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德佑

暴露

1948年10月，一个秋日的午后。天空灰蒙蒙的，小雨下个不停。铜梁（今重庆市铜梁区），这个偏居重庆西部的小县城，逢赶场天，行人往来不断。

雨中，有脚夫抬着两乘滑竿在县城西街匆匆行进。前面一乘滑竿坐着一位绅士模样的青年，头戴一顶博士帽，身穿一套毕挺西装，鼻梁上还架了一副深棕色墨镜，白净的脸，清秀的五官，很有书生气。后面一乘滑竿坐着一位20余岁的少妇，打扮入时，俨然是阔太太模样。当他们路过西门操场坝时，正巧被国民党师管区的一个参谋撞见，此人叫陈超凡。他见滑竿上坐的人有点面熟，再一寻思，这不正是重庆警备司令部悬赏画影要捉拿的“匪首”陈伯纯吗？

陈超凡愈想愈觉得像。陈伯纯是他的初中同学，按说化成灰也认得，但他不敢贸然动手。他看见此人的滑竿上绑了一捆草鞋，吊了一盏灯笼，前后还跟着一些人，以为是游击队员（实际上是赶场的农民），便急忙跑去向县政府报告。

转移

陈伯纯，1919年生于四川省合川县金子乡（今重庆市合川区钱塘镇陶湾村），原名陈明鍠，曾用陈天露、周玉陶、陈仲良、张慧云等化名，中共地下党员。1944年，遵照党的指示，陈伯纯回到家乡合川后，设法当上了金子乡乡长，并以此為掩护，建立革命据点，发展农会，准备武装斗争。

1948年夏，党组织任命陈伯纯为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4支队司令员，通告城乡，正式在合川金子乡发动武装起义。最初，游击队有1100余人，500余支枪，在武胜县城对岸的黎家花园打了一仗，陆续又打了一些小仗。之后，在岳池、南充交界处的黄花岭打了一仗，击毙南充县警察局局长。再后来，由于几次遭到数倍于己的敌人疯狂“围剿”，我方损失惨重。

9月7日，因游击队员的手枪不慎走火，支队政委王璞中弹，后牺牲。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更大的牺牲，游击队不得不分散隐蔽。由于形势险恶，陈伯纯只好辗转到了重庆亲戚家，隐蔽养伤。

陈伯纯的妻子张岚星，早些时候已转移到铜梁县斑竹乡玉清小学教书。暑假中，党派她到潼南联系工作，她顺便到重庆了解情况。看到报纸上悬赏捉拿陈伯纯的消息后，很为丈夫的安全担心，通过其姐姐和表妹，找到丈夫隐蔽的地方。夫妇俩商定，待陈伯纯伤口稍愈，立即转移到斑竹乡。

数日后，陈伯纯夫妇乔装打扮，分乘滑竿，经过铜梁县城前往斑竹乡。不过，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赶到玉清小学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该校教师梁治平和邓王璞（均系中共地下党员）夫妇，赶紧安顿他们住下。

追捕

与此同时，铜梁县政府得到情报后，一面通知巴川镇镇长阮溢中（即阮绍成，中共地下党员）带武装向侣俸、平滩、安居方向追捕，一面通知警察局局长，让其电话通知西北各乡镇，派武装围捕陈伯纯。

阮溢中得到消息后，立即向中共铜梁县工委负责人游文俊报告。回到镇公所后，阮溢中带上几个便衣武装，前往安居方向去应付追捕。佯追几里，便回去交差了。

再说游文俊，他立即向川东临委秘书长肖泽宽作了汇报。这段时间，因川东临委遭到破坏，仅剩肖泽宽一人隐蔽在铜梁。肖听了汇报后，经分析，认定是陈伯纯无疑，立即布置紧急营救措施。一方面，因警察和保安队出去抓人，要钱发饷，得向县银行借钱。于是游文俊（公开身份是铜梁县银行襄理）打招呼，让会计、出纳（都是我党的人）假称没有现金，得到商号铺子去收。游文俊还以须手续齐备为名，非要县长签字不可，借机拖延时间。另一方面，由阮溢中出面和警察、保安队的人周旋，也是设法拖延时间。同时，地下党组织还派人到安居镇和斑竹乡交界处的一个小茶馆等候，待警察和保安队追来，故意指错方向，使敌人到安居镇扑了空。

脱险

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将陈伯纯安全送出险境，肖泽宽和游文俊商量，派县工委委员杨德进（笔者三哥）抄小路赶往斑竹乡，通知陈伯纯。

从铜梁县城到斑竹乡有40里路，素有“铁腿”之称的杨德进花了两个小时就赶到了玉清小学。这时天快黑了，他走得气喘吁吁，顾不上坐，也未喝一口水，便问梁治平：“陈××来没有？”

梁治平没吭声。

杨德进又问：“到底来没有？”

梁治平才慢吞吞地说：“有啥事嘛？”

杨德进急切地说：“有急事，要马上把他接走。”

大家赶紧行动起来，一边安排张岚星去当地教师刘春陶（中共地下党员）家暂避，一边掩护陈伯纯撤离。陈伯纯脱下西装，穿上梁治平的一件蓝布长衫，将竹竿和向日葵杆点燃当火把照路。为了不引起学校师生的注意，特意安排党员教师徐有信去监督学生上晚自习，不让他们出教室。

陈伯纯离开学校时，天已漆黑，匆忙中没看见梯坎，还跌了一跤。听到动静后，有的同学跑出来看，徐有信马上招呼他们回教室。

杨德进带着陈伯纯往东走，绕道侣俸乡六寅山脚的黄桷桥，经土桥乡侧面的小路，穿公路进入南边的傅家桥，再顺着巴岳山麓走叶家大石包到范家作坊，最后赶到蒲侣乡李湘石（中共地下党员）家住下。这一趟路有70多里，他们整整走了一夜。对杨德进来说，来回却是100多里路。

李湘石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为了保证陈伯纯的安全，他一改过去好客的习惯，谢绝所有来客，就连对妻子也不透露半点秘密。只说此人姓高，是一位学生，因没有考上大学，暂来乡间借住自修。

陈伯纯在李湘石家隐蔽了两个多月，后随来铜梁的川南地工委书记廖林生一道转移到川南，继续为党工作，一直到重庆解放。

敌败

陈伯纯脱险后的第二天下午，铜梁县政府召集特委会，警察局、巴川镇的要员举行联席会议，研究分析捉拿陈伯纯扑空的原因。大家七嘴八舌，争论不休。有的说陈伯纯有隐身术，会来无踪去无影；有的说陈伯纯是一名天将，看见我们去了，有神仙救他。只有阮溢中一言不发，任凭大家议论纷纷。

特委会秘书钟志恭认为，这些人都是在打胡乱说，惟有阮溢中才是特委会的智囊。每次解决不了的事，只要阮一发言，就会语惊四座，很有说服力。于是，钟志恭点名阮溢中，让其谈看法。

阮溢中不慌不忙地陈述道：“陈伯纯是部队发现的，我们大家都未见到，很难说清。如果真是陈伯纯，那个参谋正收操回营，武装也有，大可一举将陈伯纯抓住，何必让我们去拿奖赏呢？至于我的看法，昨天县城逢赶场，人们来来去去，那个参谋肯定是认错人了。要不然我们这么多人追捕了两天时间，怎么连陈伯纯的影子都没有看见呢？还有我们到处设有关卡，检查得那么严，莫说是人，就连麻雀恐怕都难飞过去，陈伯纯怎么能闯过重重关卡，来到这远离华蓥山的铜梁县呢？”

阮溢中一席话，众人觉得有道理，决定不再继续追捕陈伯纯。

编辑/韩西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