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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域一直是加拿大文学批评中的一对相互依存的表达形式。长久以来，加拿大学界在地域文学与国家文学的审美价值和文学经典化方面争论激烈。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加拿大地域主义文学逐渐形成强大的文学表达形式，作为一种批评模式的地域主义文学批评也随之出现，与国家主义文学批评分庭抗礼，在意识形态方面消解国家均质化话语对文学表达的刻板化和原型化。

在加拿大，地域文学是个由来已久且极具争议的话题。地域文学（regional literature）和国家文学（national literature，或译民族文学）形成一对矛盾体，贯穿加拿大文学发展的整个历程。理解加拿大文学，绕开地域文学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地域文学素来就是国家文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以诺贝尔奖得主门罗为例，她的所有作品背景均假设在安大略小镇温厄姆或者汉拉蒂。门罗常常被视为地域主义作家代表，而且她“不喜欢被视为国家文化的代言人角色”［1］(P39)。她宣称：“很多人认为我是个地域作家，我在小说中常常描写我生长的地域……这些故事发生了，而地方就是其中的一部分。”［2］(P200)然而，地域文学常常遭到指责，被认为其审美和价值过于“狭隘”“地方化”，作家应该表达“加拿大的”文化。［2］(42)事实上，加拿大有众多的作家和“地域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地域文学的普世性、经典化和审美价值一直是加拿大文学界争论的焦点”［3］(P3)。了解加拿大文学是离不开地域主义文学的。但是，加拿大地域主义文学却因其“地域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有关地域主义和国家文学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