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锋

1951年，年轻的欧文·戈夫曼在《英国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阶级地位之象征》（Symbols of Class Status），由此开启其学术生涯。直到1982年逝世，戈夫曼在他三十余年的学术历程里，独辟蹊径，开创了微观互动研究的一代先河，先后出版了11本著作以及其他研究论文，在社会学领域内外赢得无数拥趸，最终在美国乃至世界学术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戈夫曼践行的是关于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的社会学，也即对社会生活中共同在场者的面对面互动行为进行微观剖析。为此，戈夫曼提出了一系列经久不衰的分析概念，诸如全控机构、文明忽视、印象管理、自我呈现、面子工夫、角色距离等。戈夫曼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经验感，从早期的拟剧论到后来的框架分析，戈夫曼专注于互动秩序的结构及其动力学机制。

在戈夫曼的一生中，他从未雇佣过任何人进行研究、不与人合著、也从不担任任何学术组织的评委，甚至不属于美国社会学协会下属的任何一个分会组织，唯一的例外是1981年被当选为美国社会学协会的轮值主席。戈夫曼不愿意别人探究他的私人生活，甚至不建议别人研究他的社会思想。在他看来，社会学应该是一门关于社会事实的学科，社会学家应该研究经验事实而不是研究某位社会学家的思想。事实上，戈夫曼（不自觉地）参与了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进程并具有极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因此，研究这样一位社会学领域的重要人物是有学术价值的。本文是关于戈夫曼生命历程和学术生涯的论述，旨在从个体独特的生命史的角度理解他的研究主题和学术思想。由于深谙舞台表演技术的戈夫曼对其个人生活讳莫如深，我们难以有机会窥探他的后台领域，也即他的学术著作背后的个人生活以及家庭背景。因此，有关戈夫曼生活史的资料很匮乏。本文主要依据散见于各处的文献资料并整合戈夫曼在其著述里呈现出来的学术历程，以期勾勒出戈夫曼的前台与后台以及他如何在学术舞台上进行自我展演。

一、“后台区域”：原生家庭与早期经历

1922年6月11日，欧文·戈夫曼出生于加拿大阿尔伯塔省（Alberta）中部的曼恩维尔市（Mannville），欧文的父亲叫马克斯·戈夫曼（Max Goffman），这是一个来自乌克兰的犹太移民家庭，马克斯曾是俄国军队中的犹太应招兵。自沙皇尼古拉一世以来，沙俄对犹太人采取同化政策并实行强制征兵制度。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总共约有200万俄国犹太人陆续迁移到美国和加拿大等地。在一战爆发前的二十年间，有20多万乌克兰人移居到加拿大。这些难民的迁移路线通常是先抵达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之后被送往温尼伯（Winnipeg），然后再派遣到曼尼托巴、萨斯喀彻温和艾伯塔各地。[1]1916年，马克斯只身从乌克兰的诺沃卡莱恩卡（Novokrainka）来到加拿大曼尼托巴省的温尼伯。两年之后，在当地犹太人团体的帮助下，28岁的马克斯与比他小10岁的安妮·奥尔巴赫（Annie Auerbach）结婚。不久之后，他们搬到阿尔伯塔省的小城曼恩维尔，它位于省会埃德蒙顿（Edmonton）以东大约100公里。1919年，马克斯一家顺利生下了女儿弗朗西丝（Frances）；三年之后，又生下儿子欧文。父亲马克斯一直经营着一家服装店，但开始时，他们的生意并不景气。[2]1926年，马克斯一家辗转来到曼尼托巴省的多芬市（Dauphin），在第四大街上继续经营他们的服饰店。凭着犹太人天生的经营才能和恰当的选址，马克斯的生意日渐兴隆，经济状况也明显好转。

欧文小时候的成绩并不理想，而且经常干一些出格的事情，周围的小伙伴们都嘲讽地叫他“小傻帽”。1937年，马克斯举家迁回有很多犹太人定居的温尼伯。作为曼尼巴托的省会城市，温尼伯的教育资源十分优厚，这个地方诞生过很多医生、科学家、学者和哲学家。经过多年的苦心孤诣地经营和积累，此时的马克斯家底已经颇为殷实，有能力为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甚至攻读研究生学业。欧文当时就读于圣约翰技术中学（St. John’s Technical High School），这是一所以培养精英为己任的公立学校。欧文在那里显得并不合群，但是他的学业表现优异，尤其是化学。1939年秋，欧文高中毕业，之后进入曼尼托巴大学艺术与科学院攻读化学专业，并研修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在接下去的三年期间（1939-1942年），戈夫曼的学习兴趣逐渐从自然科学转向了社会科学，他修完了哲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课程。然而，戈夫曼并没有在曼尼托巴大学获得任何学位。1943年，戈夫曼前往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电影局（Canadian National Film Board）工作（1943-1944年），该委员会当时由著名的苏格兰纪录片导演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担任主任。戈夫曼在制作纪录片和宣传片的部门工作，他以这种方式为二战作出自己的贡献。加拿大电影局当时制作了很多纪录片，极为详细地描绘这个地广人稀的国家不同区域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向加拿大公民展示他们几千公里之遥的同胞如何度过他们寻常的每一天。这些纪录片通过观察、访谈来描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嘘寒问暖等琐碎的细节，它们多次获得国际奖项，如今已成为加拿大重要的国家历史档案。

戈夫曼的家庭背景和童年期经历对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他父亲的职业和兴趣爱好。在定居多芬时，父亲马克斯每年都会从蒙特利尔采购大量时髦的服饰，然后在当地进行销售，马克斯还经常在当地的新闻报纸上刊登各种促销的广告信息。年轻的戈夫曼从小就耳闻目睹形形色色的人们进行的“印象管理”：他们精挑细选他父亲出售的各类服装、饰品，仔细地在镜子面前打量、揣摩自己，以及他父亲如何察言观色，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的顾客。这种经历使戈夫曼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尤为敏感和着迷，后来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6/1959年）里，戈夫曼用拟剧论的视角系统性地阐述了社会情境中的个体如何运用各种技巧在他人面前维持或塑造自己希望实现的某种印象。[3]值得一提的是，比戈夫曼大三岁的姐姐后来成为著名的电影和电视演员。戈夫曼的父亲在经商闲暇之余，还经常喜欢与左邻右舍一起打牌。戈夫曼在5岁时就已经知道如何玩扑克牌，成年后也对赌博情有独钟。20世纪60年代，戈夫曼在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赌场进行田野调查期间，他穿着有超长口袋的裤子出入于各大赌场，并经受培训成为一名具有合法资质的发牌员。

戈夫曼在加拿大国家电影局的工作经历对他后来研究日常生活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他颇为熟悉电影剪辑过程中的蒙太奇手法，因此，他极其擅长于将连贯的日常生活分解为各个要素，然后重构成现实的表征形式。分类法还是戈夫曼资料分析的主要方法之一。在《框架分析》（1974年）与《性别广告》（1979年）中，戈夫曼出色地展现了他独特的资料搜集、剪辑以及分析整合能力。正是在国家电影局工作期间，戈夫曼遇到了后来的社会学家丹尼斯·朗（Dennis Wrong），丹尼斯·朗当时刚从多伦多大学研究生毕业，也在电影局工作。正是丹尼斯·朗启发了戈夫曼对社会学的浓厚兴趣，并建议他去多伦多大学重新开始他中断的学业。1944年初，戈夫曼进入多伦多大学继续他的本科生涯，主要学习社会学课程。在这期间，戈夫曼遇到了不少社会科学家，他们鼓励戈夫曼研究文化人类学，当时对他影响颇大的是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查尔斯·哈特（Charles William Morton Hart）和雷·伯德威斯特尔（Ray Birdwhistell）。哈特来自澳大利亚，是一位忠实于迪尔凯姆思想的人类学家。20世纪20年代，哈特在悉尼大学求学时，还曾受教于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哈特后来以他对澳大利亚北部提维人（Tiwi）的研究而为学界所熟知。通过哈特，迪尔凯姆的思想对戈夫曼产生了持续终身的影响。雷·伯德威斯特尔曾在芝加哥大学受教于劳埃德·沃纳（Lloyd Warner）——他后来也成为戈夫曼的导师，并与玛格丽特·米德、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有着密切的学术交往。雷·伯德威斯特尔早年研究身势学，关注身体动作与姿势以及体态的符号意义，他试图将身势学的要素整合到贝塔森与米德的“文化与人格”传统以及劳埃德·沃纳的阶级分析之中。雷·伯德威斯特尔关于身势学的研究对戈夫曼日后关注日常行为的互动细节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学者共同为戈夫曼开启了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殿堂。在他们的影响下，戈夫曼开始广泛接触迪尔凯姆与帕森斯等人的著作。

二、芝加哥社会学派：学术熏陶

1945年，戈夫曼从多伦多大学本科毕业，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在多伦多大学期间，由于偶然的机缘，戈夫曼曾遇到了当时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他翻译过齐美尔的著作，使齐美尔对第二代芝加哥社会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休斯鼓励戈夫曼继续他的研究生学业。同年秋天，戈夫曼南下前往美国芝加哥，并正式注册为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芝加哥大学成立于1892年，并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学系，到了20世纪上半叶，它的社会学专业在美国已经享有极高的学术与社会声誉，当时恐怕唯有哈佛大学能与之比肩。芝加哥学派的早期领袖威廉·托马斯（William Isaac Thomas）将理论直面现实世界，他对芝加哥波兰移民的研究将大范围的系统调查确立为一种正式的社会研究方法。1918年，当托马斯因一起公共丑闻案退出芝加哥大学之后，罗伯特·帕克（Robert Ezra Park）取而代之成为芝加哥学派的领袖。新闻记者出身的帕克十分注重经验研究，他以杜威的实证主义研究社会，强调“科学的”社会学，力主学生到他们周围的生活世界中去发掘“重大的社会学新闻”。[4](295)20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者编撰了大量关于都市生活的资料，同时，他们用深度民族志的实践理解个体、群体与都市进程和制度变迁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芝加哥社会学派完成了一系列都市调查，其主题大多是关于穷人和越轨行为的研究，诸如流浪者、贫民窟和犯罪等。20世纪30、40年代，都市民族志研究开展得非常成功。帕克本人亦与欧内斯特·伯吉斯（Ernest Burgess）等人合作，以“城市生态学”的视角描绘芝加哥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城市图景，并在族群研究领域提出“种族关系圈”理论。帕克时期的芝加哥社会学派以描述性的经验调查见长，在理论建构方面相对滞后，尤为薄弱的是建立普遍性的理论阐释。尽管如此，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成为当时全美社会学界的执牛耳者，芝加哥学派最早也是以社会学的成就而蜚声学界，它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共同体。在当时，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科设置很接近，帕克所倡导的在都市研究中采用的参与观察法也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十分类似。20世纪30年代，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芝加哥大学的授课对50年代功能主义在美国社会学界占据支配地位的格局有重要影响。[5]在这一时期，尽管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同仁之间没有统一的理论或方法论，而且他们有各自的研究旨趣，但是他们大多以研究芝加哥城的社会问题作为己任，在实践摸索过程中相互探讨、通力合作，共同关注都市生活与社会互动。这是戈夫曼进入芝加哥大学之前的学术氛围与发展状态。

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学的指导老师中既有人类学家，也有社会学家，其中最主要的两位导师分别为休斯和沃纳。戈夫曼曾承认自己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转向社会语言学研究之前践行的是一种带有米德式社会心理学色彩的都市民族志。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对美国社会学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甚至已经成为其基本的构成，休斯继承米德的学术遗产发展出了职业社会学和都市民族志，而戈夫曼又深受休斯的影响，因此，他认为自己是“休斯式的民族志学者”。[6]而劳埃德·沃纳是戈夫曼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主要指导者。沃纳积极倡导人类学家对自身所在的社会进行人类学考察，他早期以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姆恩基（Murngin）部落的研究而闻名学术界。后来，沃纳将对原住民的田野研究方法运用于现代美国社会的都市社区研究，这也是芝加哥大学都市民族志研究的传统。20世纪40年代，沃纳进行的“雅客城”（Yankee City）系列研究正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以芝加哥城作为社会实验室开展具体城市问题研究的典型。

三、博士论文：孤岛社区观察记

1946年，英国爱丁堡大学新成立社会人类学系，系主任是拉尔夫·裴丁顿（Ralph Piddington）。上文已经提及，戈夫曼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劳埃德·沃纳曾经在澳大利亚进行过关于原住民的民族志研究，在人类学界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他与同为社会人类学家的拉尔夫·裴丁顿颇为熟识。当时，裴丁顿希望能有优秀的博士生加入他们的研究团体、活跃学术气氛。因此，劳埃德·沃纳引荐了戈夫曼。在双方的积极推动下，1949年10月，戈夫曼在爱丁堡大学开始从事访学工作。同年底，经过沃纳的努力，戈夫曼前往英国北部高纬度地区的设特兰岛为他的博士论文搜集经验材料，而爱丁堡大学的社会人类学系则为这次田野研究提供了经费支持。在劳埃德·沃纳为戈夫曼开具的一封介绍信中，他说这是一项关于设特兰岛社区的“社会结构”的研究，这也是当时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与范畴。沃纳最初的设想是希望戈夫曼对岛屿社区进行一项个案研究，以便与“雅客城”系列的美国都市研究进行比较。最终，戈夫曼在登上设特兰岛社区时，他声称其目的是为了研究当地的农业技术。与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仁只针对某个社区进行详尽的描述分析有所不同，戈夫曼从一开始就抱有建构关于面对面互动的普遍性解释框架的雄心。

从1949年12月到1951年5月，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戈夫曼对设特兰岛上的农场社区进行了人类学调查。在田野研究期间，戈夫曼并非全封闭式地一直留在设特兰岛，而是时而在芝加哥、爱丁堡、伦敦以及巴黎等地之间穿梭。事实上，他以一位对当地的农业经济感兴趣的大学生身份在岛上生活、研究了大约12个月，这也是比较典型的人类学调查的一个完整周期。戈夫曼的具体田野调查点是在设特兰群岛最北端恩斯特小岛上的鲍尔塔桑德（Baltasound），他将其化名为迪克森（Dixon），该地距离苏格兰海岸大约100英里。尽管戈夫曼运用了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但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项关于设特兰岛社区的民族志研究，他的主要兴趣更在于互动实践的普遍性特征。[7]设特兰岛社区没有复杂的社会结构、经济组织或文化制度等可供受过芝加哥城市学派熏陶的戈夫曼去深入挖掘，这个孤岛远离城市的喧嚣、无序和骚乱，只有平静、安宁和简朴，它仿佛处于一个庞杂的文明体系的边缘地带，并展现出其简单而基本的文明架构。作为一个孤独的外来者，年轻的戈夫曼以审慎的眼光打量、审视着村落社区里人们的一举一动，并将它们详细地记录下来。

戈夫曼的设特兰岛研究是他唯一在美国本土之外进行的一项社会研究。与大多数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并通过跨文化比较来反思现代文明不同，设特兰岛仍属于欧美文化圈，它仅是在地域上较为偏僻而已。也就是说，戈夫曼的研究仍是针对自身所处的文化，也即以自己作为研究的对象，他践行的是一种本土民族志。对戈夫曼而言，设特兰岛是熟悉而陌生的。熟悉的是他们共享的语言以及一整套普遍的西方文明体系，陌生的是它的结构单一性。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结构简单、关系单纯的孤岛社区，戈夫曼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他的才能与天分：对人的行为极其敏锐、细致的观察和比较能力。正是在这里，一位来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的年轻学者得以还原和解析被高度制度化、抽象化行为背后的逻辑。戈夫曼通过自如地将社会学研究与自身的特长完美地加以结合，意外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学术科研道路。可以说，设特兰岛是戈夫曼学术生涯的发祥地，他从中发现了日常生活的沟通规则和行动秩序。

1952年，在戈夫曼完成田野调查之后，他的父母迁移到女儿弗朗西丝定居的洛杉矶地区。同年，戈夫曼与安吉莉卡·斯凯勒·乔特（Angelica Schuyler Choate）结婚。乔特家族属于上层阶级，我们关于戈夫曼的妻子安吉莉卡的情况知道得不多。1950年，她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硕士学位（比戈夫曼晚一年），后来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在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下儿子托马斯，并且在巴黎旅行了一段时间；当时，萨特的存在主义学说正风靡一时。在这期间，戈夫曼整理他在设特兰岛的发现，并完成他博士论文的基本架构。1953年，戈夫曼在对田野资料进行演绎与归纳、认真思考之后，最终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一个岛屿社区的沟通行为》。对人际互动的研究不仅使戈夫曼获得了博士学位，而且成为他一生的学术关注点。戈夫曼将这一领域正式冠名为“互动秩序”。

四、学术生涯：辉煌的三十年

戈夫曼博士毕业之后，由于一时难以找到理想的终身教职，因此在1952年至1954年间，他暂时继续留在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部，成为当时正在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的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A.Shils）的研究助理。戈夫曼还与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的威廉·索斯金（William Soskin）共同研究社会互动的特征。[8]在此期间，戈夫曼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并于1956年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由此诞生了享誉学界的拟剧论。戈夫曼在该书中表达了对妻子安吉莉卡的感谢，特别提及“没有我妻子的配合，本研究报告可能无法完成”。

1954年秋，戈夫曼被任命为马里兰州贝塞斯达（Bethesda）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NIMH）的访问科学家，成为“社会与环境研究”实验室的成员，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57年。在这三年研究期间，戈夫曼也对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的医护人员和住院病人的行为进行了参与式观察，并根据这些实地研究材料撰写成《收容所》（1961年）。圣伊丽莎白医院也因戈夫曼的这部著作而闻名遐迩。在这一时期，戈夫曼还发表了有关面子工作、窘迫等论文。戈夫曼遭遇的家庭变故可能对他关于精神病院和精神病人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戈夫曼的妻子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当他还在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从事关于精神病人的民族志研究时，安吉莉卡一直受精神困扰，曾多次自杀未遂。在前往圣伊丽莎白医院开展研究的时候，戈夫曼曾坦承“对精神病学科及其当下的实践方式并不抱有很大的敬意”。[9]1964年4月，安吉莉卡最终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收容所》是戈夫曼唯一一本毫不掩饰自己的反对立场并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著作，他在论述中的那份敏感与愤慨，尤其是对精神病人的自我遭受凌辱的经历，可谓感同身受、入木三分。与之相关的是戈夫曼的另一本著作《污名》，精神疾病也是一种污名，它在公共场合是隐晦的、可伪装的污名。戈夫曼解构了污名的社会建构，并且由此解构所谓的“越轨社会学”。[10]

1958年初，受赫伯特·布鲁默之邀，戈夫曼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布鲁默当时是该系的系主任。最初戈夫曼的职级是“客座副教授”，次年正式晋升为副教授。20世纪60年代，加州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专业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一度成为全美社会学的理想圣地，它代表了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最顶尖的社会学传统，并且呈现出一种智识多元主义，它没有一种学派、理论或方法占据支配性地位，也没有意识形态斗争和代际上的压制。在伯克利的十年期间，戈夫曼取得了极为丰硕的学术成果，尤其是前五年是他学术生涯的重要爆发期，他共出版了五本专著，迅速奠定了他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地位。1959年，经过仔细修改和扩展后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在美国重新出版，该书很快使戈夫曼在学术界声名大噪。1961年，该书还获得了由美国社会学协会颁发的麦基弗奖（MacIver Award）。接着他连续出版《收容所》与《日常接触》，1962年迅速晋升为正教授，1963年又分别出版了《公共场所的行为》与《污名》。1966年至1967年，戈夫曼前往哈佛大学进修，在那里他与后来鼎鼎大名的博弈论学者、也是重要的经济学家和军事战略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C.Schelling）合作，后者于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谢林的影响下，戈夫曼开始用博弈论阐释社会互动，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策略性互动》（1969年）一书中。在离开伯克利之前，戈夫曼又出版了《互动仪式》（1967年）。除了出版大量的论著之外，戈夫曼还影响了一大批伯克利的研究生，其中不少人后来在学术界取得了重要建树，诸如约翰·洛夫兰德（John Lofland）、盖理·马克斯（Gary Marx）、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多罗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以及戴维·沙德诺（David Sudnow）等。

在伯克利期间，戈夫曼曾在内华达州的一些赌场进行田野调查，尽管这些参与式观察和实地研究最终并没有写成系统性的专著，而主要是体现在《行动的位置》这一篇论文中，但这些研究对戈夫曼后来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的戈夫曼已经声誉在外，甚至在社会学领域之外获得了更大的名声。1968年，戈夫曼辞掉了加州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前往宾夕法尼亚大学，其中一个原因据称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伯克利的校园骚乱。戈夫曼接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系声誉显赫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教授”席位。值得一提的是，该席位的候选人通常并不包含社会学，这也表明戈夫曼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社会学领域。戈夫曼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一直留任到他去世。这期间，他与传播学和语言学系的同事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和交流，如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和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等。受这些学术同仁的思想激发，在最后十年的学术生涯里，戈夫曼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社会语言学与传播学理论，他的思考成果主要体现在《谈话形式》（1981年）和《巧妙措辞的条件》（1983年）。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些具有女性主义倾向的学生，如卡罗尔·加德纳（Carol Gardner）等，也使戈夫曼对社会性别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性别广告》（1979年）。

1981年，戈夫曼在费城与语言学家吉莉安·桑考夫（Gillian Sankoff）结婚，同年8月，戈夫曼被正式推选为第73任美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1982年5月，也就是在戈夫曼去世之前没多久，他们生下女儿爱丽丝（Alice）。7月底，戈夫曼还为自己未能出席在墨西哥城召开的世界社会学大会而感到遗憾，甚至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与社会学同仁会晤。然而，这一天再也没有到来。1982年11月20日，戈夫曼因胃癌在费城逝世，享年仅60岁。

五、结 语

本文主要论述了欧文·戈夫曼的生命历程，学者的个性特征、生活经历与学术传承与他的研究主题、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戈夫曼的一生体现了他作为“游牧者”形象：父亲来自乌克兰、出生于曼恩维尔、在温尼伯读中学、曼尼托巴大学以化学为专业、后转学多伦多大学，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博、爱丁堡大学访学、先后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并在英国设特兰岛、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和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从事田野研究。从早期的功能主义、符号互动论到后来的社会语言学，戈夫曼不断地汲取新的学术养分建构属于他自己的话语与思想体系。尽管戈夫曼关注的不是宏大的、现代社会的结构性议题，而是面对面层面的互动秩序及其对自我的影响，但是他在解释框架上寻求一般化的理论体系。

在其生命历程的大多数时间里，戈夫曼是一位旁观者和边缘人，他似乎从未、也不愿进入主流社会学圈，他也拒绝被强行归类或贴上某种学术流派的标签。这个身材并不高大的男人站在角落里冷眼旁观人们的千姿百态和举手投足，时不时地发出丝丝的冷笑与调侃声，他以犀利、冷峻的视角直陈社会事实，让人无可遁逃又无法不承认。戈夫曼的笔触中显现出来的冷嘲热讽和愤世嫉俗，一方面源自于20世纪50、60年代喧嚣嘈杂的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来自戈夫曼对社会学这门在他看来当时尚不成熟的学科的定位，还有他自我边缘化的加拿大犹太移民的身份。随着塔尔科特·帕森斯精心构筑的结构功能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分崩离析，社会学理论的碎片化和宗派主义的倾向日趋明显，并出现多中心的格局，没有一种理论范式能占据支配性的地位。米尔斯曾经激烈批判的抽象经验主义、宏大理论话语以及科层制的官僚作风最终未能掩埋一代天才的声音。戈夫曼以他独特的研究对象和解释框架在人才辈出的当代西方社会学阵营里牢牢占据了一席之地。

戈夫曼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在研究和写作，他敏锐地感受着现代性条件下的自我，他的许多研究主题、概念和术语都来源于他自身的日常生活。在戈夫曼的社会拟剧化的圆形竞技场里，充满了各类相互对立的角色：骗子-受骗者、演员-观众、医护人员-精神病人、越轨者-遵从者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戈夫曼是一位潜意识地自我书写的民族志学者。与卡夫卡、福克纳、艾略特等人的小说和诗歌一样，戈夫曼的著述也表达了对现代性的感受，他以社会学的方式作出了相应的理解与回应。现代性状态下的这种个体性的生命体验比学术上的传承更具内发性的、本源性的促动力。这是戈夫曼学术生命力的终极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