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德敬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运城044000）

袁凯（1310—1404或后）在元末曾为府吏，入明拜监察御史，著有《海叟集》。《明史》有其本传[1]7327—7328。其《白燕》诗因得到杨维桢的称赏从而赢得了“袁白燕”的美誉，但恰恰是这种美誉遮蔽了袁凯诗歌更多更大的特征与成就。这一点正如李梦阳在序中指出的，“《白燕》诗最下最传，诸高者顾不传”（李梦阳《海叟集序》）。袁凯在元朝生活的时间已逾半个世纪，可以说是元朝衰败、动乱和灭亡的见证人。元朝的大动乱是从至正十一年（1351）脱脱治河开始的，所谓“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2]283做为一位杰出的诗人，袁凯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兵乱诗，这些诗歌均具有“证史”“纪史”的性质和功能。

一、有关张士诚、陈友谅与朱元璋的诗歌

元末反元割据的军事力量很多，他们在袁凯的《海叟集》中被称为“盗”或“贼”，如“上书格君事已晚，杀贼救民力犹懦”（《大醉后率尔三首》其一）①本文所引袁凯《海叟集》中的诗歌，可参见笔者《袁凯集编年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干戈未息多盗贼，霜露既降无衣裳”（《送齐文韶归东阿》）。这显然是受当时官方语言系统的影响，却也真实地反应了袁凯的阶级立场。

张士诚是响应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一支非常重要的武装力量②关于张士诚是否属于红巾军系统，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吴晗持否定的看法，见氏著《明史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页。而陈高华认为称张士诚为“非红军系”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见氏著《元末农民起义军名号小订》（《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这两种对立的观点孰是孰非，并不在本文的研究范畴之内，本文想要说明的是，时人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三〇《松江之变》中即有“伪诚王张士诚红军破平江”云云。因袁凯诗中同时提到了红巾军与张士诚的军队，故在此做一简要的说明。，他于至正十三年（癸巳，1353）正月在泰州起事，自称诚王，国号大周[1]3692。袁凯《海叟集》中有《北山雨望 丙申三月一日，时张士诚据吴》③其诗曰：“冻雨萧条江上来，随风沾洒气幽哉!陆机茅屋终难住，伍相祠堂亦可哀。独客飘飘何处去，孤帆寂寂几时回？竹枝声断沧江暮，短发无辜独受催。”，诗里虽然没有描写张军的暴乱，但诗人的萧索之情显然是张士诚的军队带来的。

至正十四年六月，“高邮张士诚寇扬州。丙申，达识帖睦迩以兵讨张士诚，败绩，诸军皆溃。”[3]915之后，张士诚与元军在扬州进行了数月之久的拉锯战，第二年朱元璋攻取了扬州。昔日繁华的扬州惨不忍睹，袁凯有诗以记之。

淮海表兹郡，东南诚要津。近代亦雄藩，亲王莅斯民。荆吴自兹入，燕赵亦来臻。舟车无停运，孳货若丘坟。冠盖充鄽里，歌吹咽城闉。美酒既如渑，粱肉夹道陈。休养近百年，富庶难具论。大道无恒处，荣悴每相因。风烟一披拂，奄忽同埃尘。空屋啸蹲鸱，崩垣走惊麏。萑蒲交四野，骴骼俨若新。贵贱不复知，贤愚安能分？愚有山阳谳，经过属秋辰。凭高肆遐览，落日无行人。欲继芜城作，薄劣愧参军。（《过扬州》）

至正十六年（丙申，1356），张士诚开始进攻平江，这对当地的士子们来说是一场非常严峻的政治考验，袁凯彼时作诗多首。

群盗南奔日月昏，诸公臣节不须论。白头唯有杨员外，不负从来天子恩。（《杨员外》）

诗中的“群盗”指张士诚的军事力量，杨员外在正史中有传：

杨乘，字文载。滨州渤海人。至正初，为介休县尹，民饥散为盗，乘立法招之，使自新，皆弃兵顿首，愿为良民。其后累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员外郎，坐海寇掠漕粮舟免官，寓居松江。

张士诚入平江，其徒郭良弼、董绶言乘于士诚，士诚遣张经招乘，乘曰：“良弼、绶皆名臣，今已失节，顾欲引我，以济其恶邪？”且让经平日读书云何，经俯首不能对。乘日与客痛饮，竟日不言。客问：“盍行乎？”乘曰：“乘以一小吏致身显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经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经死，年六十四。[3]4405—4406

面对张士诚的军事暴动，许多元朝的臣子变节，比如前面引文里的郭良弼、董绶，袁凯诗中谴责的“诸公臣节不须论”，就是针对他们发表的感慨。相比之下，杨载视死如归，可歌可泣。①关于杨载殉节，《南村辍耕录》《梧溪集》《平吴录》《群雄事略》《国榷》《吴王张士诚载记》也均有记载，时人王逢、叶杞等亦做长诗以记之，可见这在当时是一个轰动性的事件。

关于张士诚的军队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袁凯多有诗作。如：

酒到愁肠味自醇，花因白发更精神。儿童休笑灯前舞，老子今存死后身。何处江湖为乐土，谁家门户有闲人？多情独有陶征士，醉过清秋不厌频。（《兵后大醉陶与权宅 丙申九日》）

靡靡菰蒲已满陂，菱花菱叶更参差。即从景物看身世，却怪飘零枉岁时。得食野鸥争去远，避风江鹳独归迟。干戈此日连秋色，头白犹多宋玉悲。（《江上早秋 丙申岁作》）

枯蒿茫茫雪初集，青泥小岸硬复湿。草鞋断尽余两耳，十步九倒何由立？空村无人不敢入，野狗龈龈累百十。沟中死人血未干，终夜冤魂自相泣。（《夜经胥浦乡时新被寇 丙申冬》）

张士诚的军队在攻克平江的时候，平江路总管贡师泰怀印绶弃城而遁②贡师泰后来被任命为户部尚书，前往福建解决南粮北运的问题，袁凯《海叟集》中有《送贡先生入闽》一诗以记之。。松江、淮安等地也在这一年被张士诚占领。后来张士诚的地盘很大，“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1]3694故袁凯《海叟集》中有“风云浩荡时将暮，江水萧条龙亦蟠。千里吴乡多战伐，孤舟蜀客转饥寒”（《扈渎龙王庙晚眺》）之句。

在张士诚占领松江时，袁凯亦作有一首谐谑诗：

四海清宁未有期，诸公衮衮正当时。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钵儿。（《戏题》）

事情是这样的，“至正丙申（1356）春，张士诚僭号诚王，据有平江日。（俞俊）又以贿通松江伪尹郑焕，署宰华亭。用酷刑朘剥，邑民恨入骨髓。”③有人不解诗意，袁凯做出的解释是：“昔有不轨伏诛，暴尸于竿，王婆买醋，经过其下，适索朽尸坠，醋钵为所压，著地而碎。王婆年老无知，将谓死者所致，顾谓之曰：‘汝只是未曾吃恶官司来！’闻者皆绝倒。”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八，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52页。俞俊是通过贿赂张士诚政权里的地方官谋取的县令，他的严酷与贪墨臭名昭著。袁凯的诗表面上看是讽刺俞俊，其实是巧妙地选择了一个视角来否定了张士诚的政权。

至正十七年（丁酉，1357）二月，元朝在镇压北方红巾军的斗争中大获全胜，“诏赦天下”[3]935。已经被元政府招抚的苗帅杨完者在南方重挫张士诚，同时，朱元璋也对张士诚进行了军事打击。无奈之下张士诚纳款于元，拜太尉。这一年，元朝基本上把平叛工作的重点放在北方，但南方并没有海晏河清。正如袁凯诗中所云：“西北朝廷无使节，东南城郭有烽烟”（《寓所一首 丁酉二月》）。

张士诚从起事到覆灭凡14年，其中对元朝时叛时降。他在盘踞吴中的时候，东南名士往往依之，但杨维桢、陶宗仪、袁凯等知识分子却没有被他笼络。《剑桥中国明代史》说得好：“他们虽然纠集了一些文人、艺术家和音乐家，慷慨地庇护他们，但未能赢得更严肃一些的士大夫的尊敬，这些人基本上不愿为张士诚的政权服务。”[4]35

至正十一年（1351），徐寿辉在蕲水建立天完政权，历史上称其为南方红巾军。这支军队在南方纵横决荡，但也有被元朝重挫的历史。

（至正）十三年三月，贼众复来攻池州，众且十万，诸县皆应之。卜颜帖木儿会诸将谋曰：“贼表里连结，若俟其筑垒成而坐食诸县之粟，破之实难。今新至疲弊，如乘其骄惰，尽锐攻之，则顷刻之间功可成矣。”众曰：“诺。”遂分番与战，果大败之，擒其伪帅，俘斩无算，诸县复平，遂乘胜率舟师以进。……时丞相脱脱方总戎南征，闻诸贼皆已破，乃檄伯颜不花征淮东，蛮子海牙守裕溪口，威顺王还武昌，而卜颜铁木儿独控长江。[3]3437

袁凯有诗言及此事：

十年不见鹳鹅军，千里犹残犬彘群。涕泪每从天际老，檄书谁到日边闻？荆蛮战克心犹忍，淮寇平来地已分。莫怪腐儒东海上，时时哀怨动秋云。（《秋日海上书怀 丁酉岁作》其二）

袁诗中的“荊蛮”即指天完政权。即使元朝取得了战胜荊蛮的暂时性胜利，诗人的心理也是愤恨不平，这把诗人对农民暴动的憎恨写到了极点。至正二十年（1360），富有野心和权谋的陈友谅杀害了徐寿辉，掌握了这支力量的领导权。陈友谅在南方翻江倒海，致使袁凯哀叹“淮南未定江南乱，潦倒无归却断魂”（《望南村二首》其二）。

最后再说一下朱元璋的军队。众所周知，朱元璋一开始参加红巾军起义，在起义的过程中逐渐取得了军事领导权，他与元朝断断续续地也有一些暧昧。[5]69—74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便又开始公开谴责红巾军为贼。即使如此，做为一个忠于元朝的士子，袁凯在当时决不可能对朱元璋有半点好感。可是，我们在《海叟集》中找不到直接描写朱元璋军队的字眼。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袁凯是一个入明的诗人，他于明洪武三年（1370）征拜监察御史。“谬当南宫荐，重此柏台委。……皇恩倘嘉惠，还归钓江水”（《新除监察御史辞贯泾别业》）。虽然他极不情愿仕明，但惧于朱元璋的淫威，最后还是选择了就职。这里需要说明一点，不能因此简单地认为袁凯变节或者懦弱，只能说明袁凯对于朱明王朝具有极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①朱元璋后来把自己的意志以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即“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者即“诛而籍其家”，见《明史》卷九四《刑法志二》，第2318页。。袁凯在明朝生活了四十年左右，《海叟集》是其晚年时期的自选集。这样，我们可以推测，在明初大狱屡起、文网严密的情况下，袁凯一定将自己描写元末朱元璋军队的诗歌删除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至正二十四年（1364），元朝逆臣孛罗帖木儿提兵犯阙，次年七月顺帝诛杀了孛氏。袁凯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兴高采烈，同年十月他创作了一首五言长诗《闻诛孛罗帖木儿一首》，在诗中他一厢情愿地认为元朝在诛除逆臣之后天下太平了，竟写出“淮海休波浪，湖湘罢鼓鼙”的句子。但真实的历史情况是，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通过鄱阳湖之战彻底消灭了占据长江中游的陈友谅，并于次年即吴王之位。然后，朱元璋在军事上的行动就更加果敢了。

（至正）二十五年春正月己巳，徐达下宝庆，湖湘平。常遇春克赣州，熊天瑞降。……冬十月戊戌，下令讨张士诚。是时，士诚所据，南至绍兴，北有通、泰、高邮、淮安、濠、泗，又北至于济宁。乃命徐达、常遇春等先规取淮东。[1]13

由此可见，袁凯诗中“淮海”“湖湘”云云显然是指朱元璋的军事力量，不过是用了曲笔。又，

海上惊风乱鹤飞，千村霜露亦霏霏。清砧自是逢秋起，白骨何由远道归。戈甲只残蝼蚁命，江山终属虎狼威。自怜此日身将老，况复中霄泪满衣。（《舟次上海县》）

诗中造成累累白骨的“虎狼”有何内涵？应该是包括了元末所有的军事力量，那自然朱元璋的军队也在其内。朱元璋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其主要的斗争对象是元朝、陈友谅和张士诚，在长期的征战中，难免殃及无辜②在明朝的官方文献里面，元末朱元璋的军队无疑是一个仁者之师的形象。但根据零星的非官方的文献记载，情况并非完全如此，朱元璋手下大将常遇春就有屠城的经历，所谓“城破日，开平常忠武王入齐门，所过屠戮殆尽。”见黄暐《蓬窗类记》卷一“功臣记”，《续修四库全书》，第1271册。。我们再来看袁凯的一个组诗：

老夫避兵东海头，海风吹衣夜飕飕。黄蒿断岸少人迹，饥鸢无食声啾啾。狐狸向人呼姓名，两脚直立当前行。自信从来胆力壮，此时对此魂欲丧。

老夫避兵荒山侧，三日无食在荆棘。鞋袜破尽皮肉碎，血被两踵行不得。于时瘦妻实卧病，十声呼之一声应。夜深困绝倚枯树，逐魂啼来雨如注。

老夫避兵三江口，江中夜夜蛟龙吼。砉然一声脑欲裂，千尺长堤忽如走。须臾海门风雨来，江水震荡如奔雷。同行百舡半沉溺，无力救之空叹息。

老夫避兵黄浦上，八月秋涛势逾壮。蛟龙变化不自谋，鲸鲵偃蹇还漂荡。船中小儿惧且泣，妇女呕吐无人色。我独兀坐面向天，篙师疾呼更索钱。

老夫避兵三泖边，泖水阔绝无人烟。恶风三日天正黑，湿云臭雾相盘旋。草头飞虫啮人肉，更有青蛇口尤毒。小儿无知恣奔走，我欲近前捉其手。（《老夫五首》）

该组诗一气呵成，劈首均冠以“老夫避兵”。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里的“兵”虽然没有称“贼”与“寇”，却一定包括朱元璋的军队。但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所以，在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他和他的军队在诸多别集里面就一下子成为一种正义力量的化身了。“笑杀公孙井蛙耳，天生神物待真人”（《南京口号六首》其四），袁凯在诗中将元末与朱元璋抗衡的陈友谅、张士诚辈比喻成目光短浅、割据一方的公孙述，暗喻朱元璋为建立东汉的刘秀，不可谓构思不巧，这其实正是诗人在政治立场上一次迅疾的转变，是一种明哲保身的做法。

二、有关元朝官军的诗歌

元朝末年官军的构成非常复杂，其中主要的成分是正规军、苗军和义军。

（一）元朝正规军与脱脱、太不花诸帅

前文曾引用袁凯的诗句“十年不见鹳鹅军”①《左传·昭公二十一年》：“丙戌，与华氏战于赭丘。郑翩愿为鹳，其御愿为鹅。”杜预注：“鹳、鹅皆阵名。”（《秋日海上书怀 丁酉岁作》其二），这里的“鹳鹅军”，指的就是元朝的正规军。在张士诚起事后第二年，元朝任命脱脱为统帅前往镇压。“这是蒙古政权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4]31

（至正）十四年，张士诚据高邮，屡招谕之不降。诏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之。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贼势大蹙。[3]3346—3347

脱脱具有杰出的政治才能与军事才能，本传称其“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极人臣而不骄。”正当脱脱势如破竹的时候，一纸诏书飘来，削夺了他的兵权和爵位。袁凯后来有诗曰：

寡妹城西消息稀，老夫漂泊几时归？朝廷计议知何意？丞相征行事已非。东去鲸鲵方作横，南飞乌鹊正无依。可怜白发孤村里，终日哀哀赋《式薇》。（《秋日海上书怀 丁酉岁作》其一）

脱脱被贬是元朝自毁长城的一个惨痛的教训②更为详细的情况可参看《元史纪事本末》卷二三“脱脱之贬”。今天仍有学者探究这个问题，如李岭《奇后与脱脱高邮阵前被贬》（《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有的海外学者认为“可能是已成常规的政府每五年一换班的周期所致”，这种解释稍嫌牵强。见（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3页。。彼时“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如铁甲军入襄阳，号铁甲吴者是也。”[6]76元朝把本属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拱手奉送给了敌人。本来束手待毙的张士诚一下子绝处逢生，并且蓬勃发展起来。袁凯在上面两首诗中称张士诚为“鲸鲵”，足见张士诚军事力量之凶猛。《左传·宣公十二年》：“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杜预注：“鲸鲵，大鱼名，以喻不义之人。”“犬彘”“淮寇”之称也表现了袁凯对张士诚的蔑视。脱脱征讨张士诚功亏一篑，这件事情让袁凯深为痛惜，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闻道淮南新易将，江湖此日欲沾衣。”（《登虎溪阁》）

脱脱被解除兵权之后，“升太不花本省左丞相，与太尉月阔察儿、枢密知院雪雪代总其兵。山东、河北诸军悉令太不花节制。”[3]3381太不花后来表现的军事才能和业绩如何呢？

及击贼，贼且退，诸将皆欲乘胜渡江，而太不花乃反勒兵而退，以养锐为名。其后贼犯汴梁，守臣请援兵，至十往反，太不花乃始率兵援汴梁，而犹按甲不进。[3]3382

后来朝廷对于前线的情况两次派遣重臣“谕以密旨，授之成算，而太不花恬不为意。”太不花在当时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个案，元朝末年有很多“覆军之将，残民之将，怯懦之将，贪婪之将”[3]4267，这些将帅遇到强大的红巾军便丢盔弃甲逃之夭夭，而一旦遇到没有战斗力的村落和城池时，又令“鸡犬一空，货财俱尽。”[3]4267对这样的局面，袁凯是非常痛心的，他有诗言道：

将帅多儿戏，君王待贼平。几人思报国，何处有全城？未识龙蛇阵，频遭犬彘惊。亚夫军细柳，千古汉家营。（《将帅》）

（二）阿速与达识帖睦迩

袁凯《海叟集》中有《病阿速 阿速，蒙古别号也》一诗：

杭州阿速病可伤，况复四体多金创。口粮开除但乞丐，终日哀鸣行路傍。自言家在云中住，兄弟既死惟爹娘。往年江南妖贼反，圣旨差我随平章。同行二千五百辈，辈辈选用皆精强。孰知江南风土异，不比中原尽平地。中原地平好驰逐，一人腾骧万人废。江南地卑山林密，泥深马滑无由立。角弓著雨软如绵，只尺相看不能射。九月十月岁将暮，贼兵突入观音渡。平章脱身向东走，太半尽死无人顾。我幸不死病已危，丞相被逐无依归。异乡此日谁相慰，只似天边孤雁飞。时丙申岁，丞相达识帖睦迩为张士诚所逐。

袁凯诗后的一句自注交代了该诗的创作背景，具体的情况是这样的：

（至正）十六年正月，张士诚陷平江。七月，逼杭州，达识帖睦迩即弃城遁于富阳。万户普贤奴力拒之，而苗军帅杨完者时驻嘉兴，亦引兵至，败走张士诚。达识帖睦迩乃还。[3]3375

袁凯诗中所云“阿速”，何谓也？据时人的记述，“阿速者，绿睛回回也，素号精悍，善骑射。……阿速军不习水战，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6]63这里的解释指出了阿速的体貌特征、战斗能力以及在战场上的遭际。据今人研究，阿速在史籍中亦称作阿思、阿兰、阿宿、阿速赐等，信奉希腊东正教，原居于高加索北麓，是操伊朗语的部族。拔都西征时灭阿速，阿速人多随军迁往中原①关于阿速人的定义和相关材料，参见马建春《钦察、阿速、斡罗思人在元朝的活动》（《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与蔡晶晶《从阿速军到阿速卫：元代阿速军队组织的起源与变迁》（《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八辑），2014年第2期）。。故此，可知袁凯自注“阿速，蒙古别号也”并不正确。袁凯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于当时典故的记忆有误，也属正常。阿速本来属于元朝军种里面的精锐，现在受江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却变得不堪一击。其实，元朝末年整体的军事力量已经变得非常脆弱，许多高级将领临阵脱逃之后，不仅没有受到追责，反而受到重用。达识帖睦迩就是这方面的典型②在这之前，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也有过类似的经历，见《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第3345页。，时人陶宗仪对这种情况颇有感慨：

天下之事，战争十有余年于兹矣。为臣辱国，为将辱师，败将奔窜，不可胜计。甚者，含垢忍耻，偷生冒荣，以为得志，名节大闲，一荡去弗顾，求其忠义英烈，千百之中莫克什一。[2]169

由此可见，袁凯在《病阿速》诗后自注中的达识帖睦迩就是陶宗仪批判的“为将辱师”这一类人物。如果说袁凯对于受伤的阿速士兵充满了同情和怜悯，那对于“偷生冒荣”的统帅则是赋予了嘲讽和鞭挞。

（三）苗军与杨完者

在元末官军系统中还有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苗军③关于苗军的情况可参看张雄《“苗帅”杨完者东征略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5期）与王颋《杨完者与苗、僚武装》（《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袁凯亦有诗记之。

官军应贼著红巾，苗獠来时更不仁。若道南州无节妇，请看东海费夫人。（《费夫人》）

这首诗描写费夫人面对苗军的暴行所表现出来的坚贞。费夫人，亦称朱夫人。时人王逢亦作有《朱夫人》一诗④王逢是元末名士，与袁凯是乡党，他们在明洪武十八年（1385）曾经有过聚会，袁凯有《偕黄叔明、王元吉、钱伯云、张梦辰、金彦振，元夕观灯会于萧塘。隐居景元举酒属客曰：“‘七人四百九十岁’为首句，以灯字为韵。”予赋此，时洪武乙丑也》以记之。，并有长序，这个序很能帮助我们理解女主人公，兹录其部分如下。

夫人讳字元琇，江阴知事朱道存之妻，都漕万户费雄之女也。至正十六年（1356），江阴乱，夫人依其父居松江之上海县。未几，上海县陷，苗军复县，大掠。夫人惊，遽出卧内，时苗手刃以入，将犯之。夫人怒叱曰：“吾贵家女、贵家妇，夫君见勤王，汝本官兵，奚为犯我？”投钗珥于地。贼攫之去。既苗沓至，索赀无有，遂驱迫就道。夫人揆不免，乃攀堂楹厉声曰：“吾义不辱。苗狗忍辱我耶？”比遇害，爪入楹木，血沁于指，哀哉！[7]648

对于残害费夫人的苗军，陶宗仪认为“苗入华夏，民之不幸，亦国家之不幸也。”[2]101苗军统帅杨完者（？—1358），字彦英，武冈绥宁之赤水人。《元史》无传。为人阴骘酷烈，嗜斩杀。苗军在他的率领下，对于镇压红巾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杨完者也因此嚣张跋扈，竟发展到抢夺丞相庆童之女为妻的地步。

（至正十六年）苗军帅杨完者以其军守杭城。丞相达识帖睦迩既承制授完者江浙行省右丞，而完者益以功自骄，因求娶庆童女。庆童初不许，时苗军势甚张，达识帖睦迩方倚以为重，强为主婚，庆童不得已以女与之。[3]3399

丞相庆童的祖、父皆位列国公，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显赫的望族。关于杨完者娶庆童女一事，袁凯做有两首咏史诗以影射之。

于越山水秀，自古有名娃。绿珠虽后来，声名天下夸。明珠动万斛，轻绡亦论车。众人不能得，独向石崇家。名园临紫陌，高楼隐丹霞。文犀饰窗槛，白玉缀檐牙。为乐未及终，前祸忽来加。厚意何可忘，微命何足多！委身泥沙际，终令后世嗟。夏女曾灭国，周褒亦乱华。古人已如此，今人将奈何？犹胜中郎女，清泪湿悲笳。（《赋得绿珠》）

绿珠初嫁石崇家，细马轻驼七宝车。已用明珠为匼匝，更输白璧教琵琶。日日东楼倾美酒，朝朝西苑看名花。只为恩深不相弃，还将玉体委尘沙。（《赋绿珠得车字》）

康熙本《海叟集》在《赋得绿珠》题后有注：“钱虞山云：‘海叟再赋绿珠，殆为杨完者聘丞相之女而作也。’”钱虞山（按，即钱谦益）是明末大儒，曾撰《明史稿》，他的推测是可信的。绿珠是晋代石崇非常恩宠的绝色女子，后来被人索取，绿珠烈志轻生。袁凯歌咏绿珠为石崇守节，这应该是嘲讽庆童之女苟生。其实，透过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杨完者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可一世！

达识帖睦迩为杨完者与庆童之女主婚的目的非常明显，元朝必须依赖杨完者对抗张士诚。杨完者苗军的战斗力可以说是锐不可当，其破坏力也是极大的。

初，达识帖睦迩以完者为海北宣威使都元帅，寻升江浙行省参政，至是遂升右丞。而苗军素无纪律，肆为钞掠，所过荡然无遗，达识帖睦迩方倚完者以为重，莫敢禁遏，故完者矜骄日肆而不可制。[3]3375—3376

正是因为杨完者在政治上的不可驾驭与他在军事上超强的战斗力，才使得代表元朝的达识帖睦迩与表面投降元朝但心存异志的张士诚之间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必须消灭杨完者。

（达识帖睦迩）乃阴与士诚定计除完者。扬言使士诚出兵复建德，完者营在杭城北，不为备，遂被围，苗军悉溃，完者与其弟伯颜皆自杀。[3]3376

在杨完者被围剿的过程中，“惟庆童女往富阳，得免。”[8]67对于杨完者之死，元末文人的态度分两种，一种表示惋惜，一种表示谴责。袁凯属于前者，有诗为证。

铁骑千群下九江，将军才气古无双。欲倾淮海鲸鲵窟，尽说东南礼仪邦。关羽不防吴寇入，费祎终惑魏人降。腐儒忧国思家泪，独向西风洒石缸。（《过杨右丞墓》）

在这首诗里，以关羽与费祎这两个因麻痹大意而被贼人杀害的正面历史人物比喻杨完者，而以偷袭的吴军与诈降的魏人比喻张士诚。袁凯本来有诗谴责杨完者的苗军，这里为什么又对杨完者之死表示同情呢？根本原因在于他站在维护元朝统治的立场上来发表观点和抒发感情的。

（四）义军与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

元朝末年，“军队已经失去了建国初期那种勇敢、骠悍的特征，无论是军官也罢，士兵也罢，都腐化了，不能打仗了，在与红巾军作战时，往往是一触即溃。既然元朝军队不能打仗，为什么战争还能延续二十年呢？原因就在于坚决抵抗红巾军的是一些地主阶级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元朝政府把它称为‘义军’。这些力量很强大，最强的有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所领导的这一支。”[9]8-9

至正二十一年（1361），察罕帖木儿进击山东红巾军，红巾军将领田丰、王士诚投降。到次年的时候，山东境内的红巾军全部平定，只有益都一座孤城还在红巾军的手里。田丰、王士诚这时又欲反水，他们设计杀死了察罕帖木儿。

田丰之降也，察罕帖木儿推诚待之不疑，数独入其帐中。及丰既谋变，乃请察罕帖木儿行观营垒。众以为不可往，察罕帖木儿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请以力士从，又不许，乃从轻骑十有一人行。至王信营，又至丰营，遂为王士诚所刺。讣闻，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师四方之人，不问男女老幼，无不恸哭者。[3]3389

察罕遇害之后，元朝“复起扩廓帖木儿，拜银青荣禄大夫、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皇太子詹事，仍便宜行事，袭总其父兵。”[3]3389关于察罕遇害一事，袁凯有组诗记之。①当时亦有张翥、王逢等人作诗以悼之。

王事私恩不共天，益都城下枕戈眠。鲸鲵戮尽为京观，孝子臣忠亿万年。

纵道山东柱石倾，华夷黎庶不须惊。张皇国势如平日，詹事新来总父兵。

从今父老不须悲，詹事英名四海知。汉室中兴吴楚破，条侯元是绛侯儿。（《闻山东消息三首》）

据文献记载，把大量的敌人杀死之后，封土其上，谓之京观。扩廓帖木儿对待杀父仇人的手段亦是非常残忍：

扩廓帖木儿既领兵柄，衔哀以讨贼，攻城益急，而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拔其城，执其渠魁陈猱头二百余人献阙下，而取田丰、王士诚之心以祭其父，余党皆就诛。[3]3389

扩廓帖木儿本是察罕帖木儿之甥，自幼养以为子。袁凯在诗中以周勃、周亚夫父子比喻察罕、扩廓父子，可见对于扩廓成为元朝的柱石之臣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其实，在后来的军事生涯里，扩廓与红巾军的斗争变少了，他与元朝另外一支军阀——孛罗帖木儿（按，答失八都鲁之子）因为抢夺地盘进行了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军事斗争。这两派军阀后来参与了元顺帝与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之间的斗争，虽然孛罗帖木儿在开始的时候归属于顺帝一方，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顺帝最后选择了诛杀孛氏，以此换得短暂的平衡。①关于这场斗争的内幕以及袁凯的态度问题，笔者另撰小文《关于元末一场内讧的直笔和曲笔》，待刊。

结 语

明人何良俊曰：“松江袁景文凯，其古诗学选，七言律与绝句宗杜，格调最正，故李崆峒、何大复称其为我朝国初诗人之冠。”[10]233袁凯既然拥有这样崇高的声誉，其“宗杜”的结果必然体现在诗史特征上面。杜诗的诗史特征已是学界的不刊之论，袁凯遭遇兵乱的情况与杜甫非常相似，当时天下板荡，“兵戈方浩荡，江海失攀援”（《送张七西上》）。因为与杜甫既有相似的经历，也有相同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袁凯便自觉地效法杜甫以诗纪史，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具有了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应该指出的是，杜甫诗史中的议论非常精彩而深刻，②叶燮《原诗·外篇》云：“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诗，议论尤多。”袁凯尚没有达到杜甫的这种境界，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杜甫不可超越的诗学地位。在明清两代，理论上主张学习杜甫的呼声很高，但从创作层面上“宗杜”且小有成就的作家并不多见，从这个意义上讲，袁凯的确是一位值得肯定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