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骏

一、导言

大众媒体出现以前，各地方言的相互渗透总是伴随着人的移民与流动，并以人际传播为主要交流方式而呈现。随后，大众媒体使方言在区域内大规模扩散，以一种相对标准的模式，将方言文化节目传播给本地市民。在日常交往中，除了与本地父母的交流外，只有通过少量本地的电视频道，才能获取方言形式的节目内容。众所周知，家庭环境是孩子与父母之间人际交往的重要场所，而作为“媒介家具”的电视延伸了方言在家庭中的沟通与交往，它成为了“家”之所以为“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这种人际方言与大众方言传播交织而构成的私密空间，构建了地方与“家”的意象，而方言则是联系这些意象的“桥梁”。

移动性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概念。它是一种跟世界产生关联、参与，并在分析上理解世界的方式。它是沟通意义和重要性的方法，也是抵抗威权整体的方式。它是个人与现代世界交手的主要媒介。它普遍存在；它无处不在。它甚至显见于万事万物之中。[1]移动性强调的是空间和空间的衔接，正如流动空间的本质是空间关系的生产一样。人在流动中征服了地方空间，尝试并体验和发现新的空间关系。方言最初只在一个固定的地域范围内演变而形成使用的语言，而方言的流动伴随着人口的迁移而逐步衍化和重构。到了大众媒介时代，国家与地方在普通话的推广与地方方言的传承上形成相持和拉锯，地方方言逐渐成为了地方电视台自说自话的“表演”，各地区间由于相对封闭的传播环境产生了地域歧视和地方刻板的现象。

在网络环境普及的基础上，因为移动装置的便利性与可携带性的特质，其方便附随于身且不受地点限制皆能连上网络，再加上以普适运算为主的通讯技术逐渐发展普及，没有人是真正离线的，因此在进入移动时代后，人们真正的成为了网络化社会中的终端节点，人们的时空体验、社会关系、自我认同等面向因移动媒介的中介重新构建。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为方言在更广阔范围内的流动打通了渠道。

二、文献综述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由语音、词汇和语法构成一定的系统, 一视同仁地为各个阶级服务。方言是跟标准语有区别的,只在一个地域范围内演变而形成使用的语言。[2]人类发展语言的动力是交流社会信息，因为使用语言能高效地维系社会纽带，进而扩大群体规模。最早在罗马帝国中，人们通过书信语言来传播信息，并维持社会关系。“语言之所以得到发展，最可信的原因是要借语言建立社会纽带，其基本用途是交流有关社会团体内各种关系的信息”。[3]由于古时候的交流以小范围内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为主，才会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的景象。但作为不同文化类型的方言，它的形成和发展多是源于人口的迁徙，亦即移民。移民一方面造成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又使不同地域的文化发生交流，产生新的文化，推动文化向前发展。如果外地来的移民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土著，并且又占有较优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同时迁徙时间集中，那么移民所带来的方言有可能取代土著的方言。[4]不过，由于历史上数次人口迁徙，有的“多居山地”，交通闭塞，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文化落后，许多老年移民持续保留祖籍方音，子孙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世代相传祖籍方言，如客家方言。[5]

建国以后，自1956年国务院推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以来，国家相继推出了各项规定确立普通话在中国社会语言交往中的核心地位。到了1982年，“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条文写进了宪法。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及其健康发展。因为就国家而言，“方言言说”的过度使用挑战了普通话的权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向地方信息传达的完整性。“方言言说”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国家对资源的配置，增加了社会传播中的各项成本。[6]但另一方面，在大众传播时代，中央媒体的强势地位使普通话全面渗透进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生产中，导致了受众在接收和使用信息时的“无地方感”。“积极的东西主要取决于合理的平衡。当平衡被过分的无地方感的国际主义颠覆时，地方的局部特写就被侵蚀掉了。”[7]

90年代，由于国家放松管制、地方认同复归、市场逻辑深化与本土媒体行动互相作用的原因。[8]该时期的地方方言节目在广东、重庆和四川等南方地区大行其道，成为了地方媒体在此场域内与中央政府“抗争、互动和讨价还价”的产物。[9]这些节目面向本地观众群体，内容上体现了地方特色，并以方言的形式加以展现，给观众塑造了一种“家园”的情境。不过，基于媒体利润和地方自信等原因，某些节目中的方言表达暗藏着“地域歧视”的萌芽，带来了汉森口中“有害的地方感”，即归属感越强，地方的敌意越大。[10]因此，在新媒体科技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需要我们采用“全球地方感”的理念，促使媒介方言传播更加开放、动态和多元。[11]

无论是蕴含亚文化元素的方言表情包，还是商业电影或流行音乐中掺杂的方言语汇，都为地区方言的延续与传播找到了有效途径。新媒体通讯技术以及VR、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使具备实时互动等功能的短视频、移动直播填充了用户的日常生活。社会化媒体构建的“移动场景”取代了传统媒体建构的“固定场景”和“观看仪式”。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已经打破了工作与学习场景中本应具有的“封闭性”与“专注性”，使得工作、学习与休息、娱乐这几者之间的界限被模糊。[12]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个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分界，并在一定程度上延伸甚至取代了面对面的人际传播模式。

如今，新媒体环境下的方言传播呈现全球化、多样化和网络化的趋势。网络中的个体可以从各种社会化媒体中发布、接收、分享和评论方言的内容。一方面，同一地区的熟人之间可以在社交媒体中实现方言的对话，这也使人际传播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形成了查科（Chayko）所阐释的“可携带社群”的概念，即随时随地都可以沟通的社群关系样态。[13]另一方面，移动视频可以作为文化观念移动性的媒介来审视，当它获得卫星通讯和网际网络广播之助，传输范围可谓无远弗届。[14]不同地区的用户可以通过短视频或者网络直播的方式接触各地方言，摆脱了电视方言节目主要针对本地观众的局限。

三、研究方法和对象

艾媒咨询权威发布了《中国短视频市场研究报告》。数据显示，移动短视频用户规模不断扩大，预计年底将达到2.42亿人，增长率为58.2%。数据显示，60.5%的短视频用户使用类似于微博、今日头条等内嵌短视频的应用观看短视频，26.1%的短视频用户使用美拍、秒拍等垂直短视频APP观看短视频，仅有12.6%的短视频用户使用传统视频平台观看短视频。根据报告显示，搞笑幽默类短视频最受用户的喜欢，而“@nG家的猫”是以秒拍和美拍作为短视频工具，借助微博等社交平台将原创短视频提供给粉丝。

本文选取微博博主“@nG家的猫”为研究对象。首先因为，他目前拥有微博粉丝超过230万（截至2017年6月1日），他通过武汉话与普通话随机切换的表达方式制作方言短视频，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次是“@nG家的猫”发布的原创短视频较多，其中2015年-2016年共发布原创短视频235部，涉及武汉方言的短视频共96部。最后，本文作者为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能够精确地对短视频中的武汉话内容进行文本分析。

通过对微博大V “@nG家的猫”的个案分析，探讨社会化媒体环境是否能重构方言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因为和民族语言一样,一种方言的消亡,就意味着当地人民世代相传的交际和思维工具的永远丧失,就意味着当地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的那种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永远丧失,也意味着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受到严重的破坏。[15]因此，我们有必要讨论新媒体工具如何适应和适用于汉语方言的传播与传承，促使各地方言能够在各种实体和虚拟场景下流通，从而让不同的人接触和了解各地的语言。

本文将以微博红人“@nG家的猫”两年间（2015-2016）的96部方言短视频为研究个案，采用内容分析、文本分析以及半结构访谈的方式讨论网络全球化环境中，方言短视频如何在普通话权威与媒介商品化的形势下传承与延续。因此将聚焦三个问题：第一，nG的方言短视频是如何兴起的？第二，nG在短视频中如何消除地域歧视？第三，nG的短视频如何渗透到不同地区的人群？

四、研究内容

(一)方言短视频的“陌生化”效果。方言短视频在传播和分享中带来的“陌生化”效果，是其在数量众多的短视频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从本意来看，“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就是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该理论是由俄国作家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ij）提出的，它最早源于弗洛伊德的“怪异的”（Uncanny）概念，即不是对未知的一种恐惧，而更多是一种同时包含熟悉和陌生的感受。[16]根据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理论，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化,其中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的陌生化,通过语言的扭曲和变形,增加审美快感。[17]之所以要增强陌生感，是因为人们不能对熟悉的文字或是陈词滥调做出快速反应，他们只把文字看作文字本身，而不会去深入理解其确切的所指。“要使读者将注意力由所指转向能指，就要打破二者之间的这种约定俗成性和理据性”[18]，使文字以新鲜的方式组合在一起，通过使对象变得新奇而增加感知难度从而增强人的感知能力。

斯科佩克(Skopec)认为,一个文化存在的最明显的标志是“独特的或具有特异性的言语形式”的使用。[19]方言正是具有这种独特性与差异性。方言短视频在社会化媒体中建构移动场景，借助方言的陌生感以及短视频短小精悍的特点来抓住用户的眼球。在“nG家的猫”2015-2016年的96部方言短视频中，31-60秒和1-2分钟的视频分别为20部和33部，占据了总量的55%。这意味着“nG家的猫”必须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建构移动场景，实现与用户的快速“适配”，它不仅仅要理解特定场景中的用户，还要能够迅速地找到并推送出与他们需求相适应的内容或服务。[20]这种陌生化的内容，就如同人际传播时代移民遭遇一座新城市一样。“他们可能是被全新‘声音’和‘气味’、不同的语言与语汇或方言，以及迥异的做事方式轰炸。”[21]

结合案例的分析，“@nG家的猫”短视频中融入了大量的武汉方言词汇，尤其擅长通过普通话和武汉方言自由切换的方式来讲述身边发生的事情和时下的热点事件，使得用户在熟悉的话题和内容以及陌生的语言和文化中不断游走。这集中体现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用普通话叙述事情经过，再用武汉方言发表评论，如《天津的士不打表》（2015年6月11日）等；第二种是以角色扮演的方式一人分饰两角，一人说普通话，另一人说武汉话，交错切换对话，如《买生日礼物遭遇连环坑！》（2016年8月22日）；第三种是武汉话教学，特别针对外地观众，传授武汉方言中的独特词汇及用法，如《武汉话魅力之阴阳怪气》（2015年6月27日）。

（二）方言短视频消除地域歧视的遮蔽。地域歧视来源于人们对于某地区人或环境的一种刻板印象。刻板印象最早是由李普曼从印刷术语引入到社会科学之中。它指的是人们常以高度简单化和概念化的符号对特殊群体与人群所做的社会分类，或隐或显地体现着一系列关乎其行为、个性及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假定。[22]比如，许多人会将新疆人和小偷联系在一起，或是将河南人与不爱干净的标签联系在一起。这种地域歧视的现象来源于大众媒介所建构的拟态环境中，那些没有实地考察的人会将媒介建构的环境等同于真实环境。媒介往往在报道某个地区时，为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习惯给其它地区的人和事贴上博眼球的标签。

传统媒体的方言节目以自身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将本地的文化元素汇集起来，结合该地域的秉性与品格传达地方文化，为受众带来地域文化的自信。不过，由于多数地方频道只能在本地播出，方言节目的作用多为塑造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并不能改变外地人对当地的看法。这种认知的偏差会造成地域歧视。它具体表现为着重强调独特性而排除对共有特性的承认。这种地方感是一种丑陋和粗暴的事情，归属感越强，对外的敌意就会越大。[23]马西则将这种现象定义为“退回地方”，“它代表着一种防御性的做法：拉起吊桥，紧闭城门，以抵御新的侵略。[24]这时，方言会充当武器来排斥不属于本地的人，并强化本地人的地方主义情结。如PPTV解说员侮辱江苏球员的事件，使地方感带有了某种盲目性和变成地方主义者至上与仇外的平台的趋势。

然而，社会化媒体将全世界各地的人群广泛地联结在一起，重造了一种进步的地方感。正如马西所言，地方它是一个过程，要容许地方感是外向的、流动的、互动的，察觉到与广大世界的关联，并以积极正面的方式整合了全球和本地。[25]互联网时代到来后，社交成为媒体的核心要素，社交成为内容生产的动力，人们的关系网络成为信息的传播渠道。其中，方言短视频传播的广泛性有助于打破外地人的地域成见。如《放下成见》（2015年11月9日）中，“@nG家的猫”针对网友对“汉骂”的批评，阐述了方言是客观中性的。“武汉话本身非常好听，而方言中的脏话和俗语在每一种语言中都存在，关键在于使用语言的人”。他在短视频阐述观点时有理有据，通过一些武汉方言的词汇描述来呼吁大家消除地方的刻板成见。

（三）方言短视频衍生脏话的边界。方言短视频中脏话和俗语逐渐成为网红脱颖而出的重要手段。脏话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自人类社会诞生起就一直存在。无论是在街头巷尾、日常交流、体育竞赛或公共社交场合，脏话一直都存在。咒骂中所反映的社会价值并非偶然或随机，而是深植于社会结构，是该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许多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它反映社会并非单一、同质，而是呈现着多元化的差异。如“尼玛”、“屌丝”和“逗比”都是网络上常见的词语。由于大众传播媒体对于媒介内容的“把关”，电视方言节目中较少会出现脏话的内容。但信息通讯技术所带来的传受双方边界的模糊，是用户能摆脱把关的限制，于是脏话也就成为了信息内容生产的元素，这也是非正式场合的咒骂多于正是场合的原因。

短视频产业竞争激烈，使用脏话可以帮助内容产生大量的笑点，从而吸引到更多的用户关注。韦津利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下渗效果，摧毁高雅文化与下里巴人文化之间的障壁，把传统上只有没受教育的人才会说的字词推进主流媒体、政治与娱乐圈”。[26]不过，国家对于语言的规范和脏话的管制一直没有放松。早在2004年，《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中就明确规定广播影视节目要提倡语言美，倡导文明用语、规范用语，净化语言文字环境，不能使用粗话脏话。2012年，针对网络剧和微电影的兴起，广电总局又针对部分节目内容低俗、脏话连篇等问题，规定网络视听节目一律先审后播。2016年，“@Papi酱”由于其视频内容“以直接、暗示、辱语等方式表述粗口、侮辱性语言内容较多”，被广电总局要求下线。

方言中的脏话或俗语是方言文化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活跃于平常老百姓的日常交流之中，“不曾有任何民族只因国家……明令禁止，便放弃咒骂的习惯。”[27]而某些方言中的脏词逐渐脱离了“肮脏”的本身意义。例如针对网络词“尼玛”的用法，有学者认为其谐音原型词所代表的粗俗义已经基本消失，贬义的感情色彩已然消解，其更多充当的是语气词的作用。[28]此外，在特殊情境下，咒骂可以建立团体成员的身份，发挥社交润滑剂和建立团结的功效。例如《论脏话的用武之地！》（2016年4月6日）中，“@nG家的猫”借由“一女性在酒店走廊遭陌生男子猥亵”的热点事件，告诉网友当看到这种情景时，可以使用武汉方言的脏话训斥施暴者。

五、结论与讨论

现如今，各个地区尤其重视方言文化的传承工作，通过著书立说、方言建档等形式将遗产留存下来。不过，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年轻人在一般场合使用方言的机会越来越少，如何增加方言的接触面与使用率是传承方言文化的另外一个维度。根据德布雷《媒介学引论》中的观点，传承属于历史范畴，以技术性能为出发点。在功能上，一方面将这里和那里连接起来，形成网络（社会）；另一方面，将以前的和现在的联接起来，形成（文化的）延续性。[29]为了将方言文化延续下去，需要借助社会化媒体所构筑的网络社会使方言传播向方言传承转化。

本文借由“移动性”的概念，探讨了社会化媒体环境下的方言短视频区别于传统媒体方言节目的生产和传播模式。越来越多的UGC将更多地在移动端生产和制作方言的内容，而用户也将通过移动社交媒体来收听、观看与分享方言视频内容。社会化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方言节目只在本地媒体中播出的封闭格局，各种用户可以充当本地方言的传播使者，构建本地市民的地方认同，让他们重新找回方言的魅力。另一方面，方言短视频通过移动场景的搭建，让全球各地的用户随时随地都能接触到各地方言文化，促成“进步的地方感”的形成，消除了地域歧视的遮蔽。

本文通过对“@nG家的猫”方言短视频的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探讨了他如何将方言元素融入到原创短视频中，通过方言的“陌生化”效果，从而构建了本地网民的地方认同，间接地减少了外地网民的对于武汉的地域成见。此外，通过分析方言短视频中的脏话与俗语，得出要在更广泛的情境中讨论方言俗语的存废问题，要在遵循国家规定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文主要采用的是质化的分析方法讨论短视频生产者的内容生产方式和传播模式，未来的研究还可以从量化的角度出发研究用户对于方言短视频的接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