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波

摘要：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趋势，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方向.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文化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问题便显露出来。中国作家经历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的解构和重新建构过程，这与他们处于一种全球化进程中中西文化冲突的两难处境之中寻求文化认同有关。中国作家应当摆脱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树立文化自信，超越对本民族特殊文化的反映与表现，与世界文坛进行对话，在对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具有共通性、永恒性和前瞻性的主题上提出自己的独特感知、体验、思考，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学场中，扩大影响求得发展。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身份认同 文化自信 中国作家

全球化现象是多元复杂的、多维度的，文化是全球化大潮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维度，对人类社会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最终在文化主导权和文化认同问题上凸现出来，这使得对本国民族文化的保护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一个共同主题。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文化全球化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既定空间场。对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作家而言，则往往陷入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和文化自信丧失的两难境地：拒绝接受则意味着放弃享受科学文明和市场文明带来的好处，接受则容易淡化和放弃自己以前的文明传统。因此，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文化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问题便显露出来。

一、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身份认同困惑

人的文化身份涉及诸如“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要到那里去？”等人类安身立命的基本问题。“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也译为文化认同，它涉及一个族群或个体的自我界定，主要诉诸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本质特征和带有民族印记的文化的本质特征，是由阶级、性别、民族、经济条件和地域等许多因素交织而成的。”“身份”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经由文化塑造出来的，并且在这个塑造过程中，随着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诉求，处于一种变更、移位、同化等一系列运动状态之中。文化身份作为一种标示的定义，它不仅是由血缘组成的，还是社会和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空间，正是因为这种多元和可能性使我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变得模糊而不明确，个体身份被分裂成无依据的碎片，晃动不定。如何弥合自我碎裂的身份，获得完整意义上的生存，是摆在我们每一个个体面前的一道新课题。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的建构是复杂而多维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追求绝对和纯粹的民族性是不可能的。文化身份的认同与文化自信的建构密切相联。文化建立在认同之中，在建构的同时确立新的认同和方向。文化身份认同和文化自信问题在今天之所以越来越引发广泛关注，是因为人们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了身份的认同危机，产生了一种失去根基的迷失感和困惑感。

二、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作家文化身份的解构与文化自信的缺失

从20世纪初开始，“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从较早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再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国传统文化便遭到全面批判和否定，启蒙、革命与反传统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运动的主题和基调，它们造成了今日中国文化‘失根状态，也是中国文化自信力缺失的肇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学便以西方文化和文学理为参照，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文艺理论对西方的吸收，是一种观念、方法层面上的整体性的移植和切换，以西学为体用，中国文学由此加入到以西方文化和文学理论为基准的所谓“普世性”话语中，而自身的文化却遭到了解构与颠覆。

就全球化语境来看，中国文学对于全球化的忧虑始于八十年代，由于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引入，加剧了不同文学理念的冲突，一些长期困扰文化界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东西文化特质的融合和冲突，传统的现代化转化，新旧文化在当代的融合和创新的可能性，等等。在文学创作和批评上，则直接引发八十年代重要的文学运动与文学论争，如关于“朦胧诗”的讨论、关于“现代派”的争论、文学的“主体性”与文学“寻根”问题的提出等。“寻根文学”的兴起正是對于本民族文化、本民族文学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的忧虑，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作家文化身份认同危机的第一次体现。中国作家通过重温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寻求全球化大潮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寻根文学”是对全球化的一种抗拒，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体现。

九十年代初期，人文知识分子开始了对自身精神价值与社会功能的反思，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寻求自己的本体地位与文化身份，突出的表现为由人文知识分子发动几乎席卷整个学术界的那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九十年代中后期，受西方女权主义大潮影响，女性话语浮出水面，其表现为女权主义对男权中心的反动与颠覆并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以陈染、林白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作家用私人化的写作来揭露男性与女性之间不平等的二元对立，追寻自身的文化身份；后殖民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的颠覆与对东方的发现，使得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开始审视自身在全球的地位，积极寻求本土的文化身份。九十年代以后，西方消费文化大潮兴起，审美精神由纯审美向泛审美转化，审美趋向于生活化、实用化、通俗化和商品化。

不管是“寻根文学”、“人文精神”大讨论，亦或是女权主义、消费主义以及以“后殖民主义”为代表的各种“后学”在文坛的泛滥，这其实是中国文化“失根”后引发的文化身份认同危机，文化自信缺乏和民族自卑心理的体现，在文学领域的表现就是处处援引西方理论来建构自身的体系，或者以中国文学作品印证西方的文学理论，以此证明西方理论的“普世”意义。这其实也充分表明了在传统文化逐渐被解构的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化自信正在一点一点地被他者异质文化所消解，这对于当下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是极为不利的。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家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的重新建构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作家处于一种多元文化冲突并存的两难处境之中形。一方面，具有现代文化知识背景和民族文化双重知识体系的当代作家能以批评的眼光看待本民族的文化。能够批判性地发现本民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渴望通过接受现代文化和吸收优质的先进文化来重塑文化身份。另一方面，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已经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融入他们的血液中，民族的苦难记忆和西方文化知识的储备，尤其是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之时，对本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精神又存在着眷恋和推崇，反思现代性弊端的理性自觉和认同民族文化的情感自尊这两种情节同时存在。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他们内心渴望的能够一面有力和有效地再现当前全球格局中本民族的生活现状，一面能够建构起一个能适应全球化新语境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

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的建构不是某种纯粹的静态过程，而是一个在与“他者”文化不断对话、影响的过程中，不断自我丰富完善的动态发展过程。它包括认同与建构两个方面。认同是一种辨识的相对静止的过程，其目的在于找到自己在文化体系中的“归属”，确立自己的“身份”，从而达到对“我是谁”的确认。建构则是指在一定文化语境下的动态的构造，强调了文化身份的历时性多变性和共时性的多元性。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的建构需要“文化自觉”，对本民族文化要有自信，并对其发展的历史有充分的认识，对外来文化要有宽广的胸怀，同时对自己的文化要批判意识，取长补短进行文化的自我反思和自我创建。费孝通先生比较注重文化交流与和谐共处，提出了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不同的观点，他曾说过：“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问题关系到一个个体或族群的安身立命之本，在全球化的大潮中，这个问题理所当然地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中国作家只有明确了文化身份认同和具有了文化自信，才能保证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明确的方向和定：否则会产生不知所措和无法应对的困惑感。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崛起己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崛起同时也需要文化的崛起，一个时代的兴起，一个国家的崛起，不可以没有任何影响世界的思想，不构建任何价值体系，不解决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作为醒来的巨人，必须对人类发展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中国作家应当摆脱自身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树立文化自信，超越对本民族特殊文化的反映与表现，与世界文坛进行对话，在对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具有共通性、永恒性和前瞻性的主题上提出自己的独特感知、体验、思考，积极参与到到世界文学场中，扩大影响求得发展；此外，还应将本民族置身于全球化这个宏大视野之中，将中华民族置于世界各民族这个文化圈中，展示蒙昧与文明、传统与现代冲突下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困惑，揭示出出所有民族在寻求民族性与世界性、寻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性契合的过程所必经的矛盾与抉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