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民族：民族语言认同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2018-02-10李秀华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2期

李秀华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一、语言：人的现实的意识

语言与绘画、艺术、建筑、文学等意识形态一样，是人类感情和思想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早在18世纪，作为语言哲学的创始者，赫尔德、洪堡特等德国哲学家、思想家就发现并阐述了语言与思维之间、语言与文化之间以及语言与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赫尔德和洪堡特通过比较人与动物的区别以及比较不同民族(族群)语言结构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提出人类的思维具有语言性的观点，认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并决定和影响思维；他们还通过考察各民族语言，乃至文化在历史中的演进和发展，发现了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发展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指出人类通过语言来实现文化的传承发展，提出了“语言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1]44“语言是人类发展的历史纽带”[1]48等观点。

此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语言的本质。他们指出，语言是历史性实践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语言和意识一样，是人类现实生活与物质生产劳动的产物，是历史演进中的人类由于生产、生活及交往的需要才产生的现实的意识。“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2]81思想、观念、意识的运动与表达以语言为媒介，因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2]72。语言作为人的现实的意识，既表达和显现了客观物质世界，也表达和显现了人的精神世界。

语言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人通过语言来理解和把握世界。人一生下来，就通过语言来学习和思考，在种种语言现象和语言事件中感知世界和认识世界，逐渐建构和形成世界认知图像，认识和把握自我以及获得生存经验。为此，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乃“在的家”。语言是围绕着人的生存要素，昭示着存在的意义。在哲学解释学创始人伽达默尔看来，“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3]615。事物的存在只有在它们的语言现象中才能够被理解，因为“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3]583。语言是历史的载体，是民族知识、经验及智慧的结晶。它贮藏着传统与历史，“是人类生活经验的历史声音”[4]。语言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介，是人类文明延续和发展的链条。通过学习和掌握语言，人得以理解和掌握前人的智慧与经验。也即是说，人以语言的形式来反思历史与现实，并通过学习和掌握语言来接受和继承民族的历史与传统，理解和把握现实生活世界[5]。

语言是理解和相互理解的媒介，人类只有通过语言的交往，即对话才能求得共识。人与人之间通过言语或非言语的形式交流思想、沟通情感、化解矛盾、寻求和取得共识，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正鉴于此，伽达默尔指出，语言乃是理解得以进行的前提、中介和结果，“所谓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3]496。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同样认为，语言构成了一切交往行为有效性的基础，是勾连“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媒介。他指出：“使交往理性成为可能的，是把诸多互动连成一体、为生活形式赋予结构的语言媒介。”[6]语言是不同民族交流的媒介。它促使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进行有效地交流与沟通，进而建立合作、有序、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

二、民族语言：民族共同体形成、聚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语言与文化、民族之间具有紧密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语言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语言与历史同步，通过探寻语言的发展历史，可以探明一个民族的起源及其发展脉络以及探求该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同时语言结构与文化结构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制约着一个民族在进步过程中所构筑的文化结构的个性和特点[7]。人是文化价值的创造者和传承者，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价值的重要表现形式。语言本身包含着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和信念，反映着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作为语言使用者的背景，文化常常制约着语言形式，并时刻将自己的精髓成分注入语言的形态之中，以成为语言特有的基本内容，并成为语言表现的文化内涵。从这里看，语言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语言与民族、民族文化相伴而生。

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都能反映出使用者的民族特征与民族意识，一种民族语言常常比其他意识形态更能充分地象征、表现与这个民族相关的文化。民族语言形式直接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一个民族的语言是由这个民族的思维、习惯、风俗等因素构造起来的，它是该民族人们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体现了这个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观点和思维方式。事实上，早在17世纪初，英国哲学家培根在谈到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时就指出人们可以从语言中推断出某个民族的民族心理特征。赫尔德和洪堡特同样强调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民族语言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品格——委婉含蓄的民族，其语言往往拥有许多表达抽象概念的名词，而勤勉豪迈的民族，其语言的动词往往带有充沛奔放的倾向。也就是说，语言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一个民族的特征。要认识一个民族，必须从认识该民族的语言开始，语言不仅记录、表现、象征着文化，它还是一个民族的心理、思维方式的反映。正如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所言：“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既有特征的独特架构，有自己的形式和思想形态；而将之作为母语的人，会将他们思维的内容和结果，人生观感……及对世界的体验和认识，投射到其中。”[8]

民族语言承载着民族思想、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贮藏着民族历史与民族记忆，是民族存在的象征，是构成民族的最基本要素之一和划分民族的主要标志之一。依据斯大林关于民族的经典定义：民族是历史中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9]。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随着民族的产生而产生，由民族群体在种族延续中传承和强化的共有、共享的心理意识，“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10]。它主要包括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的归属意识及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等各个方面的认识、关切和维护[11]，这种共同体意识是通过民族语言表达、显现与传承的。正如德国人类学家洪堡特所指出的：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就是民族语言，民族的精神即是民族的语言[12]。英国当代学者休希顿·沃森在《民族与国家》一书中探讨世界上各种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过程时，指出民族语言对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决定性作用[13]。在他看来，一种正式的通用语的形成和使用是对民族共同体产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民族语言对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演变和发展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它是民族共同体形成、聚合及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三、增进民族语言认同：建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语言具有社会交际工具与民族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功能，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属性[14]。民族语言认同是一个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认识、使用及归属感，它体现和维护了民族成员的共同心理意识，是民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与重要方面，是维系民族一体感和民族认同的基本要素之一。维柯说：“语言是建立人类社会的最强有力武器，所以学习就应从语言开始。”[15]人在婴幼儿时期所接触、学习的语言是个体思维形成的基础。个体学习、掌握民族语言的过程就是其潜移默化地接受民族文化的过程，就是其自我民族身份的识别和定位的过程。民族语言是开启民族智慧宝库的钥匙，是传递民族情感、形成共同民族心理的桥梁。民族成员在共同的语言交往中交流思想、表达情感、传递经验、建构关系，从而建立、维系和巩固民族共同体。在此过程中，蕴藏在民族语言之中的“历史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性格、民族习俗、民族价值观等内容走向现实化、具体化”[16]。共同的语言生活使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身份识别和文化归属，产生民族聚合力。党的十六大报告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17]这里的凝聚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民族语言的认同之中。因此，增进民族语言认同是维系民族情感、密切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建构民族共同体的重要途径。

放眼至中华民族，民族语言认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在历史演进中，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有分有合，有时融而未合，合而未化，但最终交融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如费孝通所言，我国五十多个民族在几千年共同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8]。在这种复杂的多元一体格局中，一方面，各民族有独特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文化和具有差异性的方言口语，少数民族聚居区主要以本民族方言口语进行交流和交往。此时，少数民族语言作为各民族多元存在的一种象征和形式而存在。另一方面，随着“中华民族”作为自觉民族实体的确立和形成，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历史上、文化上、价值观上凝聚了越来越多的共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各民族语言相互影响、各个民族间相互学习和使用彼此语言的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汉语言逐渐发展成为各民族之间通用交际语言，各少数民族语言纷纷借用、汲取汉语言元素作为丰富自己的主要源泉。“当不同民族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日益紧密时，不同民族语言就会在日益频繁的接触、借用、交融中走向趋同。”[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于1956年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逐步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推广普通话。此后，1982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从法律上保障了普通话的普及，并将普通话规定为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得以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为全国各族人民所使用。而正是各民族对汉语言文字的普遍使用和认同，才加速和带来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使中华民族的形成和聚合成为可能，进而建立起各民族多元共存的“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四、民族地区增进民族语言认同的双重要求：国家通用语言认同与少数民族语言认同的有机统一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又由许多平等的、相互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在实践中，我国逐渐探索形成了“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针。为此，语言工作必须遵循这些基本原则，实行语言平等政策，这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教育公平[20]。基于中华民族及其语言的“多元一体”格局，语言工作要处理好“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语言互补和语言竞争、母语使用和通用语兼用、不同语言的共性和个性等关系”[21]。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这样一来，民族地区增进民族语言认同就有着双重的涵义和双重的任务：要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出发，尊重差异，包容并举，全面、科学地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和使用，做到增进国家通用语言认同与增进少数民族语言认同的有机统一。在此过程中，语言工作要“保证在使国家通用语言得到传播和使用的同时，也使各民族的语言都能得到延续和发展”[22]。

一方面，继续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使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的语言意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加速了中国各民族的聚合，是中华民族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自1956年2月中央成立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逐步在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推广普通话以来，中国各民族人民的交流交往更加紧密，“中华民族”的观念在更大程度上为各民族群众所认同和接受。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伴随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交融程度的加深，中国各民族形成了更加紧密的依存关系，中华民族一体化特征更加凸显。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3]。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使用，加深各民族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频率，有利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化解民族隔阂，促进民族团结，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另一方面，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母语意识。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经典文献的保护和传播。这是因为各民族间的语言并无优劣之分，只有形式和结构上的差异。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语言和文化，只有和谐共处才能进行有效地沟通和交流，才能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然而，现代化大潮以浩浩荡荡之势推动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种转型逐渐改变了少数民族语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瓦解了少数民族语言赖以传承的群众基础，消解了少数民族语言赖以维系的情感纽带，压缩了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空间，并日益使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受经济原则支配，从而使得少数民族群众逐渐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导致少数民族语言面临传承危机与发展困境[19]83-89。在这种背景下，民族地区应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加大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变革少数民族语言中不合时宜的内容与形式，不断注入新的内容与形式，保证少数民族语言的延续与发展。这里侧重就民族地区如何增进少数民族语言认同提出一些建议。

一是鼓励少数民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珍惜和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如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基诺族全民使用母语，兼用汉语，实现了“汉语与基诺语”双语的和谐共存[24]。语言“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2]81，因此语言正是在家庭生活与熟人社区生活中，由于与他人交往才为人们习得、掌握和强化。实践表明，日常语言环境，特别是家庭语言环境会深远地影响孩子的语言选择、语言水平及语言使用频率。只有在日常语言交往中，民族语言才能有效地在民族代际或人际之间口耳相传。

二是在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基础上，加强少数民族少年儿童的母语教育，让少年儿童学习、使用民族母语，延续少数民族语言的生存基因。在家庭、学校训练少年儿童学习、运用民族语言，能有效提高少年儿童的民族语言水平。如贵州少数民族州县长期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培养了一大批“民汉兼通”的少数民族优秀人才[25]。通过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活动向少年儿童传扬民族历史，唤醒民族的历史记忆，传递民族习俗，传承民族性格，培育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这将保持民族语言的生存力，保证民族语言的延续和传承。

三是鼓励民族群众收集、整理、创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各类民族典籍、历史著述、人物传说、民间故事、戏曲戏剧是民族语言文字的承载物，这些承载物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能够激发人们去了解、学习民族语言文字及民族文化的兴趣，树立积极的语言态度，从而去主动了解、学习和掌握民族语言，探究民族文化精髓。如广西的壮学学者收集、整理、译介壮族的《麽经布洛陀》，并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有力推动了壮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四是加大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产业的开发，以市场机制推动各种力量来挖掘、整理、保护与开发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激发少数民族语言生存发展的活力。民族语言文化产业化有利于人们聚焦语言文化，客观上为民族语言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动力，推动了民族语言文化的复兴。因此，要鼓励人们将具有浓郁本土特色的民族语言文化资源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引导社会资源对其开发，建设具有影响力、并为广大群众喜爱的民族语言文化“剧场”。如广西桂林推出了以《印象·刘三姐》实景演出为核心工程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百色市田阳县的布洛陀民俗文化旅游节，等等。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文化剧场深深感受、享受民族语言的魅力，品读和认识民族语言的价值。

五是充分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和手段来整理、记录、保存、出版及传播少数民族语言。政府要鼓励和组织高校、科研院所使用现代科学技术设备和手段记录、保存民族语言文字，建立民族语言资料库。如教育部、国家语委从2008年起开展中国语言资源调查及有声数据库建设，2015年启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等。地方政府要鼓励相关机构使用民族语言开办广播电视栏目，出版民族语言书籍、刊物，丰富民族语言资料。通过现代技术成果的应用，使民族语言突破传统口耳相传的时空限制，强化民族语言的传播能力。如广西靖西县(现靖西市)广播电视台于2012年开始推出《壮语时段“五色糯”》栏目展示靖西多姿多彩的原生态民族风情，有利于做好壮语的保护和传承[26]。

总之，新时期的语言工作既要进一步做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使用，又要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建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谐共存的适应机制，实现增进国家通用语言认同和增进少数民族语言认同的齐头并进，从而助益中国各民族在新时代形成更加紧密、更加团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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