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杰

(河西学院 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环境不仅为人类的产生、进化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同时也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生存、进化和发展，而人类又通过生产和生活行为影响和制约着环境的变化。所以，人类要生存、繁衍就必须从周围环境中不断地获取物质和能量，而环境的客观属性与发展又不会因人类的主观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人类在适应与改造生存环境的漫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类只有遵循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去生产、生活，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否则，就会遭到环境的“报复”和“惩罚”。因此，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就成了一个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一、祁连山生态与“明花”水资源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由局部性和区域化向整个生态系统蔓延趋势，人类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了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技术现代化与社会进步，都是以人类无法弥补和承受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牺牲为代价的。

作为河西走廊的人们赖以生存的祁连山，是我国高大山系之一，是西北地区重要的生态储水输水中心，是造就了河西走廊绿洲的黑河、疏勒河、石羊河的水源地，维系着西北地区生态系统的稳定。由祁连山冰雪融水形成的河西绿洲和祁连山共同构成了阻隔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南侵的防线，也是拱卫青藏高原乃至“中华水塔”三江源生态安全的屏障，不仅影响西部生态，而且影响全国生态。由于极其重要的生态区位作用，祁连山的生态保护也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祁连山生态地位的重要性决定其极高的关注度，国内著名冰川冻土专家程国栋院士、地质地理学专家李吉均院士、全球气候变化专家秦大河院士等长期关注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研究。国家和甘肃省在祁连山不仅设立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而且还有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和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等国内长期从事祁连山生态研究的科研机构。这些专家和机构对于祁连山生态的长期关注，对于西北地区，甚至全国的生态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随着祁连山自然环境的变化，世代承受着大自然恩泽的人类生活出现了严重危机，于是对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关系的研究，就成了相关领域研究讨论的热门话题。在河西走廊水资源相对稀缺，地处干旱戈壁地带的明花一带，水对当地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祁连山大环境下生存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的裕固人传统水文化，以及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对生存环境的文化适应等方面进行梳理分析，以期唤起社会对近年来明花乡境内地下水过度开采、利用，引起水资源匮乏甚至危及人们生存这一问题的高度关注。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兰新铁路及临清高速公路北侧。明花乡属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管辖，却和肃南县的主体地界没有相连。东与高台县接壤，西与酒泉市肃州区毗邻。东西长70公里，南北宽36公里，总面积170 4.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 300～1 450米，年降水量66～87毫米，年平均蒸发量达2 800毫米，属典型的内陆沙漠型气候，也是肃南县惟一的平川地区。

从地理位置来看就是一块“飞地”，就文化区域来说犹如一个“孤岛”。在1949年之前，明花地区的裕固族都属于部落头目的管辖，当时主要由亚拉格和贺郎格两大部落统管，主要以放牧牛、马、羊、骆驼等牲畜为主要生计方式。1950年，当时的明花乡与祁连乡合并后设立了祁明区，划归现在的酒泉市肃州区管辖。1954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时，又划归肃南县管辖，并且单独设立了明花区，管辖明海、莲花、前滩3个乡。1958年改称红星人民公社，管辖前滩、莲花、明海3个生产大队。1959年与祁丰合并设立了祁明人民公社。1960年又与祁丰分离，改称双海人民公社。1961年又将双海人民公社分离，设置明海、莲花两个公社。到1962年机构调整后，再次恢复明花区公署建制，管辖前滩、莲花、明海3个人民公社，1967年明花区更名为南泥湾区，1971年恢复原名称，区公署驻地在莲花乡黄土坡村境内。1999年区公署搬迁到现在的明花乡双海子村境内，2004年撤区并乡后乡政府搬迁到明海乡许三湾村至今。

正如我国民族学家宋蜀华和白振声所强调的那样：“要全面地理解人类的文化，就离不开扮演这些文化的舞台——生态环境。”[1]水不仅是绿洲形成的首要条件，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水对于荒漠地带的生物和植物更是不可缺少的。明花乡地处沙漠边缘的荒漠地带，地表水比较少，生产、生活用水主要依赖于开采地下水。对于置身于干旱地区的裕固人来说，水是荒漠中所有生命的源泉，水为裕固人和作为他们生活中心的牲畜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因此，这里的人们把水看的非常神圣，自然也就形成了独特的具有地域特征的水文化传统。

在东迁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部分裕固人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至今。明花乡辖区内草原植被属荒漠草场和戈壁草场。草场类型主要为低湿地草甸类和干旱荒漠类，尤其是干旱荒漠类草场，植被覆盖率仅为全部面积的20%，平均每亩产草量只有21.83公斤。于是，日照充足，干旱缺水，植被稀疏，盐渍化严重，牧草种类较少，品质低劣，草原退化严重，生态环境恶劣就成了这一地区的生态特点。

二、水观念及其相关的水文化

郭家骥先生认为：“所谓水文化，就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利用和管理水资源的实践中，基于对周围自然环境的认知与信仰，利用水源的技术，管理水资源的制度这样三方面的内容，是信仰、技术、制度三元结构的有机整合。在这个有机整合的三元结构中，对水资源、水环境的认识与信仰处于核心地位，它是一个民族千百年实践经验的理性总结，或是通过神话、传说等想象和幻想的形式折射出来的历史真实，是一个民族宇宙观和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2]水文化在一个民族和地区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与水相关的文化事项既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其体现在一个地域或者民族的生产生活当中。

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一带，出现了很多与水相关联的地名。“地名是人类社会各种信息的载体，是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3]处于在荒漠地带的裕固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自己的生存环境有了充分的了解，对水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于是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民间禁忌和水文化。当人们打开明花乡地图时，惹人眼球的便是那些特色鲜明而又充满了裕固人智慧的地名。这些地名总是以与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的水有关联的泉、湖、海子、井作为地标，如灰泉子、刺窝泉、湖边子、小海子、深井子、黎蒿井子、疙瘩井子、锁盘井子、锅头井子、苦拓井、上井、中沙井等等。这些地名不仅反映了裕固人的聪明才智，也是一个水源的清晰坐标，是地域文化的载体，特定文化的象征，更是一种牵动乡土情怀的称谓，其中积淀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

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一带，也出现了一些用水禁忌，这也是水文化的体现。在戈壁地带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只能靠开采地下水来解决人畜饮水，因此，每家每户打井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了解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明花乡的裕固族民众在选择打井位置的时候，形成经验的同时还有自己的“讲究”，其实这个讲究也就是禁忌。

要选择高一点的地方，因为高一点的地方，下雨的时候雨水淌不到井里去，就干净一点。*ZXZ，82岁，访谈地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双海子村黄土坡井；访谈时间：2014年1月7日。

打井还要把街门让开，不能正对着街门。照着街门不吉利。挖井就是挖坑，照着街门不挖坑，不杈圈子，有这个讲究。讲究的就是四通八达么。*CLL，75岁，访谈地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双海子村黄土坡井；访谈时间：2014年1月7日。

仪式活动分为集体的和个体的，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为了祈求吉祥，往往需要做一些个体性祈吉活动。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一带，在动土挖井的时候，还要举行简单的祭祀仪式。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日常生活的禁忌。

挖井的时候，如果自己感觉不合适就请人(懂风水的人)看一下，如果自己觉得有把握没问题就不请人了，就是自己煨上个香。为了这个地方干净一些，这个地方挖窟窿破土哩么，煨上个香，撒上个五谷粮食，就是辟邪。一般就煨上个香，磕上个头，就是要动土么，给土地神、水神打个招呼，祭奠一下。希望这个地方出水利索一点，干净一点。还要说一点吉利的话，比如“a ra，a ra，a ra”，就是“干净”的意思。再就是“唵、嘛、呢、叭、咪、吽”，就这些……过年的时候要在井里扔三个油果子，就是敬神(祭龙王爷)的意思。还要在井上煨上个香，磕个头……过去女的身上脏(来例假)的时候不打水，生了孩子以后，什么时候你的身上不干净什么时候不能去井上。这个讲究是严格的很，去了以后对个人不利……祭海子也就是祭水神，就是在六月六么六月四。就是上个香，磕个头。过去海子上也不宰羊，不杀生，是不带荤的。*ZXZ，82岁，访谈地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双海子村黄土坡井；访谈时间：2014年1月7日。

在一个干旱缺水的地方，雨水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每当干旱少雨而影响到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时，就会出现一些由民众集体举行的祈雨仪式。在明花一带，历史上也出现过在海子湖边举行的求雨仪式和祭祀水神的仪式。

那时候我们也都小么，祭海子的时间好像是六月初四还是初六，这个不太准确。海子里面主要祭的是水神。那时候海子上的那个庙里供的几个神都有自己的名字哩，主要是起着一个求雨的作用。就是高僧也要把海子里的水舀上来，向天扬洒，意思就是要天下雨哩，就是那么个意思。

当时到庙上去的人就拿个盘馍馍，献一下，有时候也来个三四个高僧，最少也得来一个高僧，念个经。*ZYZ，81岁，访谈地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双海子村湖边子井；访谈时间：2014年1月6日。

海子上一年就那么一次，再没有。有时候天不下雨，就要求雨。那时候有一些蒙古族，他们中间有个僧人，有一年不下雨，他还和明海的一个僧人一起念了七天经，是求雨的。*ZXZ，82岁，访谈地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双海子村湖边子井；访谈时间：2014年1月6日。

上述材料足以证明，明花乡的裕固人中，曾经普遍存在着与水有关的禁忌及其与水有关的祭祀仪式。这些行为准则适用于他们生存环境拥有的任何一种水源，如海子、泉、湖、井等。这些禁忌的形成与他们曾经信仰萨满教的原始自然观和藏传佛教的自然生态观以及他们的现实生存条件均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水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人类对水的依赖远远超过其他任何自然物，因而水便成为人类最早产生并延续最久远的自然崇拜之一，对水的崇拜反映出原始宗教的原始性生态观。其次，对水和水源的保护是藏传佛教生态观的主要内容。再次，明花的裕固人所处的干旱区，年降水量仅66～87毫米，年平均蒸发量却高达2 800毫米，这样的环境条件也迫使人们注重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管理。因此，他们的这些禁忌是以保持水源的清洁和保护生存环境为出发点，反映了人们对作为生命之源的水的崇敬以及相关的环境保护意识。

在祭祀水神的同时还要祭祀土地神。由此可见，裕固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个以藏传佛教为核心，以“万物有灵”的民间信仰为体现的信仰体系。作为一种世界观，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裕固族民众热爱自然、保护自然环境的潜在意识。于是，呈现出了一种多元性和多重性信仰特点。

任何一个人类共同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并不是亘古不变的，人类为了适应环境，他们的生存方式就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在适应和改造所处的环境过程中，都会以一定的生态环境条件作为其活动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才能从事生存活动。这种生存活动使得原有传统文化发生变异或创造了新的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

林耀华先生指出：“我们心目中的环境，已不仅指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即不仅指它的地形、气候、水文等条件而且包括了植被情况、动植物种群及其结构，人类居住及其活动的情况，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以及上述诸因素之间的互动现象。”[4]畜牧业生计，是人类对于干旱和高寒地区的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明花地区的自然环境是十分恶劣，气候干旱，夏秋炎热，冬季寒冷，植被稀疏，盐渍化严重，牧草种类较少，品质低劣，产草量不高，草原退化严重。在这样的环境中，明花乡的裕固人，以畜牧业作为适应这种特殊环境的最有效的生计手段，不断探索生存之道。在漫长的适应过程中，逐渐改变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方式，充分利用草场环境特点，采取了以居住地为圆心，以各户草地边界为半径，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地放牧利用，每当春末夏初或秋季，将牲畜流动到边远草场放牧，控制中心地带放牧的住牧形式，用以维持正常的牧业生产。

畜牧业始终在明花乡的裕固人的经济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住牧成为明花乡的裕固人应对水和植物资源缺少，分布不均和季节性这一特点的一种文化策略。这个曾经以游牧为主的社会群体，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改变和放弃了原有的生产形式，摸索出了一种适合这种环境的生存之道。

“人类学家一般认为：人们如何适应水资源缺乏这一现实情况，是沙漠生态文化适应研究的焦点，人类想要在任何一种生态系统中维持生存，首先就要考虑那些对生命限制性的因素。在干旱地区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管理和利用水资源。”[5]由于明花乡境内自然生态环境差，草场退化严重，饲草料生产不足，影响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俗话说：“穷则思变”，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制于周围环境的时候，人类就会千方百计地发掘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潜在资源。明花乡的裕固人，由于这些年来，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加之受到周边汉族人农耕文化的影响，生存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于是，也开始开垦土地，进行农业种植。

三、社会变迁背景下的用水历史

20世纪60—80年代，明花地区出现了土地开发，同时水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明花乡的裕固人，在20世纪60至80年代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从零星的尝试、探索到规模化种植，蹚出了一条与畜牧业并驾齐驱的致富之路，农业种植最终在明花一带发展起来，并且成了有一定规模的产业。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明花首先在莲花贺家墩一带开始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人们尝试着利用西海子里面的水，然后开始了与自己的牧业生产有一定区别的农业生产。此时，水在当地裕固族的生活中有了另外一种意义。不过，这种农业生产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贺家墩在63、64年以前都是放牲口的。在63、64年的时候才开始开地种地，是集体开的地。那时候就是人民公社了，我们是贺家墩生产队。那时候开的地不多，就是在贺家墩西坝上面，那面有一个淌沟，打了一个坝，种了有十来亩地。那个淌沟是冒出来的泉水，下面打了一个坝，聚起来就可以浇那些地。到了春天的时候水还大得很，动不动还把坝都蹦破了。到了六月份以后水就干了，那些地种了大概两年，没有收成就扔掉了，当时栽了好多树，也没活。*JSH，75岁，访谈地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徐三湾村；访谈时间：2014年1月20日。

20世纪60年代初期，由当时“莲花公社”的湖边子、贺家墩、黄土坡3个生产队的人联合起来在贺家墩的攮沙泉，开垦了一个农场，称为“莲花公社井灌区”，开采地下水来灌溉土地。大约开垦了二百多亩地，一直持续到“大包干”时候。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末，在通往酒泉航天城的铁路修通以后，当时修铁路的解放军在莲花开垦了一百多亩地，还开发了(西)海子湖，引水灌溉，那些解放军撤走以后，将开垦的土地留给了湖边子、黄土坡两个生产队耕种。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没有取得满意的农业收成，但是，这种方式却拓宽了他们的生存思路。

后来在75年的时候，又开始开发草沟城了，草沟城最早开发是民兵开发的，应该是76年正式开始的，那时候还是干活在草沟城，核算在原生产队，投入也是相当大的，结果草沟城开发了一阵子还是不行，井塌的不成，又停下了。那时候打井都没有技术员，就是从各地方抽调了一些人组成了一个打井队，技术根本不行。当时打井就是下的水泥管子，这么高(大约一米)的水泥管子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放，外面用毡包起来的，泵下到井里因为沙大，动不动管子就脱节了把泵的耳朵压在两节管子中间了上不来也下不去，最后只能扔掉了。就那样坚持了五、六年实在不行就又扔掉回去了。那时候也开始大包干了，井也塌得不行了，就回去了。*CLL，75岁；访谈地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双海子村黄土坡井；访谈时间：2014年1月7日。

根据《明花区志》记载：“70年代初期，随着贯彻‘北农’会议(全国北方农业学大寨会议，于1970年上半年召开)精神，全区11个生产队都建起了农饲点，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靠井水灌溉、种植的主要作物有小麦、玉米、谷子、豆类、胡麻等，其中明海上农业、西农业、莲花、前滩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已达到相当规模。”[6]52在这几十年的生产中，明花乡的裕固人，在社会环境不断改变的形势下，当地民众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传统的水文化观念与信仰、禁忌被作为封建迷信给“革命”到销声匿迹了，传统的牧业文化在悄无声息地向农耕文化迈进着。

1990年8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政府确定在明花区许三湾滩进行移民扶贫开发，并列入自治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重点项目。于1992年4月10日成立了“明花农业综合开发区工程指挥部”，组建明花管委会，设置党政领导机构，隶属县委县政府领导。从此开始了对“明花农业综合开发区”的开发和建设，包括许三湾村、黄河湾、单沙窝、前滩南滩等片区。明花农业综合开发区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依托明花滩丰富的土地资源优势，为彻底解决部分群众脱贫致富而实施的移民开发、发展高效农牧业的重点区域，也是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之一。在2000年11月县政府决定于2001年将明花区公署及区属机关从前莲花搬迁到了许三湾。“截至2003年，共投入资金3 200多万元，建成35千伏送变电站工程1座，架设35千伏高压输电线路41公里，10千伏农电线路67公里；打成150米机电配套深井79眼，铺设低压引水管道134公里，‘U’型节水渠道10公里，节水灌溉面积达到2.1万亩。”[6]52原本从事牧业生产的明花乡的裕固人，在逐渐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学习了农耕，学会了灌溉，改变了自己的生产方式，变成了半农半牧，甚至完全改变了传统的社会角色，变成了农民。

一种文化的发展，由于环境的影响，进入了“瓶颈”阶段，并不会顷刻间“断流”的。总是会在周边环境和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发生变异，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出现。如土地开发区作为村的次级单位的“井”的出现，就应该是传统水文化观念的折射。在新的生存形式出现以后，在社会角色转换的过程中，最具挑战性的还是对水环境的适应。

到这边来我们的井上都装的是补偿器，那个东西用不来，深井子的郭××专门接受了水务局的培训。我们浇水的话，还要骑上摩托车去把人家叫来给我们开泵……已经不在的那个白××奶奶，她和她的儿子浇水时，埂子冲破了，老人急了，赶紧睡到水口子上堵水，她的儿子在老人身子前打了一个水坝才把水堵住。还有的人自己想办法，准备上闸板或沙袋子，一旦水冲开了就能用上……我们双海子的人直到03、04年才适应这种生活，以前都只是在这里种地，冬水浇完以后就回老家了，觉得家还在莲花，直到03、04年以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自己已经不是牧民而是农民了，这里才是自己生存的地方，应该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农业上来，于是慢慢才适应了这种生活。*MG，45岁，访谈地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双海子村；访谈时间：2014年1月22日。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当地民众对这种生计方式的适应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据了解，人们原有的水禁忌和水文化观念已经很淡薄了，动土打井时也由以前的煨桑撒五谷变成了血祭，打井竣工时只是燃放鞭炮，在水井管上系哈达、挂红，以辟邪、驱灾、祈福，还有部分传统文化，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改善后逐渐复原并传承下去，比如海子湖边祭鄂博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原。但是，生态保护观念在好多人的心目中发生了很大变化，表现出很多的盲从和无奈。

考虑不了那么多了。我们现在刚解决温饱，还想把日子过得更好一点，别人都在不断的开，别人能做我为什么不能那么做。半数人为了保护生态什么都不做，半数人还在破坏生态，结果破坏生态的半数人有钱了，保护生态的人什么也没有，生态还是被破坏了。*HZG，42岁，访谈地点：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双海子村；访谈时间：2014年1月6日。

在人们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之后，他们的草场、牲畜都没有了，再也无法回到牧业生产上去，只能从事农业生产，而以前分给他们的20亩农地，在每年庞大的生活开销下显得微不足道，于是为了生存，开垦荒地和剩下的一点草场是他们没有办法的选择。

四、结语

“适应过程是动态的，因为无论生物或其环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各种新问题和对旧问题的新解答不断产生必须予以考虑生物如何应付意外的地震、来自邻居的入侵、湖水的涸竭或推进着的冰川呢？另外，环境不改变也可以引起适应反应——以前未曾意识到的对生存的威胁可能突然被认识到。”[7]由于祁连山水源涵养和明花乡的草原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之近些年来，明花乡境内和周边地区大规模的土地开发，毫无节制的地下水开采，使得生活在这里的裕固人，出现了新的生存危机。今天，环境决定论已基本上被人与环境的认知模式所取代，其认为环境起着一种“限制性的”但非创造性的作用，或者说，认识到了复杂的共同的相互作用。但是，环境决定人类生物差异的解释继续表现出强有力的，决定性的影响。

明花乡的裕固人，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从生产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接受了农耕文化，逐渐放弃传承已久的传统文化，水的观念，神的祭祀，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在当下经济利益驱使下杀鸡取卵、掠夺式的土地开发，促使着明花乡裕固人的环保观念日渐淡薄，也为相关的决策者敲响了警钟，使得大环境与小社会的关系问题，不得不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宋蜀华，白振声.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330.

[2]郭家骥.西双版纳傣族的水文化：传统与变迁——景洪市勐罕镇曼远村案例研究[J].民族研究，2006(2).

[3]黄伟.地名文化与传承[J].中国地名，2014(12).

[4]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85.

[5]依丽米古丽·阿布力孜.沙漠干旱地区的人类文化适应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3.

[6]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志编委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区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7]唐纳德·L·哈迪斯帝.生态人类学[M].郭凡，邹和，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