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建宏

一、“好”与“真”之别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说：“哲学求好，科学求真。”[1］进入当代以来，对于什么是中国古典舞，从“求好看”到“辨真伪”，从理论认识到实践探索走过了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历程，可谓上下求索，其路维艰。无论是“形而上”的探讨或是“形而下”的探索，始终有两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中国古典舞？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真的中国古典舞？这两个问题涉及科学研究的命门。

关于“什么是中国古典舞”和“什么是真的中国古典舞”，概念不同，内涵有别；而且，进入当代以来关于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既具有视角上的不同亦具有时间上的递进：在哲学或美学的范畴中追寻中国古典舞“是什么”和在科学的范畴中追问“什么是真的中国古典舞”清晰地显现为先“求好”后“求真”的演进路线。

“真”的前提是“存在”。进入当代以来，为了求“存在”，中国古典舞的建设一开始就围绕着“好”字展开，即“好看”“好用”“好听”。

所谓“好看”就是要建立具有中国传统美学特征的“古典舞蹈”，如《春江花月夜》《荷花舞》等。所谓“好用”就是解决了人才培养的问题，即美学上延续传统，方法甚至是技术上借用西方，如教育意义上的中国古典舞建设。所谓“好听”就是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民族舞蹈，反驳了中国没有“古典舞蹈”的质疑。

以上所列我们把其归结为哲学或者美学上的认知与求索。

“好”的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就要解决“真”的问题。“好”的概念里存在着主观推断，有真也有伪；“真”的概念里不能有“伪”，且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为，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只能有一个或一类是真的；克隆的、仿造的、变异的都属于假的！于是，在哲学的范畴中追寻中国古典舞“是什么”和在科学的范畴中追问“什么是真的中国古典舞”之逻辑就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对于中国古典舞而言，不管有多少人说自己的是中国古典舞都没有用，因为真的只能有一个；但是一个真的并非只能对应一个假的，一个真的可以对应无数个假的，假的越多，辨伪求真就愈难，这种难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客观证据的缺乏，第二是主观判断的混乱。

如果说“求好”关注的是现象和现象演绎的规律，那么“求真”则关注的是事物存在的本质以及本质产生的根源。诚然，从哲学的视角探索中国古典舞并非不“求真”，也并非不指向事物存在的本源，只是在对事物本源认知的过程中主观判断影响偏重；而从科学的视角“求真”则更加注重客观事实的存在。从认识论角度而言，“求好”是从描述事物存在的众多特征要素中取其最大值，“求真”就是从描述事物存在的众多特征要素中取其特定值；“求好”不一定需要进行科学的考证，往往进入“约定俗成”之范畴。

进入当代以来，对于什么是中国古典舞的认知，带有明显的个人喜好和个人背景的痕迹，甚至是个人价值判断与时代需求的结合体；所以对中国古典舞的探索与实践停留在模糊、大概定性的哲学层面，带有明显的个人取向。同时，从哲学的角度思考问题具有假设的可能和想象的成分，如何检验和推断其正确性，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什么标准；在这种不能“证伪”的情景下，从科学的角度解构和突破其“约定俗成”的结论就具有了特殊价值和意义。

(3)分析条件，寻找条件的交集，利用双轨迹作图.只需思考关于点B的条件的交集，首先，点B满足∠ABD=30°且∠ABD的两边过定点A与D，则点B的轨迹为定角轨迹；其次，点B满足AB=AC，AC是定长，则点B的轨迹为定长轨迹.因此，点B就是这两个轨迹的交点.

二、“好”与“真”之据

显然，可以从哲学和科学的不同角度探索中国古典舞途径的差异与结果对应。

其一，哲学研究讲求推理，科学研究讲求实证；前者重前提条件和主观判断，后者重客观证据；主观判断具有间接性，客观证据具有直接性，一字之差，相差千里。这种差异亦决定了探索事物的间接性和直接性之别。间接性的依据有人文的主观喜好和想象的存在，而个人的喜好和想象是有局限性的。如从一幅壁画，或者一块砖雕，或者一个身段去断定和延伸中国古典舞的实体，进而认定其身份就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种“求好”的探索并非不求真，也并非不探讨本原，只是这种思考有太多个人色彩以自圆其说，其认识容易走向偏颇。

科学研究重的是客观证据，通过具体而直接的证据进行推敲和考证。对于直接性的证据而言，一般以史实为重，以事实为凭从而不受主观意识的左右。如学者刘青弋提出的中国古典舞复建工程，就是以“舞谱”和“非遗”中历史舞蹈的活态遗存为证据的科学探索。这种研究思路弃除主观判断，抛离感性理解，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重证据而轻推测，让中国古典舞的文化建设真正走进了科学研究的范畴。

其二，哲学讲求一般规律，科学讲求特殊规律，这种差异决定了中国古典舞容易在普遍规律中“被上位”或“被古典”。如过去在探索过程中我们在动作本体论上，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的传统哲学靠拢；在身体的系统论上，把戏曲身段的“手眼身法步”作为中国古典舞的身法原理；在美学上，把中国传统意象论的“圆”视为动作风格构成的核心；等等。中国古典舞靠近和比附主流传统美学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容易陷入“死概念”的逻辑旋涡，从而忽视自身本体的演变规律和法则。

同时，从哲学的角度对普遍规律的探索往往以传统美学特征来进行推断和归类，容易把事物的真与伪混为一体进而“视假为真”。对于中国古典舞而言，把一切传统艺术的美学规律作为指导和支撑自身学理建构与实践操作的立足之本，往往会脱离自身本体的历史模样，把舞蹈艺术发展的他律性因素视为中国古典舞的自律性构成，进而混淆个性发展与共性存在的差异。

从科学的层面认识中国古典舞更多是从事物本质出发探索其特殊规律，其在避免“普遍规律”置换“特殊规律”的基础上，突破了哲学层面只讲形式、不究实质，只求规律、不讲内涵的“形而上学”，立足于中国传统典范舞蹈的自律性演变历史，并质疑和纠正他律性影响下的中国古典舞“断代说”。

其三，哲学求果，科学求因。虽然两者目的相同，操作方式却有本质区别，其差异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古典舞的研究是要坐在家里还是走在路上。

从哲学层面的认知“什么是中国古典舞”具有现象判断的思维惯性，这种“求好”的途径具有包容性，容易从现象切入得出结论；对现象判断的长时间积累和延续形成事物认识上的“约定俗成”。

从科学的层面探索“什么是真的中国古典舞”是本质探索的结果，能打破“约定俗成”的现象认知；这种“求真”的精神不具包容性，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就决定了哲学要解决的问题是大多数人对事物认知上的“约定俗成”，而科学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少数人永远走在路上的真相探索；其科学“求因”的研究视角印证了学者刘青弋所强调的：追问事物真相没有终点，追求事物本源亦没有尽头。

三、求“真”的意义

“造伪”的功能有两个：第一个是在“真相”出现之前，“造伪”可以弥补“真相”在时间上的短暂缺位；第二个是在“真相”出现之后，“造伪”可以弥补“真相”在空间上的短暂不足。值得强调的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古典舞建设还没有到达以上第二点的功能范畴。因为，真迹不存在，赝品就不会存在。我们现在的“创造”虽然成绩不菲，但只是停留在人为推测和演绎的阶段，而非依据“真迹”的临摹。

描述“造伪”的功能不是为“造假”做广告，而是为“求真”做铺垫。因为，从科学的角度而言，“造伪”会扰乱事物前进的方向，其中，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阻碍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要在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去创新，因为起点的位置决定终点的高度。如现在教育领域中的中国古典舞建设为什么走到瓶颈口，原因在于前提就是“拼贴”，在“拼贴”的事物上创新永远都是“一束阳光掉进万丈深渊”的结局。

综上所述，“哲学求好，科学求真”这一句话涵盖了进入当代以来中国古典舞探索的先后两个视角。“求真”的意义不是为了“打假”，也不是为了否定前期艺术家们的努力，而是为了中国古典舞的正确、健康的发展；“求真”的意义亦不是要让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古典舞建设“改名”，而是要在“正名”的举措中使其内容呈现无限接近真相。2018年1月12日上海戏剧学院的“中国古典舞‘名’与‘实’之辨”的讨论及其研究成果的发布，以“科学实验”的方式证伪，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古典舞的建设与研究进入了新的里程，即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求真”时期已经到来，我们为此欢欣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