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艳红

（东南大学法学院，江苏南京211100）

经过近二十年来刑法学者“刑法知识的去苏俄化”和“刑法知识的教义学化”的努力之后，①陈兴良：《刑法知识的教义学化》，《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刑法教义学得以在我国刑法学界迅速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然而，刑法知识去苏俄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因果关系，去苏俄化不等于教义学化，去苏俄化之后的中国刑法学未必没有其他可能。刑法是否应该实行教义学化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法学发展根本性问题在刑法学领域的反映。②参见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政法论坛》2005年第1期。只有在中国法学及其学派之争的大背景下，才能更清晰地发现中国刑法学为什么要实现教义学化；只有在不同中国法学派达成共识及其相互磨合之下，才能明确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仅仅局限于刑法学内部而不联系中国法学学派发展的大背景讨论刑法的教义学化问题，既显得过于草率，又降低了刑法作为“保护人类社会共同生活秩序”这一源自部门法又超越部门法的功能，③参见［德］耶赛克、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上）》，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并降低了刑法教义学化命题的可信度。为此，本文拟结合近年以来中国法学流派化志趣，结合刑法学科自身属性，探讨中国刑法的发展方向问题。

一、积淀与变迁：中国法学“流派化志趣”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法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为人类贡献了宝贵的知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