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绍文+郜虹

我是四川省潼南县三汇乡（今重庆市潼南区小渡镇）人，1905年出生，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北平和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27年11月，我担任北平西城区暴动队总指挥，被北洋军阀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5月越狱；1929年5月，我在上海组织纪念“五卅”示威游行被逮捕，判处拘留40天，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30年1月9日，我在上海组织示威游行，被上海警察厅逮捕，判处徒刑10个月，关押在提篮桥监狱；1933年5月15日，因叛徒出卖，我又在上海被捕。

与敌人初次交锋

1933年5月15日，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的李仲雄来找我。我警觉地注意到他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人，凭多年地下工作经验，直觉告诉我——李仲雄叛变了。

被捕以后，敌人把我关在警察分局。下午，用汽车把我转到上海警察总局。之后，我被关进了一个大牢房，里面有几十个人。不一会儿，我发现四川同乡李成绪也关在里面，便借故与李成绪攀谈起来。他低声告诉我，不要随便讲话，这里情况复杂。晚上，等狱友熟睡后，我们才小声进行交谈。

我讲了被捕的经过，因为叛徒了解我，我已经作好了当烈士的打算。他沉吟了半晌问道：“他们搜到你的什么证据没有？”

“没有。”

“机关被破坏了吗？”

“没有。”

这时，李成绪眼里闪出一道光彩，笃定地说道：“看来你的事还有可为。”原来，根据他入狱后的观察，敌人只对拿到证据的共产党员才追逼组织关系，对一般嫌疑犯是不大注意的。他说：“你刚到上海不久，认识你的人不多，知道你接上线关系的人更少。只要你隐瞒现在的情况，不承认去洪湖工作过，他们就问不了你的死罪。”

我说：“落到敌人手里，就要有当烈士的准备。”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必要时，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是对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争取‘完璧归赵，而一定要作玉碎之计呢？”

李成绪的这番话，对我有很大启发。那天晚上，我们商量了许多对付敌人的办法。总的原则是：承认过去，隐瞒现在，争取“完璧归赵”。

第二天上午，警察总局督察处的刘主任，叫人把我引进一间办公室。刘主任起身相迎，招呼倒茶举烟。我也毫不客气地靠在躺椅上，翘着两腿，抽起烟来。

刘主任开口道：“关于郑先生的情况，仲雄兄早就告诉兄弟了。兄弟很想结识郑先生做个朋友，今天真是三生有幸，总算找到郑先生了。”听了他这些话，真觉得像是演戏一样。于是，我也故意拿腔拿调答道：“今天承蒙刘主任这般礼遇，实不敢当。回想几年前，我郑某在上海，虽不算一、二等革命领袖，也可算三、四等红色要人，各区的左倾人物，我不认识的很少。可惜，今非昔比，我连个党籍都搞丢了。”

“郑先生太客气了。据仲雄兄讲，郑先生的革命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这个姓刘的一再提起叛徒李仲雄，我正好趁机否定他的指控。于是，反问道：“刘主任知道我和李仲雄的关系么？”

“知道，你们不是同乡同学么？”

“是的！他不仅是我的同乡同学，而且还是我的情敌呀！过去，我们为争夺一个女同学，他失败了，这个女同学和我结婚了。你想，他能不报复我，不陷害我么？”

“当然，我们不会完全相信他的话，还要听听郑先生自己的意见。”

“要问我的意见，只有两条：第一，坚决反对捏造退党宣言，捏造悔过书；第二，坚决反对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

这是我和敌人的第一次交锋。

怒斥无耻的叛徒

1933年5月16日下午，看守又把我引进那间办公室，出卖我的叛徒李仲雄在办公室外间坐着。一见我就起身打招呼，一面倒茶，一面说些客套话。

我说：“你找我谈什么？是不是想劝我投降？”

“哪里，哪里……主要是想和大哥谈谈中国革命的問题。”

我一听他说中国革命问题，不禁纵声大笑。面对这个出卖灵魂、出卖同志的叛徒，我怒不可遏地骂道：“你也配谈中国革命问题？你懂得什么革命？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清楚吗？要说喊口号、吹牛皮、说假话，你倒是有一套。真正的革命你简直一窍不通！你肚子里那点东西还值得一谈么？我和你没有什么可谈的！”李仲雄站在那里惶惶然不知所措。我正想继续挖苦他几句，忽听里屋有人大声说：“吵什么？吵什么？”接着走出一个人来。仔细一看，原来是王克全。此人原是工人出身，去苏联学习过，我是在上海反帝大同盟工作时认识他的。后来，他在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手下当鹰犬，捕杀过我们许多同志。

“咦！王克全！你也在这里？”

王克全有些诧异地问：“你怎么认识我？”

“贵人多忘事，你现在大概当官了吧？你不记得我是反帝大同盟的党团书记啊？”

“唔！原来是郑岩平先生，好久不见。”王克全假意客套了几句，也和我谈起中国革命的问题来。他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共中央没有执行马列主义路线。”

他刚谈到这里，我就大笑起来，反问道：“中共中央没有执行马列主义路线。看样子，你是执行马列主义路线的吧？如果都像你这样，坐在国民党警察局里执行马列主义，那中国的马列主义不是要绝迹了吗？”

王克全苦笑着，又调换一个花样说：“我们实在是一番好意，不要误会。郑先生对共产党忠心耿耿，不怕牺牲，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可是，共产党不用你，不提拔你。难道郑先生甘心给人家当一辈子马前卒么？现在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欢迎郑先生参加，请郑先生写个自传吧。”

我想，分明是敌人要审查我的经历，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对付敌人。于是，我答应写个自传。王克全还叮咛道：“写自传要痛痛快快，不要含羞带愧，不要顾及小资产阶级的面子……”

这次谈话后，敌人把我换到一个小号子里，拿来纸和笔。第二天，我就写了一份自传。大意如下：

第一部分写为什么参加共产党。（1）四川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土豪劣绅鱼肉乡民，社会黑暗，青年找不到出路。（2）家庭闹财产纠纷。三叔被杀，我反对接受遗产。（3）五卅运动的影响。因此，1927年在中国大学经友人介绍参加共产党。endprint

第二部分写入党后的经历。叙述到最后是：不同意当时党内的分裂活动，向中央提了意见。中央认为我是路线斗争的妥协分子，被开除党籍。

第三部分写被开除党籍后的经历。最后，还写了一句：“共产主义万岁！”

自传写好后，李仲雄就拿去了。第二天，同号子的狱友被提审时，在那间办公室看到了我写的自传。特务们还对最后那句口号议论不休。他们说，郑岩平一定有神经病。

我听了后，心里暗自庆幸。

首次的法庭辩论

1933年5月20日，我被转到南京宪兵司令部，关在11号牢房里，恰巧隔壁牢房关的是李成绪。两个号子之间隔着一层板壁，刚好有一个洞，趁看守不在的时候，我和李成绪交谈起来。

我把写自传的情况告诉他，头两部分全是真的，可以证明我没有隐瞒历史。但后面的情节，从“脱党”开始都是虚构的。因为敌人手里没有任何证据，又没有同案犯，无法否定我的虚构，他们最多只能认定我是一个思想左倾的抗日分子，不可能判处死刑。

李成绪认为这个自传写得很好。但是，关键问题还要有两个证据：一个证明1931年我回了潼南，一个证明我现在是从四川来的。可是，我们呆在牢里，怎么才能搞到这两个证据呢？我想来想去，只有耐心等待。如果确实因为缺乏证据，被敌人问出破绽来，那就干脆当烈士算了。

我被关了4个星期后，正式的审问开始了。审问我的法官是湖北人，叫李华龙。法庭上，法官问了姓名、年龄、籍贯之后，拿出几张纸稿问道：“这份自传是你写的吗？”

我接过来看了看说：“不错，是我写的。”

“你在自传上写的这些话，现在不感到失悔吗？”

“我这个人有个脾气，凡是做过的事从来不感到失悔。”

“你的案子按照上海市的解文来看，是没有什么可问了。”

“既然如此，那就枪决好了。”

“不过，我这里是正式法庭，一切决断都要有证据。只要你能够提供有利于你的证据，本法官无不采纳。”停了一会儿，法官又慢条斯理地问道：“如果今天把你放出去，你打算干什么？”

我毫不迟疑地答道：“抗日救国呀！现在山河破碎，国将沦亡，哪个中国人不想救国？”

“好啊！可是，你用什么办法救国呢？”

法官的这句话，显然是试探我的政治态度。我故意避开正面回答，说道：“救国的办法多得很。不过，我以为首要的办法是培养执政者的人格和道德。然后才能使天下人心悦诚服，国家就好治理了。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这个道理。”

谈到这里，法官连连点头，接着又问：“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

“中国大学文学系的。”

法官最后说：“你下去吧，尽量找一找有利于你的证据，我是会采纳的。”

回到号子里，我反复思考法官的谈话，觉得他不同于那些特务，可能对我有些帮助。可是，问题还是要找到有利于我的证据。不然，就很难做到“完璧归赵”。

最后的法庭辩论

自从法官李华龙那次提审后，几个月来一直没有下文。从当时法官们办案的情况看，案子压得越久，就越有希望。我想争取“完璧归赵”，还得想些办法才行。

有一次，同号子一个姓刘的狱友快要刑满了。我托他出去后，给潼南家里写个信，就说我问题不大，只要他们向南京宪兵司令部写个报告，证明1931年我在潼南县教书，1933年又从四川到上海。有了这两个证明，我就没事了。后来，那个姓刘的出去后，果然给我来信，照我的托付办了。

接着，我又想起了在四川尚志学院当教授的一个同学，他是我在中国大学的同学，我入党时他是支部书记。后来逃往上海，又去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被驱逐回国，他很了解我。于是，我寫了一张明信片寄给他，内容是：“曾记锦江分别，正值柳暗花明。承兄盛情祖饯，时刻难忘。弟到渝后又买舟东下，安抵上海。讵知到沪不久，因言行不慎，自触法网。现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已数月矣。目下寒冬将至，弟衣被俱缺，不知故人能做寒衣之寄否？”

大约半月后，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正是四川同学的回信。内容如下：“分袂数月，驰念方殷。忽奉手书，惊恐万状。料想水落终必石出，吉人自有天相，希多保重。现寄洋二十元，托朱新兰转交。”

一看回信，我喜出望外。特别是开头一句“分袂数月”，恰好证明数月前我是从四川来的，心想这下子我可有证据了。

1933年12月，法官李华龙第二次审问我的案子。那天我一到庭，李华龙劈头就说：“现在李仲雄检举你，1930年你是江苏省行动委员会委员，同年秋被派往洪湖苏区，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团政委、师政委、代理师长，后因作战有功，调贺龙总部任参谋。这是否属实？”

我一听检举的时间不符，不禁哈哈一笑。反过来问李华龙：“法官，你看我像不像红军师长？”

“谁问你像不像师长，我问你是不是事实？”

“他完全是胡说八道！请法官想想，1930年1月，我因参加示威游行被上海警察厅逮捕，判处徒刑10个月，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我一个人怎么能够一面在上海坐牢，一面又在洪湖当红军呢？法官如果不信，可以到上海特区法院查一查档案，我是1931年1月9号判决的，当天就押入监狱执行，我在狱的号码是4235。”

法官又问：“既然你没有到洪湖去，李仲雄又为什么要这样检举你？”

我淡然一笑，说道：“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我是他的情敌。过去，我们和一个姓周的女同学闹三角恋爱，结果那个女同学和我结了婚。所以他想借法官之手杀我，以泄其私忿。”

停了一会儿，法官又问：“那么，你说今年从四川来的，有何证据？”

他一问证据，我的口气更硬了：“我有朋友的信可以证明。”接着，我回号子拿来四川朋友的明信片，交法官查验。他仔细看了一会儿，说道：“这可以算一个证据。不过，信中所说的分袂地点是什么地方？安知不是在洪湖或者在莫斯科分袂呢？”endprint

“这个问题法官可以查问给我送钱的朱女士，她现在南京×处，叫她说说数月前，我朋友是不是在四川。”

法官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如果是这样，你的证据可以成立。可是，1931年你到底在哪里？”

“在四川潼南呀。”

“可是，我们去函潼南县调查了。你看看他们的回文吧。”法官递过来一张公文，上面写着：“查郑岩平本县确有其人。但留学在外，多年未归。是否身为赤匪，本府概不知悉。”文末落款“四川省潼南县政府”。

看到这份公文，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表面上仍然镇定地反问道：“法官，你相信这份公文是真的么？

“怎么不是真的？你有何凭据说不是真的？”

“请问法官，你能保证潼南县的官员不贪污受贿吗？你能说这不是我的仇人买通潼南县写的回文吗？”

“你有什么仇人？他们为什么要害你？”

“这话说来就长了。”于是，我把家里为分财产打官司，二叔祖和我们家如同仇敌。为了侵吞遗产，早就想谋杀我。现在听说我在南京坐牢，自然会贿赂县官，落井下石，以绝后患。最后，我特别向法官声明：“此事在我的自传中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请法官明鉴。”

这次审问足足辩论了一个下午。事后，我回想白天的经过，感觉离脱身的目标又靠近了一步。

实现“完璧归赵”

为了促使法官早日判决我的案子，我又写了一份申诉状。内容分为3个部分：一是写申诉状的原因；二是辩解几个问题，如李仲雄的检举，潼南县的回文以及家庭纠纷等；三是结论。

现在我还记得第1、第3部分是这样写的：

（一）在押人郑岩平，自某日押入钧部十月有余。处此秦镜之下，勿待在押人之哓哓，是非曲直当可立剖矣。诚以人言既可蔽真，诬控尤为可畏。故虽曾母之贤犹豫曾子，周公之圣尚被流言。此在押人不得不为之申诉者也。

（二）……

（三）综上各点，乃一则毁灭事实，一则妄自诬控。推其用心，欲置在押人于死地，以泄彼等之私忿耳。嗟乎！人之无善一至于此。爱者生之，恶者死之，其信然矣！今在押人既处狴犴之中，复罹二竖之患。积成肺痨，人世何久。本不愿有所申诉，诚以法律至公，义不枉死。故特缕具上呈，幸钧处垂鉴焉。

申诉状写好后，我交给卫兵排长，请他转呈南京宪兵司令部军法处。那个排长看了申诉状之后，摇头晃脑地说：“郑先生是大学生吧！不谈别的，单凭这篇文章，就可以少判10年。”

1934年9月，中秋节的前一天，看守長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原来是法庭书记官给我送判决书来了。

书记官说：“恭喜郑先生，你的案子判决了。”

“判了多少年？”我问。

“便宜你了，李华龙法官为你的案子帮了大忙呀！他几次把你的判决书送到谷司令（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纲）那里去批示，结果都丢下来了。后来，他趁谷司令给女儿做汤饼会的机会，邀军法处长一同去，才面呈谷司令批了。李法官本想来看看你，但现在不便来。叫我把判决书送给你，希望你以后好自为之。”

那份判决书的主文，其中写道：“上述检举的时间与事实相冲突，显系以莫须有之罪名欲加害于被告，惟被告所具自传言词荒谬，态度顽强，足见麻醉已深。兹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之规定，判处郑岩平有期徒刑十年。”

当天下午，我被转到南京军人监狱，在那里整整度过了3年铁窗生活。至今，我还记得在监狱里写的一首咏怀诗：

朝立铁窗下，青光满长空。

天高无云影，溟深有雁踪。

闻风思战马，顾影泣哀鸿。

安得三千甲，飞马到辽东。

西安事变后，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协议，协议中有释放政治犯条款，规定凡实际服刑时间超过刑期三分之一者，予以开释。

1937年9月，党组织把我从国民党南京监狱营救出来，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来接我，最终实现了“完璧归赵”。

编辑/韩西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