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姿桦

论儒家伦理中的“亲亲”之道
——以《春秋》为中心

陈姿桦

“亲亲”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价值，公羊家常言《春秋》尚质，尤重“亲亲”之情，《公羊传》于此义多有发明。尤其面对现代人所说的伦理困境时，儒家亦常基于“亲亲”之情而予以化解，进而将这种精神落实到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具体设计之中。近些年来，对于“亲亲相隐”的问题，学界颇多讨论，而其重心则在处理情感与国法的关系。然而，这些讨论对经典的征引实嫌不足，尤其于传统法律的理论与实践，皆阙而弗论。本文则围绕《春秋》中的相关史料，并涉及部分法律文献，对此问题重加审视，从而将价值阐释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体现儒家兼顾法意与人情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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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改制与文质损益

孔子据二百四十二年鲁史而作《春秋》，其中涉及大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如隐公让国、郑庄杀弟、齐襄复仇、庆父之乱、祭仲行权等。但是，《春秋》并非像史书一样据事直书而不加褒贬，而是通过一套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的书法，将其旨义寓于其中。可见，孔子作《春秋》，实非为一代作史，而是为万世作经。对此，司马迁说道：

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279页。

可见，《春秋》实经孔子笔削而制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