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新

中国新闻史著作每年都有出版，但似曾相识者不少：在体系结构上，仍然不脱革命史的成规；在表述话语上，很难看到作者的体察和思想，历史复归冰冷的历史。一部纷繁复杂的中国新闻史，完全按照革命史来演义，是不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以革命史的分期来讲述新闻史，是不是隔断了新闻史本体的流脉，有些喧宾夺主；中国新闻史为什么只见事件的铺陈而不见新闻人物的踪影。相信大家都在思考这些问题。李彬教授撰写的《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无疑突破了传统新闻史的编撰方式，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作者在如何讲述中国新闻史，即如何架构历史和阐释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上体现了自己的风格。

一、历史和历史背后的历史

与当前的新闻史著述局限于新闻史本体的发展不同，李彬教授有意识地转换了研究的视角，把研究的重心置于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互动的关系上，该书命名为《中国新闻社会史》也正反映了作者的这种意图，即，力求避免就新闻业说新闻业（这往往给人雾里看花之感），而是确立“大历史观”，这样既可以把握新闻业发展的脉络及其身后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又不至汲汲于新闻史实的细枝末节，迷途莫返。而要树立“大历史观”，就不能不探讨和借鉴中国近代史的三种研究范式，即革命化范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因为这些范式主导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的基本走向。针对一些学者在近代史研究范式中非此即彼的取向，作者认为，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来看，这三种范式并不是彼此排斥而是相互兼容的，因为各种范式都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在近代新闻史的研究中，革命化范式强调宣传引导，现代化范式突出新闻自由，民族国家范式讲究国家认同，这三者也是相互融合的。这事实上就解决了缠绕人们多年的中国新闻史的构架和分期问题，可谓柳暗花明。以往我们之所以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却开不出问题的处方，主要在于没有跳出问题看问题，因而也就找不到一种合适的研究方法。也正因为该书切入角度新颖，构架独特，因而读起来颇觉视野宏阔，富有气势。

就该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包括：“远古回声：青灯残卷话新闻”，简述古代新闻史；“西风东渐：新闻传播发新枝”，探析近代报刊的潜入和国人报刊的创办；“范式嬗变：横看成岭侧成峰”，阐述革命范化式、现代化范式和民族国家范式三种研究范式及其对新闻传播史的影响；“天崩地坼：清末民初涌高潮”，描写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所引发的三次办报高潮；“风雨苍黄：三家天地归一统”，分别勾勒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和民间报业的发展历程；最后，“红日初升：民族国家谱新章”，叙写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业的发展状况。如此架构全书体系，就使得中国新闻史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同时又删繁就简，重点突出。以后者而言，作者透过繁复的叠床架屋的新闻史料，捡拾其中在历史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或具有鲜明个性的人和事予以书写，整个中国新闻史的要件恰如珍珠一般串连起来，如有官报和小报，外人办报和国人办报，三次办报高潮，三大报业板块等等。总体看来，该书实现了作者“做一个图书编目，缕一个框架脉络，形成一个完整而有机的历史图景”的愿望。

回顾以往革命化范式的新闻史，最大的问题是以单一的研究范式统领错综复杂的新闻现象，难免“归类”失当。质言之，革命化范式对共产党报业来说是适用的，但对民间报业（文人报刊和商业报刊）来说就显得扞格不入了，因为它们各自所持的立场不同，所抱的宗旨不同，所操的话语体系也不同；削足适履，必然适得其反。

当然，笔者也认为，在梳理“国”、“共”和“民”三大报业板块时，如果以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治中心在空间上的转移为观察点，同样也可以获得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因为在内忧外患、相互争斗的过程中，双方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势力都在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为了壮大实力和出于战略考虑，双方的政治中心（包括伴随左右的报业中心）都在进行着有目的的转移，大致看来，国民党：南京——重庆——南京——台湾；共产党：上海——瑞金——延安——北平；而民间报业总体上是随国民党政治中心的移动而进退的。

二、历史中的人和讲历史的人

人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正如有学者言，史学就是人学，因而在新闻史中突出历史人物（新闻人）的地位和作用就不待争辩的了。正是新闻人引领了一系列影响社会的新闻活动，也正是新闻人在实践中提出了一整套启示后世的新闻思想，这些人物及其思想、活动就构成了新闻史的主体。但我们在当前的新闻史著作中，很难看到新闻人的踪迹，这些人都淹没在大量的纷纷攘攘的事件当中，他们的出现只是作为事件构成的要素，我们看不到他们与事件的地位关系，辨不清他们的音容笑貌，更不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这就是现在的新闻史不讨好的主要原因，因为它不是鲜活的、湿润的、人的，而是僵化的、干涩的、事的。而作者有意识地将这些新闻人从后台请到了聚光灯下，紧紧抓住他们与新闻活动的关系展开话题，并予以“同情之理解”。譬如，说《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人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这个人看来对‘本职工作’不是那么专心致志，而总掂着别的功名利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传教士心猿意马、并不纯粹的面相，如果要探讨该报的倾向性多少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当说到“梁启超很有激情，又很有创造力，本身也是语言大师，所以，‘天降大任’（创造新文体——笔者注）于其身。”梁氏的面貌便即刻清晰、生动起来，这也指明了为什么梁氏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对办报情有独钟、宵衣旰食了。据统计，作者开辟专门的章节前后讲述了二十多个新闻人，包括王韬、梁启超、邹容、于右任、徐宝璜、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毛泽东、范长江、邹韬奋、爱泼斯坦、斯诺、韩丁、赵浩生、陈香梅、朱惺公、成舍我、张季鸾、胡政之、赵超构、徐铸成等，其中有我们耳熟能详的，也有知之不多的。作者或描绘其性格气质，或钩沉其生活逸事，或述说其新闻活动，或评点其新闻作品，为我们再现了一个个神态各异、面目分明的新闻人形象，同时也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绚丽多姿、生机勃勃的新闻史画卷，表明了作者“尝试进入他们的内心”与他们对话的努力。检视当前的新闻史著述，之所以缺少新意，枯燥无味，诚如作者所言，是因为“受制于传统的实证主义史观，一味强调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死的名物”（《全球新闻传播史》，李彬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6页），于是跃动的历史变成了沉寂的历史。

现在的一些新闻史著述有一种现象，那就是“两头不见人”，除了上文论及的历史人物“不在场”，还有就是作者也“不在场”，两者都游离于历史话语之外。我们阅览的文字是不动声色的，面对的作者是正襟危坐的，似乎作者稍有松弛，就会破坏历史的客观性，因而，我们也就捕捉不到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和认识，他成了旁观者和隐形人。李彬教授似乎有心扭转这种局面，他审慎地甄选历史事实，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其意义，让人总能在跳荡的笔墨中触摸到他的感悟、思想和激情。因此，与其说作者在讲述历史，倒不如说他在评述历史，他真正“走进”了历史。

作者在表述方式上也有其独到之处。其一，评介人物和事件全面、中肯。譬如，既赞赏邵飘萍非凡的新闻采访和研究能力，又感叹其生活的奢华和铺张，不为名者讳；再如，对于“人民公社”人们多有指责，但作者没有人云亦云，而是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进行客观的分析，指出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二，大量征引原始资料，增加了内容的说服力和厚实感。该书的引证材料丰富而广泛，几乎每页就有一处，以楷体字标出。作者在行文的过程中总能从浩繁的资料库中信手采撷，为我所用，使叙写和征引浑然一体。其三，遣词构句活泼轻盈，追寻一种诗化的意境。如标题“远古回声：青灯残卷话新闻”和“范式嬗变：横看成岭侧成峰”既与内容非常贴合，又化抽象为形象，给人无穷的遐思；又如把革命报业、国民党报业和民间报业之间的角逐喻为“三国演义”，别开生面，使人联想到频频征战、烽火连天的古战场。最后，穿插趣闻逸事，可读性强。例如，说到新闻商人成舍我生活非常节俭，以致司机嫌工资太低，半路让老板成氏下车，把自己“解雇”了。这些逸事珍闻充满情致，但与主题总有一些关联，读之往往令人会心一笑。总之，这种表述风格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作者要构建一部“新的、活泼泼的、洋溢着生意、焕发着魅力的”（《全球新闻传播史》，第36页）新闻史的理想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