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沈明 戴婧怡

改革开放后，我国迅速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但国际文化话语权依然较弱。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国家越来越意识到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从两条腿走路到增强文化软实力，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中国梦和文化自信，中国从政治、经济、生活等不同角度入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将文化发展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项目。而宣教型纪录片因其兼具纪实和国家话语二者的特殊属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主流意识形态塑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此，中央以政策拓宽纪录片制播平台，扶植纪录片产业化发展，以央视为旗舰带动纪录片行业向大视角高成本高质量转型，宣教型纪录片逐步被打造为建构社会文化的重要手段。

在政策扶持、技术进步和纪录片市场化的推动下，我国纪录片经历了从大众纪录片到小众纪录片再到大众纪录片的转变与回归，而作为我国纪录片重要类型的宣教型纪录片，也经历了从道理灌输到文化塑造，从以宣传为中心到以纪实为中心的转型，从单纯的教化受众变成为受众构建一个能够找到自我存在的乌托邦，以此达到塑造国家认同感、建设文化自信的目的。

一、宣教型记录片的变迁

宣传性是中国纪录片的一个重要特征，我国纪录片从发展伊始便是作为政治宣传片登上荧幕的。何苏六在《中国纪录片史论》中将我国纪录片的发展描述为“从国家工具形态逐步演变为大众媒介形态，从政治产品演变为文化产品[1]”的过程，将宣传性看作是我国纪录片在发展初期，在影视作品与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紧密联系时期的一种属性。肖同庆使用“宣传机器”一词来描述建国初期的纪录片，也反映了这一观念。但是，不止是在建国初期，而且是在纪录片发展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纪录片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履行着宣教主流价值观、推广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能。

宣教型纪录片是以国家、机构等组织为主体，通过诉说道理、描述典型、建构社会生活等方式达到传输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主流话语目的的一类纪录片。初创时期的宣教型纪录片在形式上采用电视纪录片或电影纪录片的形式，选题上紧紧围绕阶级斗争和政策宣教，内容上以某个典型政治人物或典型政治事件为主，方式上以灌输政治思想为主，带有明显的居高临下式的“宣传教育”意味。1977年后，我国纪录片开始具有人文情怀，风格偏向纪实，开始关注社会普通民众的普通生活，宣教型纪录片作为政策传播的象征被创作者封存。2010年后，我国纪录片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宣教型纪录片作为国家精神文化建构的一种手段被重新重视起来，并从单纯的灌输思想道理转变为构建社会文化，发展出了全新的先建构认同感再宣教价值观的说理方式。

张同道认为，“在中国没有细分商业电视台和公共电视台，因此宣教型纪录片作品始终是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一大类型。”[2]纪录片研究者们经常将宣教型纪录片和建国初期仅仅为宣传教育服务的政论宣传片联系起来，但宣教型纪录片不止是政论片，人文关怀时期的出现的《望长城》、《话说长江》等对民族精神进行表达和诠释的纪录片也带有宣教型纪录片的特征，平民化时期虽然纪录片创作有了淡化观念表达和关注边缘群体、虚化社会背景的倾向，但依然也有《公安分局》等表达国家价值体系的纪录片播出。到了社会化时期，纪录片的社会责任观念回归，一方面纪录片走向市场化，越来越迎合大众审美，另一方面纪录片重新关注主流社会整体，从叙述主体到叙述视角，都在向主流审美、主流话语和价值观靠拢。

2010年后，我国接连推出了许多深度刻画我国传统文化以及普通工作者的纪录片，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题相呼应，其中如《舌尖上的中国》、《故宫100》、《大国重器》、《传家》、《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作品受到了广泛好评。2016-2017年，则出品了一批描述我国历史上重大事件、呈现我国现代政治、军事面貌的纪录片，如《大国外交》、《将改革进行到底》、《辉煌中国》等。宣教型纪录片在二十一世纪后的回归改变了原来的教育者的做法，用平等的姿态为大众描述社会常态、建构社会文化，使之更加适应当下受众的审美乐趣，更易于接受。

从《英雄的信阳人民》到《航拍中国》、《将改革进行到底》，从描述某个典型人物、典型事件到全面展现中国发展至今的政治、军事、社会风貌，宣教型纪录片发展至今，显性的意识形态隐入对记录主体的描述中，在为观众呈现记录主体的日常运行、工作、生活状态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达到纪录片的宣教功能。

二、当下宣教型纪录片的文化建构模式

当下宣教型纪录片的宣教方式从由上而下的宣传教育变成了平等视角的文化建构，在叙事上，将动态的时间逻辑变为静态的空间逻辑，在结构上，从分段讲述一件大事变为聚合呈现同一主题下的多件小事，在操作方法上，从以意识形态为中心变为以纪实为中心，适应了时代经济发展下社会审美的变迁，也符合建设文化大国的要求。

（一）展现社会常态，建构社会生活

《舌尖上的中国》描述中国各地域饮食文化及其背后的民俗文化，《手艺》讲述中国民间各个手工艺人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我在故宫修文物》通过神秘的文物修复工作展示中国厚重的历史文化，《复兴之路》展现中国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的艰难抉择与复兴之梦。这些纪录片通过描述受众个人体验之外的社会状态、行业运行、生活态度，补充受众对世界的认知，修复受众心中动荡不安的社会形象，建立一个稳定的发展的社会生活状态。

在我国，普通人获取外界信息、构建社会认知主要有三个渠道：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影视作品。其中前两者以反映非常态的消息居多，长期浸染在前两者信息流中的受众眼中的社会是混乱的反常的，这种认知会加强受众对风险的感知，容易造成社会的恐慌、社会关系的分裂等，不利于社会正常发展，此时，影视作品便起到了补充受众认知的功能。纪录片具有“纪实”的特殊属性，受众在观看纪录片前会有一个共识——纪录片反映的是真实的社会状态，当宣教型纪录片为受众建构一个正常的发展的社会环境时，便能够弥补一般信息传播媒体对受众世界观造成的损害，构建稳定的社会文化生活。

近年来我国纪录片的创作取向从纵向描述同一事物的变化向横向描述地域、行业、阶层之间的差别转变，目标受众从知识分子扩大到社会各个阶层，也反映了纪录片在社会文化建构功能上的发展。无论是《复兴之路》、《辉煌中国》一类的政治宣教片，还是《本草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一类关注某个行业工作状态的纪录片，还是《舌尖上的中国》、《航拍中国》等全面展示中国人文地理风貌的纪录片，都是从某一特殊角度切入，以平实易懂的视角向大众传播一种正面的积极的社会状态。发展纪录片产业，制作反映当今社会状态的纪录片并扩大其传播面，能够令纪录片起到平衡社会心理状态的作用，这也是我国现代社会文化建构的重要环节。

（二）聚合小事讲大事，聚合细节讲整体

近年来口碑较好的宣教型纪录片，无论是《舌尖上的中国》、《航拍中国》等描述自然景观和人文风俗的类型，还是《复兴之路》、《将改革进行到底》等以中国经济政治为主题的类型，都采用了通过聚合同一主题下的不同侧面来展示主体整体的结构。用小事描述大事，用事例讲述道理，是当下宣教型纪录片的重要宣教方法。

事物是具有多面性的，根据事物的不同侧面，从不同层次对同一事物进行描述的方式能够将事物更为全面、完整地展现出来，而以平等视角展现全部事实的方式，相对反复陈述道理的说教来说，也要更加贴近观众、易于接受、联系现实。

《故宫100》通过分述100个在故宫发生的故事，让观众一点点深入了解故宫；《强军》从军队强盛的需求、思想建设、战斗力提升、体制改革、廉政建设、科技进步、纪律建设、展望未来八个侧面进行分集叙述，展现现代军队建设的全貌；《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几大实践为基础进行分集，从精神文化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强军、国际关系、党风廉政建设几个方面分别进行描述；《辉煌中国》专注记录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的成就；《航拍中国》以中国行政省市区划为单位，分集展示我国疆域内迥异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俗。

对记录对象而言，这种聚合式的结构使得记录对象的形象更加丰满而富有层次性，更加易于被人所接受。而对于受众而言，相比空洞的说教，具有剧情特征的真实案例更加容易理解和记住，并联系现实世界，产生对社会生活新的理解和渴望。对于宣教型纪录片本身而言，这种方式使其能够以更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更加宏大的主题，提升了宣教型纪录片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影响力，也提高了其整体质量，拓宽了传播渠道。

（三）以纪实为中心，围绕意识形态讲故事

我国纪录片经历了一个从以意识形态灌输为中心到以纪录事实为中心的过程，现在的宣教型纪录片在前二者的基础上，操作上以纪实为中心，叙事上紧紧围绕意识形态，将主流意识形态嵌入纪录片创作的点点滴滴中，多方位渗透到纪录片作品中，通过纪录具体事例，构建受众心中的社会整体，以此达到建构社会文化，表达主流话语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纪录片行业操作的专业化和“‘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社会思潮的鼓动[3]”使得纪录片制作人群体渐渐无法认同单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纪录片。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我国的信息传播方式逐渐从由上至下的组织传播过渡到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政府对信息的控制力逐渐削弱，受众选择自己喜欢和愿意相信的信息接受，而排斥与自己意愿不相符的信息。信息传播和接受方式的改变使得原本以灌输道理为主要手段的宣教型纪录片因难以适应新时期的纪录片市场而逐渐式微。 在这两者的影响下，我国纪录片经历了一段专注于体现“真实”而避免主观意愿介入的发展时期。

然而，我国对塑造社会主义价值观，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大，纪录片作为反映社会真实状态、记录社会历史轨迹的特殊影像资料，在建构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需要被重视起来。而宏大主题纪录片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众在大量碎片化信息潮中对完整真实信息的渴望。现代宣教型纪录片以纪实为中心、完整解读社会的做法迎合了受众的信息需求，而围绕意识形态讲故事的做法也很好地完成了其宣教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能。

三、宣教型纪录片的转型动力

宣教型纪录片由单纯诉说道理到建构社会文化的转型，不仅是国家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迫切要求决定的，也有纪录片创作倾向和受众接受方式的影响。作为宣教型纪录片的制作主体，国家对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和大力支持使得宣教型纪录片的主要职能由宣讲道理转向社会文化建设，而纪录片整体向宏大、精致和商业的追求影响了宣教型纪录片表现方式的转变，受众自由、自主的心态则促使宣教型纪录片朝平民视角改变。

（一）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先实现了经济政治的腾飞，迅速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大国，在世界取得一定的话语权，但文化发展较为迟缓。过去的一段时间内，韩国电视剧、欧美英雄电影、日本动漫大量输入我国，国民肯定外来文化的价值和美感，却缺乏对本土文化的充分认同，除了因为国外发达的文化产业使其能够输出许多优秀文化作品外，还有我国本土文化表现力不足，缺少足够打动观众的文化作品的因素在。减少进口外来文化作品并不能解决本土文化认同感不足的问题，提高自身文化软实力，发展适应现代文化传播方式和受众审美的文化产业，才能建立足够强大的本土文化话语体系，实现对内认同，对外传播的中国话语。

步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在国际文化贸易中依旧以文化输入为主，缺乏强有力的话语体系和价值体系的输出，整体呈现出以“听”为主的状态。为此，国家迫切需要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建立具有高度认同感的中国文化，打开中国向世界传播声音的话筒，这是提升国家整体实力的必经之路，也是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近年来，中央连续颁布了多项支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将文化建设列为政府年初工作计划和年终工作报告的重要项目，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增加国民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感，打开传向世界的中国声音。

最近出现的一大批优秀纪录片从饮食文化、传统道德、匠人精神、古董建筑等方面入手，细致展示藏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中国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以最贴近受众生活的方式挖掘文化元素，来唤醒受众的国家归属感。一方面，这有利于建立国民的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也是在为国家建立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话语体系提供基础。

（二）符合向宏大、精致和商业转变的制作潮流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纪录片的社会责任感开始回归，又开始关注社会主流人物、产业、心态等，出现了许多反映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主流价值观的优秀作品。同时，纪录片行业从低成本小制作小众审美逐渐向高成本大制作大众审美回归，作品开始注重商业性，以宏大的主题和精致的画面吸引受众，积极加入文化市场竞争中去。

2010年后，随着《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纪录片整体呈现出对“大”、“精”、“商”的追求，呈现出在审美上跳出专业人士的小众审美，迎合广大商业受众的审美趣味；在制播规模上追捧大制作、高成本、高质量、大平台的纪录片；在对象上偏爱宏大主题，行业整体风貌、社会文化全局状态、政治经济整体趋势等主题受到欢迎；在呈现效果上追求精美的画面、绚丽的视觉效果；在价值观上贴近国家主流价值观的一系列转变。大型优秀纪录片如《复兴之路》、《将改革进行到底》、《航拍中国》和《辉煌中国》无不是通过宏大的视野和全局的视角，展现中国社会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整体风貌，提高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认识，并将中国梦、改革开放、不忘初心、匠心等国家文化战略词融入影片中，提高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接触面和接受度。记录片从小众重新回归大众，向着产业化的路线发展，而纪录片的价值观也逐渐贴合社会主流价值观，参与我国社会文化建设，构建受众心中的国家形象。而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代表的工业型纪录片推动我国纪录片向工业制作模式转型。在央视的带动下，我国纪录片的重心渐渐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转移，宣教型纪录片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三）受众接受方式的变迁

互联网的普及使得原本自上而下的组织传播方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扁平化的大众传播方式，互联网渠道存在严重的信息过载问题，宣教型纪录片无法再像以往一样通过渠道垄断来获得流量，当今文化作品想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发展，必须顺应市场的走向，满足受众的需求。

互联网极大丰富了受众的文化生活，浸染在各种文化作品中的受众对文化作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口碑成为文化作品获得影响力和传播面的重要方式。因此，宣教型纪录片想要具备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除了提高自身的质量外，更重要的是迎合受众的趣味，获得受众的认同。互联网时代的受众拥有强烈的自主意识和平等意识，排斥传统宣教型纪录片灌输道理、宣传教育的宣教方法，要求与创作者进行平等对话。同时，大量碎片化信息充斥在互联网中，使受众疲于接收和梳理，急需能够为他们梳理繁冗信息、直接解读社会的作品，帮助受众建构完整的生活环境认知。

因此，宣教型纪录片必须改变原有的说理方式，适应新时期受众的新变化，与受众站在同一高度为受众讲故事，以事例描绘社会整体，为受众建构一个稳定的可发展的社会环境，而不是单纯地灌输政策道理和意识形态。

宣教型纪录片的转型并不是自发向宏大主题、平民化视角和故事化情节转变的，而是在国家需求、纪录片整体走向和受众兴趣的共同推动下发生的，国家对于建立社会文化的需求既是对新时期宣教型纪录片的支持，也是其转型的压力，而纪录片行业近年来的转变不可避免地会对宣教型纪录片的制作方式产生影响，宣教型纪录片必须选择最易于受众关注、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展现主题，因此，才有了宣教型纪录片现在的转变。

四、为何而纪录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升、政治稳定、人们生活幸福，作为纪录现实生活的一种重要载体，纪录片的关注点会直接决定着人们的视野和心理状态——我们既可以不满足于现状，也可以对现状高度认同。在这个媒体技术极度发达、事实完全碎片化传播的时代，传播宏大事实、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对于构建稳定的社会心态、形成幸福的个人心理具有极大的意义。而这样的建构反过来又展示着中国的软实力，展现着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风貌。

在这个过程中，宣教型纪录片无法回避的问题也由此而来，为政策服务的宣教型纪录片如何保证其真实性？在这样的文化建构过程中，纪录片的真实要求与文化建构、政治宣传间是否能完全契合？

传统纪录片的存在是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之上，过往对纪录片真实性主要体现在对细节的无限还原与对事实的无限逼近。张同道认为“纪录片需要从更开放的角度认识真实，使其成为纪录片的支点而不是陷阱”[4]，因此需要扩展真实的内涵和要求，从表面真实向本质真实过渡，为此需要理解人在真实建构过程中的作用。持表面真实观者认为真实就是不介入，持本质真实者认为不介入事实的表达是不完整的。实际上决定两者区别的是哲学理念上的差异。前者是机械真实观，而后者则是现象学的真实观。现象学认为只要有人的活动，社会现实不可能完全摆脱人的思维活动限制，亦即真实是相对的，要追求真实，必需完全悬置人的思维。从现象学的思维来看，即便是表面真实，人们依然将自己的观点纳入到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中，只不过这种真实观强调表面上的不介入。

因此，从现象学视野来看，纪录片呈现事实之时都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拍摄和制作者的个人观点，无论是主题选择、素材选择还是角度选择以及呈现方式上都带有大量观点痕迹。但是纪录片与一般影片、新闻的差别在于当我们将它们还原至其时间语境和空间语境之时不会出现差异和不适。当观点难以从事实中剥离之时，剩下的便是我们如何尽最大可能将其剥离，或者说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需要将自己的观点从其中剥离，更进一步讲，当我们进行观点剥离之时，我们所为为何，即需要明白纪录片“为何纪录？为何真实？”

无论是纪录真实还是纪录真相，时代发展之需、社会发展之需、人民发展之需永远是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媒介技术发展迅速，各种社会观点充斥于网络之中，人们难免迷茫、焦虑、不安、忧郁，回归事实、回应社会问题，便是当前纪录片的生命所在，将对纪录片的真实性认知还原至其应有的时空语境当中，而不是在多元事实、迷茫的社会情境中再添迷茫、从文化视角构建纪录片新的表达观便成为时代所需，亦是对纪录片功能的再次探索。正是如此，在纪录片作品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纪录片采用动画、拼接等艺术化制作方法，甚至出现动画纪录片，使纪录片表达涵义更加流畅深刻，更加方便纪录片为受众构建一个完整的社会框架，展现社会整体的真实面貌，提供一个看世界的视角和一个解读社会的逻辑，这种表达使得人们逐步摆脱碎片化的真实。在信息过载的现代，这种真实观有利于受众构建一个稳定可发展的世界观。由此看来，宣教型纪录片的转型不仅是为当下文化政策提供积极响应，更是对建构社会文化责任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