”［2］（P85）的提法，不妨称之为“理论的诡计”。上述各种理论尽管名目繁多，却有着一个共同的、驱使其四面出击的内在动因，即由于看准了文学对影响人的精神、意识和心理的巨大作用，于是便千方百计地试图通过入侵文学研究领域来表达自身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的诡计”从古罗马时代便已开始实施，一路走来，不断遭遇顽强的抵抗，终于在20世纪传统价值观丧失、信仰危机、人们陷入精神“荒原”的大背景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已经并正在继续绑架、操控和扭曲着文学研究。

从接受者、被困扰者的视角看，“理论”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困扰源自对“理论创新”的褊狭理解和盲目诉求。正确认识“文学理论”的原本意义是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文学理论作为跨越民族、语言、文化和时代界限的文学的基本原理，是随着世界各国文学史的进程逐步建构成型的，其早期代表性论著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而后有19世纪初期黑格尔的《美学》，延伸至现当代则先后出现了美国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42）、苏联时期格·尼·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1978）以及中国学者钱中文的《文学原理：发展论》（2007）等。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3］（P32）它所探讨的是关于文学的起源、本质、构成因素、存在形态和发展规律等问题。只有当研究者就上述诸问题或其中的某一个问题提出新观点、新看法，从而必然导致被广泛认可的文学理论著作的重编或改写时，才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创新。然而，在某些研究者的心目中，将生成于异域的某一理论（无论是文学的，还是非文学的）译介到国内来，套用某一理论来解读文学作品，发现某一作家作品和某种理论之间的联系，都属于理论创新。这是对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理论创新”的严重曲解。

上文提到的“理论的诡计”作用于研究者寻觅新的“学科增长点”的尝试时，还不可避免地引起后者对跨学科研究的竭力追求，并进一步助长了“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操控。有的研究者片面地认为，一切文学都是由一定的理论引导的思想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理论的形成和引领在先，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的文化各门类的创造活动在后；文学、艺术和各门类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离不开理论的催动与指导，又反转过来自觉地参与理论的推广和使用，同时还受到文化各部门诸多种理论的横向影响。这种颠倒理论与文学创作之关系的认识，必然导致默认理论对文学的引导，放任各种以“文化”为名的理论肆无忌惮地凌驾于文学研究之上。诚如当代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4］（P2）不可否认的是，类似的现象目前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依旧大量存在。

目前外国文学研究的评估机制对“理论创新”的过分强调，也间接助长了种种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扭曲。研究者们不得不设法向某种理论、最好是某种“新理论”靠拢，好像在自己的文章中不引用几句理论家的语录，不提到一些理论家的姓名和著作，就会被指责为没有任何创新。一些期刊受制于这种评价体系，也雪上加霜地用“加强理论深度”来要求战战兢兢的评论者，评论者们的心理纠结有增无减。这时，“理论的诡计”的实施者可能正在一旁得意地冷笑。

当外国文学研究者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于各种“理论”时，可能没有注意到，世界文学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批评经典却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殆尽。西方文学史上的一系列大批评家以及他们的经典批评著作，长时期处于当今学界的视野之外。正因为如此，我们热切地呼唤文学批评传统的回归。

三、摆脱困扰的出路：文学批评的回归

文学批评是关于具体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研究，在国内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中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西方文论”（西方文学理论），当然不能包括或替代“西方文学批评”。如果既不具备文学批评史的系统知识，又对文学批评经典过于陌生，那就必然缺少进行文学研究切实可靠的参照。因此，只有加强文学批评经典、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才能彻底摆脱因“理论”入侵文学研究而造成的困扰。

仅就研究欧美文学而言，除了系统掌握欧美文学通史、拥有阅读欧美文学经典作品的丰富感性积累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知识储备，这就是关于文学批评的系统认识。具体而言，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应包括以下几个层面：（1）系统把握文学批评（从古希腊、罗马至20世纪末西方各国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进程；（2）精读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著述，即“欧美文学批评经典”；（3）透彻了解与自己集中研究的国别文学史相联系的国别文学批评史（如英国文学批评史、法国文学批评史、德国文学批评史、俄国文学批评史、美国文学批评史等）；（4）熟读与自己集中研究的国别文学史相联系的国别文学批评史上各个时期出现的有代表性的著述，即“×国文学批评经典”。

掌握了文学批评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走向，就相当于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绘制了一幅文学批评的“地图”，它是我们了解各国文学批评的整个发展进程中出现过哪些重要的批评流派、有成就与影响的大批评家及其优秀批评论著的基本指南。在全部文学批评史中，和我们个人的研究对象直接相关的国别文学批评史是更应予以关注的，需要我们以更多的时间反复阅读和理解；但对于国别文学批评史的把握，又必须以对于整个文学批评史、至少是西方文学批评史的认知为前提，否则我们的研究就会出现韦勒克所估计到的那种“荒唐的后果”［3］（P47）。

在掌握文学批评史的发展线索的基础上，更为重要的是深入研读文学批评经典著述，这些批评经典，就是文学批评大“地图”上的一些最重要的“景点”。这些“景点”即是“经典”，既包括整个文学批评史上的批评经典，也包括和我们的研究对象相关的国别文学批评经典。通过对两大系列批评经典著述的细读，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各国重要批评家们所关注的对象、所关注的问题究竟有哪些，了解他们分别采用了什么样的批评视角、批评方法和具体操作方式，发现他们的批评话语和表述形式呈现出什么样的特色，从而提高自己对各种文学现象的认识能力、概括能力和分析能力，在经受经典批评话语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熏陶中提升自己的研究水平。

中国国内学界在欧美文学批评史的译介、编撰和出版方面已有一些积累，如文学批评通史类的著作有：卫姆塞特、布鲁克斯合著的《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韦勒克的8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王柯平主持“9卷本《剑桥文学批评史》（1997—2007）翻译与研究”，哈比布的《文学批评史：从柏拉图到现在》（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国别文学批评史类著作有：王焕生的《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译林出版社，1998），刘宁主编的《俄国文学批评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王守仁、胡宝平的《英国文学批评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文森特·里奇的《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汪介之的《俄罗斯现代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王腊宝等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等等。

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也已为外国文学批评经典的译介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老一辈学者陈燊先生主编的65种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1979—1998）。这套丛书中共有文学批评论著36种。这些批评著作分别论及世界文学经典中的印度两大史诗，以古希腊罗马文学为源头、历经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17—20世纪西方文学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大作家。入选这套丛书的批评论著均为文学批评史上的代表性著述，而其批评的对象也同样是经典作家作品。这套外国文学研究丛书和它们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的文学氛围一起，曾令无数读者受益无穷。另外，国内学界陆续引进的外国文学批评经典，重要的还有勃兰兑斯的6卷本《19世纪文学主流》，戴维·洛奇编的两卷《20世纪文学评论》，“美国文学史论译丛”——包括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园之门：60年代美国文化》、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的归来：20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拉泽尔·齐夫的《1890年代的美国：迷惘的一代人的岁月》、亨利·纳什·史密斯的《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理查德·H.佩尔斯的《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大萧条岁月中的文化和社会理想》、范怀克·布鲁克斯的《华盛顿·欧文的世界》、埃德蒙·威尔逊的《爱国者之血：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文学》、罗伯特·E.斯皮勒的《美国文学的周期：历史评论专著》，等等。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批评经典后来都渐渐淡出新一代研究者的视野，取而代之的则是各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著作。

与外国文学批评经典的隔阂同我们对“理论创新”的盲目追求紧密相关。有的研究者似乎认为，文学研究就是要瞄准所谓的“理论前沿”，而不是要抱残守缺地反复研读那些批评经典。坚持这种观点，其实是没有认识到真正经典批评论著的长久生命力。笔者认为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就有对“经典”的独到理解：“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5］（P3-5）这说明了文学批评经典就是这样一些不会过时、应当反复重读、每次重读都会带来新发现的文字。

在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心目中，18世纪英国的萨缪尔·约翰逊就是一位 “经典批评家”，甚至是“各民族中空前绝后、无与伦比的批评家”。在谈到约翰逊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1765）这部批评经典时，布鲁姆指出：“在约翰逊以前，没有人如此表述过莎士比亚那独一无二的压倒性的表现力量”；他还认为约翰逊的《诗人传》（1781）“这部融诗歌评论与文学传记于一体的著作在英语世界中无可匹敌”。［4］（P140、P145、P147）因此，约翰逊才成为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专门进行评论的26位经典作家中唯一的一位批评家。或许有人认为布鲁姆偏爱约翰逊，但须知正是在这种“偏爱”或“成见”中包含着深刻独到的理解和敏锐准确的把握。如果说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偶像——心目中最伟大、最神圣的经典作家作品，那么，从事文学评论和研究的人们，也同样应有自己的偶像——心目中最优秀、最出色的经典批评家和批评论著，那应当是我们一生都乐意与之对话和交流的对象。

上文已提及的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就是这样值得始终关注的批评家。他的 《19世纪文学主流》（1871—1888）就是这样一部至今没有过时的经典批评著作。著者曾对1830年代的法国文学做过这样的评述：“对艺术自由的狂热，顷刻间占据了所有的心灵”；文学从18世纪的哲学化转而“以艺术的名义和尊严为目标了”；由于司各特、拜伦、歌德和霍夫曼等外国作家的影响，“一种令人联想到文艺复兴的精神创作活动已经开始”；杰出人物雨果的《〈克伦威尔〉序言》“冒犯了一切传统的偏见，并在最薄弱的环节上挫伤了当代的虚荣”；“这个人文荟萃、互相协作的短暂时期正是文学上百花怒放的时期”。［6］（P9-15）

如果说，从这一评述中可以领会到勃兰兑斯卓越的概括能力，那么，以下这段关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评价，则显示出这位批评家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出色的分析能力：

这本书包含了《新爱洛伊丝》的一切优点，却没有它的任何缺点；它激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在整整一代人中引起了强烈的热情和对死亡的那种病态的向往，在不少情况下还引起了歇斯底里的伤感、懒散和自杀，以致荣幸地被慈父般的丹麦政府宣布为“不合宗教”而加以禁止……

这篇描写炽热而不幸的爱情的故事，其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人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憬和痛苦。

维特也不是骑士，而是人类思想感情的缩影。他这点有限的空间，却反映了整个世界。他灵魂中的苦恼是预示着新时代的诞生并伴随着它的诞生而产生的苦恼。他最经常存在的情绪就是无限向往的情绪。他属于展望未来、开拓未来的时代。［7］（P19-25）

无论是概括还是分析，出自勃兰兑斯笔下的都是以流畅、灵动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大批评家的批评经典的魅力，于此可见一斑。

一些出自诗人和作家笔下的文学评论文章，也往往十分精彩，甚至令人拍案叫绝，如屠格涅夫、海涅、波德莱尔、T.S.艾略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评文字。试看俄罗斯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对《哈姆雷特》的诗行“节律运动”特点的揭示：

莎士比亚的节律是其诗歌的根基……在《哈姆雷特》中，这样的节律最为清晰。它在这里负有三重使命：它是作为刻画某些角色的手法而被采用的；它在声音中具体化，并始终支持着占主导地位的悲剧的情绪；它还理顺了某些粗疏的戏剧场景，使之臻于完美……

在哈姆雷特打发奥菲利娅去修道院的那一场戏之前，出现了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台词，以及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在这令人难堪的场面开始之际彼此交谈的诗句中的最初话语，其中还饱含着独白刚刚停止时的清朗的音乐。就其痛苦的色调和无序性（各种念头在其中彼此追逐、互相挤压，抑制住主人公流露出来的疑惑）而言，哈姆雷特的独白好像是安魂曲开始前骤然响起又突然中断的管风琴的预先演奏。这是在某个时候写就的最惊慌不安和疯狂错乱的诗行，表现的是死神莅临前夕不可名状的忧伤之情，其感情的力量被提升到了客西马尼语调的悲伤程度。［8］（P163-165）

从以上引用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什么是真正的文学批评；而他作为莎士比亚多部剧作的译者所作出的如此这般的评论，也再次提醒我们细读、精读作品文本对于批评的重要性。

文学活动横跨18—19世纪的德国大诗人歌德的长篇诗剧《浮士德》中有一句名言：“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都是灰色的。”［9］（P57）生命与理论的关系是如此，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关系也是这样。趋之若鹜般地追逐所谓的“理论创新”，争先恐后地套用“理论”对作品进行对照检查，甚至奢望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建构”某种无所不包的、大而空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是几乎完全忘记了外国文学研究对文学现象进行阐释，发现其价值和内涵，并作出审美评价的目的。文学研究需要“创新”，然而热衷于推送或套用国外的某种“新理论”并不是什么创新；只有对人所共见的文学现象有新的发现、有研究者自己的创见才是创新。为了真正形成这种创见，提高解读、阐释和评价各种文学现象的水平，将外国文学研究健康地推向前进，笔者呼吁国内学界高度重视外国文学批评经典和文学批评史的译介、教学和研究，联手完成“科学院版”大型多卷本《西方文学批评通史》《西方文学批评经典译丛》这类学科基础工程，以造福于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外国文学研究者和未来的整个外国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