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飘飘

冼夫人，传说名英,民间尊称其为“岭南圣母”,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位英雄人物、传奇的南越女杰。历经三朝，多次反对地方割据分裂势力，坚定维护王朝的统一，促成中国第二次大一统，为国为民创下了不朽功勋。历千年仍享万民祭祀，被人们推崇为英雄，被广东粤西地区和海南一带的冯、冼姓族人奉为祖先，民间对冼夫人的信奉已由英雄、祖先，发展为全能的神灵偶像，即“万能神”——事业、学业、身体、爱情等无不灵——的信仰。冼夫人由真实的历史人物，逐渐发展为亦人亦神，再到万能神的形象的转变。最后成为影响深远的冼夫人信仰。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无神论思想的抨击，民间对冼夫人的神灵信奉有所消减。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冼夫人被当做地方文化名人进行宣传，对她的记忆方式不再停留在单纯以祭祀为主的诸多活动，转变为以官方牵头、官民合力举办的各种形式的冼夫人纪念活动，并借助媒体力量，扩大影响力，成为地方发展旅游业的一张 “文化大名片”。冼夫人文化还进入了校园教育领域，成为爱国爱乡教育、维护民族团结的典范。这种形象，在新的话语环境下冼夫人形象再次被重构，以服务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顺应地区发展旅游经济、文化教育、稳定社会环境的要求。在史料、庙祠、传说故事多重材料的情况下，这种形象重构是由记忆方式——以祭祀为主的诸多活动，转变为形式多样的文化名人纪念活动——转变引起的。本文分析当代冼夫人形象的转型过程，着力揭示记忆方式的改变对于打造新的文化记忆的贡献，探讨推动社会记忆转型诸多可能力量。

一、冼夫人与冼夫人信仰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assmann）根据记忆方式差异把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划分为“无文字的”和“有文字”两种。无文字社会的文化记忆完全依赖于仪式行为，而文字社会的文化记忆主要由文本来承担。①冼夫人信仰从其形成之初开始，就是同时具有文字社会记忆和无文字记忆两种文化记忆模式。冼夫人信仰的文化记忆，一方面是由储存在文字文本转化来的，另一方面是由流传在民间的丰富传说和多样的仪式行为转变出来的。

（一）“有文字”的记忆

关于冼夫人的记载，最早见于《隋书》卷八十中的《谯国夫人传》。《隋书》中千余字的《谯国夫人传》，以客观平实的笔触，描绘了冼夫人传奇的一生：出生显赫，智力超群，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抚定海南，使之重归大陆中央政权。靠独特的眼光，鼎力陈朝的建立，赢得一方安宁。陈亡隋兴之际，毅然带领岭南和平归附隋朝，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一统。随后各朝代的史籍如《北史》、《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和一些地方志，如明代的《高州府志》、《琼台志》，清代的《电白县志》、《琼台府志》、《光绪高州县志》及一些碑刻和楹联中，都能找到关于冼夫人其人及其事迹的记载，但内容都是在《隋书》记载的基础上加以延续描述而来的。《辞海》、《辞源》和《广东省百科全书》等辞书上均有记载冼夫人的相关名录。历史典籍中记载了冼夫人的一生主要的政治、军事、社会活动，这些事迹把冼夫人的形象立体化——天赋异禀、忠君爱国、勇于奉献。为后来的冼夫人形象奠定了材料基础。这些史料也是目前冼夫人作为真实历史人物，最可靠的资料来源。

冼夫人一生虽侍梁、陈、隋三朝，但终生之志都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和社会进步。一千多年来，她的爱国事迹和英雄形象，在丰富的传说流传中不断地被丰富和发展，逐渐由一般的英雄形象，上升为神灵偶像。早在隋朝仁寿二年（公元602年），即冼夫人逝世之时，其孙冯盎即在冼夫人墓葬处（今广东茂名市电白区电城镇山兜村）为其建庙（山兜娘娘庙）。之后，人们出于对冼夫人的敬仰和崇拜，各处纷纷修庙建祠，以作奉祀。据《隋书》提及的与冼夫人活动相关的州、县、郡就有十四个之多。冼夫人的政治军事活动主要在今广东的高州、电白、化州、阳江、阳春、广西南部、海南等地。自隋以来历代敬仰凭吊冼夫人所建的冼太庙范围更为广阔，远达粤中、雷州半岛、海南、江西、广西、贵州、辽宁，甚至越南、柬埔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总数量超2000座。长期以来，冼夫人信仰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加强宗族社会内部凝聚力和稳定地方社会发展的巨大能量。

（二）“无文字”的记忆

民间传说，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为传说对象增添神秘色彩，以达到突出传说对象的“与众不同”的目的。冼夫人的光辉形象，也是通过民间丰富的传说，渲染其神秘色彩而逐渐形成，并最终成为一种信仰的。广东高州和海南两处最具代表性。广东高州地区，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冼夫人的传说。例如，冼夫人从小就聪慧过人的传说（冼女智分鸭群、巧判耕牛、智判竹帽等）；冼夫人英勇无畏的传说（勇斗恶魔大榭王等）；冼夫人有异能神术的传说（调天兵天降，驱鬼怪妖魔烧窑等）；冼夫人成人之美的传说（冯公庙的“和合神”为月下老人等）；冼夫人慈祖爱幼的传说（冼太庙现身给村民看护小孩等）。至于冼夫人传说在海南的情况，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陈雄《冼夫人在海南》中收集整理出15个的海南地区有关冼夫人的传说[2]。这些传说中塑造出来的冼夫人形象有：智勇双全的娘子军统领、冯冼大军军师（解救俚女、二月出征、营根比武）；极具前瞻性眼光的文明传播者（倡导垦值、娘家赠宝、“保亭”来历、百通令旗）；竭尽心血为民做事的父母官（仙泉修渠）；具有异能神术的“婆祖”（赐雨降火、深水溺盗、沙滩显圣、活鱼补漏、跑马选址）；深得百姓拥护的“夫人”（俚妇带路、摩崖留芳）。

将史料和传说的内容对照，我们能明显发现史书典籍和冼夫人传说中的冼夫人具有一致性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一致性体现在于，两者都有对冼夫人一生的主要事迹的内容，冼夫人爱国爱民、大无畏奉献的形象塑造。而两者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传颂的重点、言传的方式和述说者。历史典籍中突出的是冼夫人的家国情怀，基本都是平实地记述其维护民族团结、拥护祖国统一的不朽功勋，述说者的身份都是历朝史官，他们的立场和态度是为维护王朝中央统治标榜；民间传说中，传言冼夫人具有各种神仙异能的比例大大超过史书中记载的征辟各方的功绩，民族首领形象的传奇性被放大。民间关注的是冼夫人为当地实际带来的改变，对其信仰也是立足在满足自身的精神需要和心理满足的自觉形成的。这些传说为获得更大范围的传播和影响，传说者会对原本比较简单的内容，进行添加和改造，并不断创新演义的方式，例如，以冯、冼联姻为素材进行创作，有广东茂名电白咸水谣、高州“木偶戏”等；以冯冼大军在海南的军事活动为素材的创作更是丰富多彩，出军有盛大的阅兵仪式（今成为海南一年一度盛大的“军坡节”）、行军途中有勇斗山王等传说、离开海南后还有“娘家献宝”等造福民众的各类传说。

冼夫人信仰在历史典籍的不断记载和民间传说的不断流传中，由最初的英雄崇拜、祖先崇拜，逐渐发展为对民间保护神，甚至“万能神”的信奉，与民间的一般神灵崇拜有所不同，其作为一个真实历史名人存在，在一千多年的信仰沉淀中，可阐释的积极内涵愈加丰富，特别是符合国家意识和顺应当地发展要求的，为社会记忆重新建构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冼夫人信仰的当代建构

“在变革年代，话语更新是必然之事，新话语带来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新言说方式。”[3]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全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下，国家的民族政策、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和宗教政策等，都在不断地演进，而这些新政策、新思想的变革构成了各个时期的新语境。这些不同的语境下带来了不同时期冼夫人信仰在建构上的差异。大至是经历了1949～1979的官方复兴和民间短暂沉寂期及改革开放后的新复兴期。

（一）官方复兴和民间暂短沉寂期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79），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和条件。这一时期，确立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民族政策的总原则，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重视教育、促进艺术发展，提倡科学、民主，无神论被民众普遍接受。官方一方面对冼夫人 “亦人亦神”的形象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大力宣传冼夫人的爱国爱民、维护国家统一的“巾帼英雄”形象，周恩来总理曾称颂冼夫人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

这一时期纪念冼夫人的诗文，与历代一样，除了志文、碑文、诗歌、楹联外，也有很多文人学者撰写和纪念冼夫人的文章，但这类文章一般是沿袭《隋书》、《北史》所载的《谯国夫人传》的内容，大多是宣传介绍冼夫人为澄清史志尚未载明的问题而作，大都以宣扬爱国主义、民族团结为政治目的，有的放矢。如对冼夫人的生卒年代、活动地区和纪念情况等的考据。创作著名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吴晗在1961年1月14日《光明日报》上，就专门撰文《冼夫人》，介绍了冼夫人。吴晗先生认为像冼夫人这种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英雄人物，比那些虚构和演义出来的巾帼英雄，更值得被书写和传颂。他还积极号召理论界、文艺界广为宣传冼夫人的爱国主义精神。这开了解放后共产党的史学权威和政治家宣传研究冼夫人的先河。这些对冼夫人信仰的建构都起到非常积极的意义——冼夫人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历史名人，为更大范围的人们所了解，冼夫人信仰中的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新时代的话语权下，得到了新的阐释和强化，成为服务国家、社会建设的一种全民信仰。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宣传无神论的思想，打击了冼夫人的“神灵”信奉之风。冼夫人的充满传奇的英雄事迹、民间传说和以祭祀冼夫人为主的各种民俗活动，受到一定的打压，冼夫人的民间信仰一度陷入沉寂。

这一时期，冼夫人信仰在国家层面，得到了复兴，被建构成为一种国家层面为主导的信仰。而在民间的神灵崇拜色彩被迫弱化，转为沉寂状态。

（二）改革开放后的新复兴期

经历了十年文革的社会动荡，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凋零后，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思想解放，新兴的思维方式、全新的阐释视角，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社会的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的良性运行使到民间信仰重新焕发生机。随着意识形态的相对开放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宽松，粤西和海南广大地区，以祭祀冼夫人为主的传统年例活动得以重新热闹，冼夫人民间信仰也得以复兴。

打造冼夫人文化，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政策驱动下，有关政府组织相关力量就与冼夫人有关的文物、古迹进行考察，从冼夫人故里的确认到冼夫人墓的考古发现，冼夫人文化资源不断被挖掘和深化，而冼夫人文化资源整合的正好服务于打造文化旅游区的需要。如围绕着高州冼太庙，当地政府着力打造新的冼夫人文化公园，作为当地旅游文化的一个名片。冼太庙内亦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到来的游客信众服务，还专门开辟了冼夫人文化一日游线路等。

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快速发展，科学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以海南地区为例，这一时期，就涌现了一批富有新意的研究冼夫人与海南关系的成果，如黄俊萍的《冼夫人族属笺证》、白苗的《冼夫人与海南黎族》、《冼夫人对海南的贡献及其影响》等，黎国器和陈雄的《在海南岛上的冼夫人遗迹》及琼剧剧本《冼夫人》最为典型。1988年，武汉电视艺术中心拍的《冼夫人》电视剧，作为建国40周年献礼剧目，并在1990年的全国民族题材电视剧评奖中荣获一等奖。同时，政府在积极的申请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些因素合力促使了冼夫人文化的不断被挖掘和深化，冼夫人信仰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刘佐泉等人在1997年首先提出了“冼夫人文化”一词，并认为：“在粤西和海南已经形成了亲缘、地缘、神缘为网络的‘冼夫人文化’。”[4]冼夫人文化作为一种发展的资源，存在于实物层面和精神层面，是人们在满足生存发展需要和特定心理需求的来源。例如冼太庙和以冼夫人为核心的各种神像、雕刻等都是实物层面的文化资源；而有关冼夫人的传说、风俗习惯、民族节庆等既有实物层面的文化资源，又有精神层面的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抽象出来都是冼夫人信仰的有形和无形表现。冼夫人信仰在当代的建构，就必须以这些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资源为载体，从而开展社会记忆转型。如海南的“军坡节”（俗称“发军节”），本来是海南人们为了纪念冼夫人的在海南新坡出军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而举办的庆祝活动，但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新坡冼夫人文化节增添更多的元素。以传统民俗为基础元素，开创出系列性的文化节活动，例如：冼夫人文化图片展、农副产品展销会、特色小吃街、千人军坡宴等旅游活动。甚至活动节期间还举办冼夫人文化论坛会，利用网络直播文化节。新坡冼夫人文化节不再只是单纯的传统民俗活动，还成为地区的一大文化盛事。这种单纯的祭祀活动转变为各种形式的文化节日，是冼夫人信仰当代建构依靠的主要方式。

政府作为官方对冼夫人文化的认可和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推动，是促进冼夫人信仰建构的最大推力。例如，1995和1998两年，高州市人民政府支持举办的冼夫人诞辰大型纪念活动； 2000年，高州市政府将冼太庙扩建成为集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休闲场所和文化旅游景点的冼太文化公园方案；还有2006年，广东与海南达成两省联手开发冼夫人文化旅游的共识。这些政府层面的助力，无疑是当代冼夫人信仰建构提供了条件，为社会记忆转型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至于民间，冼夫人信仰也再次热起来。除了海南这种把传统的“军坡节”办成大型的社会文化活动外，在粤西一带和海南省的广大农村地区的冼庙香火鼎盛，当地居民的赐福平安、生儿育女、高考高中、事业晋升、家庭婚姻无不求告冼夫人的。“年例大过年”的民俗活动热闹非凡，成为粤西地区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冼夫人信仰还被传延到更远的空间，如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增江冼太庙”、香港的“高凉郡主冼夫人福利基金会”、 “冼太夫人纪念堂”。这些冼太庙和冼夫人纪念堂，是在异国他乡的人们，与自己民族根性文化的情感寄托。冼夫人信仰则是保持与祖国血肉相联的精神纽带。这些都是冼夫人信仰在维系宗族社会关系、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一千多年最大的影响力。

冼夫人在当代重回了神坛，但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神坛崇拜存在着本质的区别。1949年前没有被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疏导过的冼夫人信仰，官方推崇爱国善战、团结民族的冼夫人信仰，但民间仍以对神灵的崇拜为主，两者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经过1949～1978年这段时间的疏导改造，冼夫人官方信仰的大力复兴和民间信仰的沉寂，使得冼夫人的主导信仰逐渐实现了从官方到民间的统一。1979年以后，冼夫人民间信仰主导下的民俗活动再度兴旺，但信仰的实质已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民间依然“有事求冼太（婆祖）”的习惯，但都不再把冼夫人当做真有异术神能的神灵偶像迷信。他们的祭祀活动和祈福活动，更多的是为了联系宗族感情、教化后人，甚至只是单纯地满足心理需求。由此可见，冼夫人信仰的重构在20世纪80年代就基本完成，随后都是对这种信仰的巩固和丰富。

三、当代建构对社会记忆转型的意义分析

冼夫人信仰已经传承一千多年了，其丰富的内在价值，不断地被人们挖掘和化用，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不断融入新的内容，成为粤西地区绝无仅有的庞大文化体系。当代建构的冼夫人信仰通过制度化的宣传教育手段，实现了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的协调统一，由传统的宗族祖先、地方英雄和神灵偶像，逐渐转变为历史文化名人，成为区域精神文化的代表，成为宣传爱国爱乡、维护民族团结的典范。虽然冼夫人信仰已超越一般民间信仰的范围，是传统信仰与时代需求有机结合的结果，但这种当代信仰的建构对社会记忆转型的作用，仍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当代的冼夫人信仰，记忆方式由原先单纯的祭祀活动，转变为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活动的意义也不再停留在纪念和祈福的层面，增添了诸多元素，如纪念性的文化表演活动。而表演的意义也不再是以前的娱神，更多是娱民、育民。节日中的历史认同不仅是重要的历史教育、爱国教育的资源，还是民族共同情感的传承与发扬。人们通过参与这些活动，亲族间加强了联系和沟通，促进团结，有利于血缘、亲缘性群体的稳固和发展。由于冼夫人信仰在官方得到的认同，以及其在民间具有的坚实而广泛的信奉基础，冼夫人信仰的当代建构，突出的爱国主义情感、民族精神等与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融入到当前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内容中，构建团结和谐社会的立足点，以达到弘扬冼太信仰建构的民间精神依托，实现凝聚人民群众的目的。

“记忆不同于历史之处在于，它是个人化、地方化、民族化的回忆，同时也是现实化的记忆。”[5]冼夫人信仰的当代构建，并非简单的“旧瓶装新酒”，而是通过根据现实的需要，更换一种记忆方式，用既熟悉又生动的方式，吸引人民群众的注意力，提高民众的参与度，让其在活动中不知不觉地增强冼夫人信仰的历史和文化认同感，又接受当代提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目的在于服务于当下的社会建设，这也是是冼夫人信仰社会记忆转型中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