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鸣

散文乃精神的载体。精神的品格，决定散文的品质。“五四”散文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花，绽放在自主自由自觉和真实真诚真意的精神大地上。

在中国封建传统中，人的主体性往往被消解，人仅是“君”的附庸、“道”的工具、“众”的附属，人之求学、内省、修身、治世、为文，目的就是将自己历练成为能被“君”看中、为“众”接受的人。中国古代作家能否被社会接纳，主要在于看其文章是否传达了“君命”，阐释了“道”，循蹈了“理”，维护了“道统”，表达了统治者及群体的意旨。取消了个人主体的文学，不可能自主自由自觉抒写自我。因此，除少数敢于离经叛道，勇于抒写独立思想、表达个人情志的散文创作外，多数散文难以呈现作家丰富复杂的精神活动，极少体现个人的力量和内心的冲突。一味顾及“上”的允准，“众”的赞同，就易于导致主体缺失，真意遮蔽，这为散文创作设置了牢固桎梏和紧身束缚。

这种状况到了五四时期获得革命性改变。在这场全面彻底的文化运动中，“五四”散文解构既往观念，颠覆传统范式，显示了与传统散文迥然不同的审美意识，恰如夏志清以《人的文学》为题所断言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别不容抹杀，因为那是“非人的”和“人的”分别。人的主体性成为现代思想的核心所在，为君为道为祖宗为其他而非为人的文学藩篱被打破，个体的人从旧时代旧观念牢笼中解放出来。鲁迅鲜明地提出“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胡适力主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