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娟

榆次车辋常氏，从清康熙年间以商起家，经乾隆到宣统，以茶为主开展对俄贸易，历经200余年，成为“外贸世家”。 其家族不仅重商业，而且重文化，发展教育，创办学堂，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常氏各门共办私塾17所，开创了全省一个家族办学最多的纪录。1904年秋，常氏兴办的——“知耻”女子学堂，开创了三晋办女子学堂的先河。

“知耻”女子学堂的创办背景

在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中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三从四德”妇德观的束缚下，女子教育历来为人忽视。即便是少数官宦家族的女子也仅仅以《孝经》《烈女传》《女训》《女诫》为主，女子像男子一样去学堂接受教育几乎不可能，国内无正式女学。鸦片战争后，随着香港割让，五口开埠通商，大批外国传教士入华，他们在传教的同时，着手创建各类教会学校，于是教会女学随即出现。光绪初年发生的一场旱灾即“丁戊奇荒”，在这次灾荒的救济中，西方教会通过赈灾的形式进入山西。1878年，内地会的女教士戴德生夫人、霍恩、克里克梅于太原赈灾时救助了一些女孤儿，为安置她们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是基督教传教士在山西开办最早的教会学校，之后教会各派纷纷在山西建立新式学校。1900年，基督教浸礼会在山西阳曲县（今太原）杏花岭开办男书房和女书房。1902年，基督教会率先在太谷县南关开办贝露女子学校，信教女子走出闺阁，进人课堂读书受业。由此，为后来山西私人兴办女学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经验。

西方先进的教育文化让中国开明绅士体会到了女学的重要性，让女子受教育是改革传统教育的关键因素。1897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强调兴办女学的重要性，指出：“治天下之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他认为，女学的兴衰是衡量国家是否强盛的重要标志。戊戌变法时期，维新人士积极提倡兴女学，梁启超写《创设女学堂启》《论女学》，严复写《论沪上创新女学堂事》，女子教育的问题逐渐得到朝廷的重视。清政府推行以“新教育”为重要措施的新政，其中就包括允许兴办女学。派遣留学生到海外，是清末新式教育的重要内容，常氏家族子弟也积极加入留学生的行列，赴外地求学，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熏陶。《榆次市志》记载，从1905至1932年的28年间，榆次籍贯的留学生共26名，其中车辋常氏4名，占15%。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 受教会女学及维新思想的影响，山西地方乡绅开始提倡女学，创办女子学校，鼓励女子进入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常家历代掌门人对家庭教育都非常重视，常氏家族内设立私塾最多时达到17个之多，远远多于晋商其他各家。此外，常家还专门建立家族大书院，各堂开设有小书院，六七十个堂院几乎家家都专设书房或书院，供主人看书学习和对晚辈进行早期教育。《榆次市志》记载：“从1907至1949的43年间，榆次籍贯的大学毕业生共105名，其中车辋常氏23名，占全县的22%。”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清末，一向学以致用的常家在对俄贸易的过程中，对“国弱民受欺”有切肤之痛，进而接受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民主维新思想。《晋商史料全览》记载：“尤其是常麟书在京师南学学习7年，对西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还经常邮寄书籍资料回乡，在族中造成广泛影响。光绪二十四年（1899年），十三世常立教赴京参加科考，与康有为、梁启超相识，参加了“公车上书”，成为山西省参与戊戌变法的3名举人之一。”这些都为常氏改革传统教育、创办新式学堂奠定基础。

1901年，朝廷頒布《兴学诏书》，令全国各州县书院改办小学堂，小学教育得以普及。1902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1903年又颁布“癸卯学制”，规定“以家庭教育包括女学。”女子教育首次被提出。1903年，常氏家族中的十四世、清末进士常麟书合并族中私塾，集中族中学龄儿童，创办“常氏笃初小学堂”，是为山西省最早的私立新式小学堂，比我国正式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早两年，比清政府颁布《初等小学堂章程》早6年。男女不能同校，当时的笃初小学堂只接收男子，而教会在附近各县开办女子学堂的成功，却在常麟书、常赞春等常家学子中产生了强烈影响。

“知耻”女子学堂的建立及复校

十四世常望春率先发起妇女教育。《常氏家乘》记载：“先生尝课妇识字，读随园女弟子诗，间能为小诗及断句，于是为芸香馆夜课图，以征题咏，称韵事焉。”《儒商常家》记载：“他不仅教给家中的妇女识字，还要求她们读乾隆时代江南随园老人袁枚（1716—1798）的女学子的诗。”这事实上为常氏家族后来创办“知耻”女子学堂开了先河。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常家众子弟的努力下知耻女子学堂创办，《常氏家乘》记载：“光绪三十年秋，由（十四世）沛春、泽春、建春等发起，女学堂定名知耻。”在“笃初学堂”创办的第三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第十四世的常沛春（字雨农，时年28岁）、常泽春（字柳村，时年23岁）和常建春（字星生，年25岁）等人发起，利用第十三世北常常立德（人称“大先生”）宅院的西院创办“常氏女子知耻学堂”，以常浴春（字少沂，时年24岁）司庶务，由族人担任教员，因“女生男授”，为“解虑隔阂”而聘常立仁妻范氏（常赞春、常旭春之生母，时年65岁）任舍监，常立敬妾孙氏（时年42岁）、常立信妻曹氏（时年35岁）及张氏、常氏等等分任幼稚舍监。常氏女子“知耻”学堂从1905年创办至1913年因经费问题停办，是为第一期，历时8年。停办后，据《常氏家乘》记：“民国九年，立翰公任村女校事，族中女生附焉。”它是距今可考山西最早的国人自办女子学堂，开创了山西女子进入学校学习的先河。

民国《榆次县志》记载：“（车辋村知耻学堂）民国二年停办。十四年，常赞春等规复。十八年，乃合并村中诸女生而授课焉。”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在常赞春的建议下，常家利用家族旧商号的一些账尾残资作为基金，《儒商常家》记载：“在山西著名艺人乔国瑞（艺名“狮子黑”）等人的资助下，在北祠堂东偏院（原账房院）恢复“常氏私立笃初小学校”，同时将“知耻女校”合并，男女同校。校董为常赞春、常彦春、常建春、常麟隽、常凤梧和常风等人，校长为常宝春。为维持学校生存，族人共商将仅有的余资投放到可靠的商家入股，以利息支撑办学费用”。后期的笃初学校，从1925年坚持到1937年，直至抗战爆发。endprint

“知耻”女学堂的办学情况

从办学宗旨上来看，起初，“知耻”女子学堂的办学宗旨只是想让族中女子多注重品格修养，如十四世常望春发起的妇女教育，随着附近教会女校的建立，女权思想的深入，关于“知耻”二字的寓意，不仅仅直接理解为使族中女子通过读书识字以知失礼之耻和失节之耻，而是要一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使女性经过学习多方面的新知识，提高自立的本领，注重了品德修养，树立做人的尊严，在人格和能力上都可以自立。应该说“知耻”的真正目的是使族中女子既知无德之耻，更知无才之耻，从而成为新时代的独立女性和新式家庭的贤妻良母。 从学生入学条件来看， 学堂开始只招收本族女子入学，后规模扩大，外族女子亦可入学。《儒商常家》记载：“笃初此次复学，车辋常家在村的男女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外姓和外村的个别学龄儿童因家长有特殊关系得以在笃初读书。”

从教学内容来看：据《常氏家乘》记载：“其功课则以文字、算术、修身为主，不拘定部章也。”民国《榆次县志》记载：“功课则初习家事及作文、习字、算术，渐乃择增科学。”课程设置从刚开始只学习文字、家事到后来增加科学，就能发现常家创办女学堂理念在发生新变化，以及常氏办女学的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妇德意识下“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

从师资力量来看，学堂的教师起初大部分由常家博学多才的长辈来教授，比如常立仁妻范氏（常赞春、常旭春之生母，时年65岁），是《常氏家乘》中留有文字记载最多的女性：“乙巳岁，创设女学，公请淑人监视讲授，诸女生莫不乐淑人（即范氏）之宽，慑淑人之重。数年来，幼稚无嬉戏废业，诸妇无偭规受罚”。常赞春除授经史诸旧学外，更亲自为学生讲勾、股、弦等格致知识。常立信之妻曹氏担任监堂，非常负责，“所监堂多幼女，以言笑不苟，皆严惮，终日无欢哗”。还有一位日本女子师范毕业生福士宫子，她是十五世北常常凤德妻子，《儒商常家》记载：“宫子性情贤惠，曾在知耻女校教书。”复校后的“笃初”在经费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以高薪聘请太原第一师范和国民师范的高材生来校任校长和教师。

从办学效果来看，学堂开省内女子进入新式学堂读书之先河，办学第二年就“女生渐众，分堂讲授”，有甲、乙、丙、丁四堂。《儒商常家》记载：“据后人回忆，知耻女校初期学生能记起名字的有从第十四世到十六世的13人：第十四世常沅春、常麟祉；第十五世常凤笄、常凤莹、常佩兰；第十六世常乃爱、常乃香、常乃慈、常乃愿、常士列、常士秀、常士淑、常士娎。”常家十五世北常后裔常凤笄1903年出生，是十四世常瀚春之女。幼时即入常氏知耻女子学堂学习，自小便聪明好学。后考入太原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有感于当时女子上学之难，立志将来从事教育，以解放女性为己任。1924年毕业后即留校任教，此时正值家族商事衰败，生活困顿，她用微薄的薪水奉养全家，使父母老有所依，弟妹均受到良好的教育。1926年，常凤笄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齐鲁大学教育系，毕业后又考入燕京大学硕士研究院，学业完成后先后在几所教会学校任教。她是常家第一位受到高等教育的女子，又是常家第一位获得硕士学位的才女。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沦陷后，常凤笄回到山西，执教于汾阳铭义中学。抗战胜利后重返北平，在著名的贝满女子中学（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北京女十二中，今北京第一六六中学）任教，直至离休。按民国《榆次县志》记载：“民國九年（1920年）至二十三年（1934年）的15年间，榆次全县从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共18名，其中车辋常家的有10名。”这10名常家女子中有9名都是毕业于初期的“知耻”女子学堂，包括常凤笄、常凤莹、常乃爱、常乃香、常乃慈、常乃愿、常士列、常士秀、常士淑。在“知耻”复校后读书的常凤岱女士回忆她一生的文化底子来自常家女校。

从社会影响来看，常氏女子“知耻”学堂的创办，在当时形成了不小的轰动。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中这样记载：“有人言：此村之北八里许车辋村，前月设立女学堂一所，女学生不一，有女、有妇，凡十余人，年皆十七八岁，教习为某孝廉、某生员，皆未三十岁，所教皆效洋人之法，衣服亦效洋人装饰，人多羡慕其所为，而不以为非。”常氏创办女校成为典范，其他商人也争相效仿，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记载：“榆次车辋村去冬设立一所女子学堂，本月太谷东里村亦设立女学堂。闻皆二十余岁之妇，其小者皆十六七之女，充教习者为男子。此风一开，则男女有别之道并不讲矣。”在车辋常家创办“知耻”女子学堂后，潞安知府斌衍在潞安设立女子小学堂，祁县渠本翘在祁县创办女子学堂，平阳府也设置了平阳女子学堂。常氏“知耻”女子学堂的兴办，首开女子学堂读书之先河，具有率先示范的作用，带动了晋中地区乃至山西女子教育的发展。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