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

摘要：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她关注和思考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发展，不自觉中逐渐形成了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伍尔夫不仅从自身的创作经验中总结女性与写作的关系，而且从女性写作传统，女性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双性同体等方面全面阐述女性文学从古至今所处的或真实或虚构的处境，并在她的读书笔记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关键词：伍尔夫 女性文学论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是个自觉的女权主义者，她一直想从历代学者的作品中找到有关女性问题的答案，但她最后发现，对于女性，学者们的态度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嗤之以鼻。女性历来就这样存在于男人所虚构的文学作品中，她是“张着鹰翅的蠕虫，又是厨房里一块待剁的板油”（读书随笔）。至于女性创作，伍尔夫在作品中幻化出一个女性莎士比亚，同样有才华又有创作欲望的莎士比亚的妹妹，在男权社会制度下最终也只有不得志，郁郁寡欢直至变疯自杀的结局。19世纪的英国小说界涌现了一大批女性文学家，乔治·艾略特就是其中一位。她的作品让男性作家嫉妒，然而当她不怎么迷人的长相从她的作品中浮现出来的时候，那些绝对严格地信奉艺术与艺术家无关原则的男批评家们总是不痛快的。他们期待的女作家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如何的深刻，文笔如何的独特，而是温文尔雅，笑颜相迎地会向他们奉上下午茶的淑女。这种非文学的因素，伍尔夫称之为男性感觉总是误导读者对女性作品做出客观科学的判断。因此在她的读书随笔中，伍尔夫认真探讨了女性与小说和女性的写作局限方面的问题。

首先，伍尔夫对比了各个时期的女性文学，并提出了不同时期女性小说的弊端和较之以往所取得的显著进步：18世纪的英国文学界出现了女性小说家，碍于活动范围受限，经济能力不足再加上又没有机会接触良好的教育，她们大都以小说作为主要的表现形式，因为小说创作形式较之诗歌更为自由，可以随写随停，也更能反映当时女性的生活面貌和内心世界。到了19世纪，不准女性写作的禁令已然被解除，中上等阶层的女性不仅受到一定程度的教育，而且也有更多的闲暇和自己选择丈夫的些许自由，但由于仍然存在相当大的社会压力，这时期的女性作家也只是写写小说而已，而她们的小说也大多围绕家庭情感和家庭生活展开。这一时期的女性仍然拘泥于婚前父权制婚后夫权制的社会环境下，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也不大有外出旅行或者工作的机会，所以生活阅历的不足自然会局限她们的文学创作。但是伍尔夫也欣赏奥斯丁玄妙的才能，“小说中那么一件平平常常的事情，为什么会在她的笔下显得那么意味深长？”虽然奥斯丁的作品描写的都是乡间生活，但她独具慧眼，能洞察人们内心的奥秘，伍尔夫评价奥斯丁感官敏锐，心思细腻，总是能通过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判断力传达诚实和真挚的世间百态。伍尔夫也对艾米莉.勃朗特的评价很高，认为她冷眼旁观，看到的不仅仅是可悲的自己，更看到一个陷入极大混乱而四分五裂的世界。伍尔夫总是诟病早期的女性文学太过感情用事，缺少诗性。然而她在随笔中称艾米莉是诗人，称她的作品把人性提升到了崇高的境界，具有不可思议的深度。可见伍尔夫虽然提出了这个时期女性文学的局限但还是对她们的进步大加赞赏。

伍尔夫清醒地认识到男权制度下的女人比男人更缺乏安全感，也更需要存在感，女性作家首先要推翻传统和历史对女性的定义，同时又要关注女性的生存状况，审视女性的心理情感并且真实地表达女性的生命体验和价值。19世纪的女性作家就更为大胆地在她们的作品中体现这种女性主义意识。她们倾诉着自己不堪忍受歧视的愤怒并借此抒发自己向往自由和广阔世界的理想。勃朗特姐妹借助于比普通语言更有变现力的自然象征来把她们心中深藏着的种种情感和欲望表达出来，她们用自己的模糊的语言抒发个人的情感和欲望。然而这种较之男性作品多出来的因素往往使得小说扭曲，成了小说家发泄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弱化了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总是围绕她那令她发狂的遭遇以及社会不公给她带来的令她窒息的自卑；她的全部冲动就在于她要自我申诉：“我爱！我恨！我在受苦！”她总是带着愤愤不平的情绪在写作，而这种情绪使她永远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才华彻底表现出来。当一个作家总想在作品中证明自己要怎样的时候，读者反而对她产生更多的质疑。夏洛蒂的怨恨以及艾略特的隐忍都体现出当时的女性写作所遭受的社会压力和世人的非议。当然伍尔夫也乐观的看到20世纪的女性作家已经开始冷静地反省自己的性别，而且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塑造女性自身的新形象，她们不再愤愤不平，也不再一味强调女性风格，他们的作品真诚地，坦率地表达了现代女性的所感所知；此外现代女性已开始涉足更多的社会职业，她们的人际交往也不再局限于个人情感和家庭生活，她们的“注意力势必要从以往唯一可关注的个人生活转向非个人的社会问题”（读书随笔），她们的小说自然也就随之更多地渗入了知识成分甚至政治因素：更可喜的是现代女性作家不再一味地注重事实和生活细节的准确性，她们开始关注自然界的力量，开始探索人生以及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她们不再只考虑自己的处境，也不再斤斤计较男女关系，她们越来越有诗人的气质，她们的文学作品也会更加富有诗意。

其次，伍尔夫指出了女性创作存在的问题以及其局限性。第一是语言和价值观问题，现有的创作语言是由历代男性创造的，他们的规范以及沉重都不适合女性使用。女性小说家要找到一种自己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语言，才能更轻松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现代女性作家要打破传统男性文学的语言体系，创造属于自己的语言以便更好地传达女性的思维和情感。伍尔夫对英语词汇的自由运用有着“谁也模仿不了的英式的优美洒脱”，她多年的历练以及无数次的和词语的较劲使得她的作品总能达到云淡风轻却又让人情不自禁的境界。小说创作来源于生活，而生活中的常规秩序影响着小说的创作。男性价值观在小说创作中历来占主导地位，于是，女性在写小说时就会觉得有必要更正现行的价值尺度——那些被男性认为重要的东西，她会觉得无聊；而那些被认为毫无价值的东西，她却认真对待。而男性评论家们则会把这种和自己截然相反的价值观看成是非理性的和混乱的。没有习以为常的男性之光的照耀，女性的天赋能激发出更多的创作灵感，女性的生活或者女性互相之间的关系是否会焕发出更深沉的思想。第二是诗性的培养问题，迄今为止女性小说中最薄弱的一面就在于缺乏诗意，而诗意的培养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物质生活的富裕，“简·奥斯丁一直到死都是在公用的起居室里写作的，因为她没有自己的书房，而那里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打扰”。19世纪中期，女人所能获得的文学经验只能靠她自己的观察和分析，而她的情感也一直受家庭起居室的影响，她看不到更广阔的世界。1928年10月，伍尔夫以《妇女和小说》为题在剑桥大学做了两次学术演讲，她提倡女性一年要有500英镑的收入和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拥有这500英镑女性就可以像男性一样去研习文学，甚至会再往前一步，踏入散文、批评、历史和传记这些更精深的写作领域。第三是性别局限的问题，历来男性小说中的女人形象总显得很奇特，而且女性人物的出现总是围绕男女关系，从男人的审视中描述和理解一个女性；从事写作的大多女性作家又太过以自我意识为主流，视男性为对立面，对他们充满了敌意和恐惧，又或者对他们挖苦和嘲讽。在奥斯丁的作品之前，英国小说里的所有女性人物都是由男人来解释的，这种解释也仅限于男女关系。19世纪的小说里女人要多样一些，她们面临的不仅仅是爱情的成败，还有女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女性在社会生活的点滴进步。然而即便是在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的作品中男女之间的认识仍然有限，充满了偏见。伍尔夫认为小说终究是一种关于人，关于自然，关于神，关于大千千世界的陈述，是一种力图将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尝试。如果艺术创作者们只诉诸于人类灵魂中那一片无性别的疆域，没有偏执的性别感情，只有真诚地照亮彼此的灵魂深处，发现人类与不断变化着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20世纪初，伍尔夫独占了英国女性小说家的想象领域。“女作家受到规劝，要尽一切可能地具有‘伍尔夫特征，也就是说要注重主观，但又要走出自己的女性特征。”伍尔夫一直在摸索着寻找出一种谈论女性写作的方式，做到既接受文学传统的连续性，但也超越她负面描述的“性别专制”。她在随笔中不经意间提到更欣赏描写女性之间的关系的作品，而且希望作品能把女性人物之间的关系处理的再复杂一些就能表达更深度的东西。“一个女人写的东西总是女性的；它没法不是女性的；最好的状态就是最女性化的状态”，然而一部小说的性别特征是一种难以琢磨的气息。她希望获得一种非个人化的技巧，用它写作时既不炫耀也不否认女性特质，是一种不同的文学和性别的和睦平静。因此，伍尔夫后来的“双性同体”是在努力让两种对立的力量保持均衡，完全的“女性”和完全的“男性”同样危险。双性同体是个神话，帮助她逃避使自己感到痛苦的女性本质，不与之正面碰撞，并且使她能堵住自己的愤怒和雄心，把它们压抑下去。伍尔夫把女性看作藝术家，其创造能量主要用在维系关于她们自己和所爱的人的神话。然而伍尔夫本人从未接近过她向往的那种平静的不偏不倚，在她的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她对所有的热烈抒发表示痛惜，她希望女人能摆脱日常事务和怨恨情绪，做到“稍微退出公共起居室一点而去观察人类”，然而这种倡导实质上是一种战略性的撤退，这间屋子最终隔绝了“我”与外界，成了禁锢自己的牢笼。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