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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告白》:再现性别角色和文化身份的困境

2018-02-03金晶吴庆宏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17年9期
关键词:文化身份

金晶 吴庆宏

摘要:当代华裔作家伍绮诗的小说《无声告白》从混血儿莉迪亚的水中溺亡展开倒叙,讲述了二代华裔移民詹姆斯与美国白人玛丽琳的恋爱和婚姻生活。玛丽琳的经历展现了女性在个人发展的实现和家庭责任之间的艰难选择,而詹姆斯的生活则代表了华裔后代在白人文化中成长所面临的文化认同方面的危机和焦虑,他们的女儿莉迪亚作为第三代华裔依然处于文化二元对立的艰难境遇,作者戏剧化地以莉迪亚的自杀点燃这场压抑已久的身份危机,反映了作者对于文化间冲突和融合的深刻思考。

关键词:《无声告白》 华裔文学 性別角色 文化身份

《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是当代华裔作家伍绮诗历时六年写就的处女座并斩获了2014年美国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第一名并被多家媒体报刊评为年度最佳图书。这部华裔作品突出重围成为2014年的畅销作品,那么为何这样一部华裔和美国白人构建的家庭故事对于美国读者具有吸引力是引人深思并值得关注的。小说讲述了华人二代移民詹姆斯·李一家的家庭悲剧——家里的大女儿莉迪亚尸沉湖底,被警方断定为自杀;母亲玛丽琳无法接受女儿自杀的事实:莉迪亚的哥哥内斯则因为误解和偏见而将莉迪亚的死归咎于邻居杰克:而一直游离于家庭边缘的父亲詹姆斯则以婚外情的消极方式逃避创伤;只有家中最小的孩子汉娜,一直默默地关注着家里的每个人,最终让家人意识到只有爱才是治愈的良方。

作为华裔与美国白人的混血儿,莉迪亚处在深色发色带来的身份的迷失和困惑之中;而拥有一个挣扎在家庭责任与个人发展的矛盾中的母亲,则意味着她却少一位坚定的女性榜样引领她在传统女性和新女性成长道路做出选择。小说设置了一个相对光明的结尾,玛丽琳最终看到自己对女儿过高的期待实际上不过是将自己未完成的心愿强加在女儿身上,而女儿的顺从是她对母亲的爱的表达。玛丽琳拥抱小女儿的一幕也体现出她不再抗拒自己作为母亲的家庭身份,接受女性自我。詹姆斯也从他与一名华裔女性的婚外情中幡然悔悟,回归家庭,体现出他对自己的家庭责任的承担和文化身份的新理解。

一、源于母亲的性别角色的迷惘

莉迪亚最终选择自杀与母亲曾经离家出走和母亲的教育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心理学中关于亲子联结的实验研究发现“良好的亲子关系为孩子提供了心理上的安全感、抚慰感”,而消极的亲子关系则会诱发焦虑、孤独感。玛丽琳作为母亲始终在遗憾自己未能完成学业拥有自己的事业,甚至一度感到家庭是个人发展的拖累。玛丽琳在性别角色上的焦虑是致使莉迪亚不健康心理成长的重要原因。

玛丽琳的性别焦虑与从小成长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关。家庭首先是玛丽琳性别角色产生认同的源泉。在单亲家庭成长的玛丽琳对母亲积怨颇深,她不理解为什么像她母亲那样一位以家庭为中心的“家中天使”会是婚姻的失败者,由此对女性为家庭付出的意义产生怀疑,对母亲的女性榜样进行否定。父亲的缺失和对母亲的否定使得玛丽琳想要摒弃母亲所代表的一切传统女性的特质:她宁愿去上男生的手工课而不是家政课;她立志要做一名女医生,因为“做医生是她想象得到的最能与母亲生活方式拉开距离的职业”;她希望成为与母亲完全不一样的人,“她一直追求‘不同:生活与自我的标新立异”,以此摆脱以母亲为代表的传统女性身份、重塑自我独立人格。

然而玛丽琳始终难以逃离社会对性别角色刻板期待,社会对她所认同性别角色致以打击。每当个体的行为和选择与性别角色刻板观念产生冲突时,“性别角色的社会期望便会形成压力”,在这个过程中积累压抑和焦虑。高中时学校不准她选择男生班级的手工课,女生只能选择家政课。作为化学实验室里唯一一名女生,她的能力也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质疑。20世纪50年代女性的职业诉求遭到普遍压抑,妇女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分工不平等的社会问题,就医疗行业来说,根据人们普遍的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医生就应当是男性,而护士应当是女性。以至于当玛丽琳看到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女性也会直觉认为她们是护士而非医生,“当她听到‘医生这个称呼,仍然会想到——永远会想到——男人”。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刻板期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玛丽琳自我性别角色的认同,尤其体现在结婚后她在家庭责任和自我发展的矛盾困境的妥协。然而玛丽琳母亲的去世使她突然意识到她已然成为了和母亲一样的人,为了改变现状,玛丽琳不告而别离家出走,却因发现已有身孕怀孕不得不重归家庭。表面上,回归后玛丽琳相夫教子,甚至比以前要用心。实际上她是将自己未能实现的梦想转嫁给大女儿,实施对女儿生活的控制和剥夺。她发誓要让女儿过上与众不同的生活,但却不顾女儿的天性,像“培育观赏玫瑰一样”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女儿身上,希望莉迪亚代替自己实现做医生的梦想以弥补自己人生的缺憾。

正如玛丽琳的母亲对于玛丽琳的性别角色认同产生巨大影响,玛丽琳复杂多变的性别角色观念也在影响莉迪亚的性别角色的形成和发展。母亲的离家出走在她年幼的心灵留下这样一个启示,“如果母亲能回家,母亲说什么,她就做什么。她要实现母亲的每一个意愿”。莉迪亚一度以母亲的准则为自己的准则。她爱自己的母亲,热爱自己的家庭,却受到母亲的影响,隐约觉得恋家是现代女性不该有的特质;她刻苦学习,想要替母亲实现“出人头地”的愿望当一名医生,却发现自己并不擅长理科也达不到母亲的要求。在这种两难的困境中,成长中的女孩面临着女性角色的困惑,然而家庭却不能给予正确的心理疏导,莉迪亚的顺从反而不断强化了母亲的控制欲。玛丽琳的“生命未能得到实现”,最终形成不自觉的被合理化的破坏欲,“人们为了使破坏欲合理化,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爱、责任、义务、良心、爱国主义作为毁坏他人或自己的伪装”,玛丽琳以爱为名,将她的意志强加于莉迪亚,玛丽琳的性别角色的不确定所带来的自我实现和家庭责任不可兼顾的焦虑使莉迪亚成长在母亲的压抑和阴影之中。

二、源于父亲的文化身份迷惘

母亲嫁接在莉迪亚身上的梦想一直是压在莉迪亚身上的一块重石,这份来自母亲的压力已经让她喘不过气来。而继承自父亲的深色直发,以及那所代表的东方血统也让莉迪亚始终处于文化边缘人的尴尬境地。她无处诉说内心的孤独,也不知归属何处。endprint

詹姆斯出生在美国本土,接受美国本土教育,但是“他从不觉得自己属于这里”。20世纪50年代,美国限制中国人移民,詹姆斯的父亲是冒名顶替邻居家的儿子来到美国。“冒名顶替”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因为害怕身份被揭穿遣返回国,他们“拼命融入人群,极力避免与众不同”,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成为为白人所接纳的真正的美国人。

詹姆斯是幸运的。他的父母在一所白人学校做杂工,聪明好学的詹姆斯通过这所学校的入学资格考试,成为那所学校唯一一個东方人。他曾努力融入进这个环境,但仍然无法真正融入其中。这种情况在他进入哈佛以后仍然没有改变,他“没有朋友,在椅子上坐不稳当的习惯依旧没改,就好像随时会有人过来撵他走一样”。只有玛丽琳的爱情使得詹姆斯第一次觉得自己被接纳了,在她的怀抱中,詹姆斯感到“这个国家对他敞开了怀抱”。白人女孩的爱情使他暂时获得了希望,然而现实却一再提醒他自己的边缘身份,那是即使拥有了一个白人妻子也无法真正拥有一个美国家庭。他黑发黑眼的外貌特征就是詹姆斯无法抹去的标记,也是他无法逃离的文化“他者”烙印。

应对文化异斥,詹姆斯的主动融入也是在外界压抑下的心理逃避机制,正如弗洛姆所提出的,是无意识中的机械同化。在积极地接纳外部灌输的思想并压抑自己的思维的机械同化过程中,个人“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这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詹姆斯认为只要自己默默无闻、忍气吞声,成为一个透明人就可以融入这个环境。他教育他的孩子们一定要交朋友、融入这个社会。他在莉迪亚生日时送给她一本《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以期她能真正融入学校生活,交到白人朋友。在这一点上他和玛丽琳很像,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实现自己未完成的愿望,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能成为自己——成为医生或成为受欢迎的人——以此来弥补自己的缺失。

敏感细腻的莉迪亚明白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她发现父亲看到她在打电话时“眼睛明亮起来,她简直不敢相信可以如此轻易就让父亲精神焕发”,从此莉迪亚便假装自己有朋友,每天坐在楼梯上假装和朋友打电话,在校园里远远看着其他女孩,想象着如果她们真的是自己的朋友,她们会说什么。父亲对于融入和交际的焦虑投射到莉迪亚心里,成为她与人交际的巨大障碍。她把自己比作一条狗,她希望自己是温驯而友好的,像金毛巡回犬,天生一张笑脸。可她给人的印象并不友好,而是“不善交际、猜忌多疑,就像伍尔夫家的那条杂种狗,对别人充满敌意”。莉迪亚有着父亲的黑色头发,却继承了母亲的蓝色眼睛,这样特别的组合在米德伍德这样的白人小镇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莉迪亚以“杂种狗”自嘲,因为她既不是像父亲那样的华裔,也不是母亲那样的美国白人,置身于两者之间的莉迪亚感到孤独和不被理解,困惑无人倾诉。莉迪亚是两种血脉的融合,却遭到了两种文化的排斥。文化归属感的矛盾和缺乏使得莉迪亚无法肯定自己的价值,父亲的期待也让她无法正视和理解孤独。和父亲一样,她是美国白人文化群体中的“他者”,面对白人社区的强势文化,华裔血脉使他们游离在白人集体身份之外,以一种独特的身份认同状态即“混合身份认同”,在焦虑和无望的希冀之中生活。

三、结语

莉迪亚是整个家庭悲剧的中心,同时她也是最大的受害者。她努力想要实现父母亲的愿望,既要出人头地、与众不同,又要避免特殊为他人所接纳。东西方的文化理念的碰撞集中于她一人,以至于她在矛盾中失去了核心的自性,成为父母价值的傀儡。外在的压抑使她最终选择以近乎理想主义殉道者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莉迪亚一直没有学会游泳,她却划船去湖中央,她想,如果她能游回岸边那她就能重活一次。她像赌誓一般将自己重生的可能全然交给上天安排,跨入水中前她想的是以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可悲的是,莉迪亚的死亡于这个家庭却是有意义的。家庭突然失去了莉迪亚构成的中心,彼此离散,但最终是自发性的爱拯救了这个家庭。玛丽琳以为被莉迪亚扔掉的《贝蒂·克罗克烹饪书》,其实是被莉迪亚珍藏起来。莉迪亚从这本书中看到了外婆对家庭的爱,还有母亲对外婆深藏不露的爱,她从心底认同以家庭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并没有因为缺少朋友感到孤独或是像母亲一样想要特立独行与众不同。莉迪亚成长的时代已经和她的父母辈有很大不同,她的心理特征和父母亲也大相径庭。她因为接受了父母亲向她的心理投射,而畸形了内在自性。她的死亡让所有潜在的矛盾浮出水面,并让矛盾在爱和时间中得到消解。莉迪亚珍藏起《贝蒂·克罗克烹饪书》的行为最终让玛丽琳意识到自己的荒唐之处,也最终使她认识到她早该谅解她的母亲。一直默默关注整个家庭、遭到忽视的小女儿安娜使玛丽琳重新唤起了对家庭的爱和需要,对玛丽琳而言,阴影的破坏性得到了修正,面具和阴影获得了平衡。最终爱让这个家庭在离散之后又回归整体。

“爱是使人既保持独立又不感觉到孤独的良方,是连接自由与安全的纽带,也是现代人走出生存困境的关键”家庭悲剧的伤痛最终也在爱中得以慢慢化解。当玛丽琳找到《烹饪书》代表的真正意义之时,也是她理解自己的母亲、重新认识自我的开始,是《烹饪书》中饱含的母子之爱让她获得了救赎,“个人的良心和理想不再是‘内化的外部要求而是真正属于他的、真正具有他个人的特色”。以玛丽琳为代表的现代女性在自性的探索之中寻找家庭责任与自我实现的平衡,以詹姆斯为代表的华裔后代在孤独中求索并在家庭内部找到认同,他们的后代也将满怀希望,以自在人格独立于这个复杂的世间。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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