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宋金英

纹样作为古代服饰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衣冠文明进步的象征。它以独特的造型和文化寓意集成了人类丰富的主观意愿与客观实物相结合的服饰文化。而这种以衣饰为依托的文化现象，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地域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反映。在丰富多彩的服饰文化发展的长河里，服饰纹样艺术以独有的个性必然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之一。先秦齐国作为“冠带衣履天下”的时尚王国，“衣必纹绣”的丝绸服饰纹样毋庸置疑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艺术载体。它的构架形式、文化寓意不仅对古代服饰纹样影响颇深，也对现代服饰纹样的发展定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影响先秦齐国丝绸服饰纹样的因素

（一）“安其俗，乐其业，以典章制约”，保留了原居住民的服饰纹样特点

先秦齐国在建都初期就确立了适合当地“夷”族文化发展的政策。以“善者因之”顺应民意保留了原居住民族的文化，以“利道之”来诱导当地居民对新文化的接纳，以“教诲之”来教育他们从善如流，以“整齐之”的典章制度来约束他们的行为，而不主张采用“与之争”的简单粗暴政策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太史公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1]这使先秦齐国建都时没有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抗。这虽然改变了“披发左衽”[2]的服装形制，但也极大地保留了“夷”族的风俗习惯，使具有夷族文化的服饰纹样得以保留，并在此基础上与新文化相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先秦齐国服饰纹样。

（二）“劝其功，极技巧”，提升了服饰纹样表现形式的精巧细腻

先秦齐国对植麻养蚕、绩麻缫丝的丝麻业极其重视，奖励、免赋税、贷款等经济举措极大地刺激了先秦齐国纺织业的发展。《管子·山权数》云：“民至通蚕，使蚕不疾者，皆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又云：“春赋以敛繒帛。”因此，先秦齐国丝麻品种繁多，纹样形式也别具一格。齐国既有通过不同色相的经纬丝线交织形成浮雕纹样的“齐锦”，又有经线互换形成起花纹样的“齐纨”，其中“齐锦”价如金，“齐纨”更是富贵和权力的象征，“纨绔子弟”一词也由此而来。《战国策·齐策》有：“下宫糅罗纨，曳绮縠”的记载。纹样更是通过机织、刺绣、画缋等多种表现手法使丝绸服饰日趋华美。

（三）“招贤纳士，广开言路”，丰富了服饰纹样的艺术形态

“稷下学宫”是中国以大学堂的形式建立的最早的高等学府，这里是各种思想萌芽的沃土，也是当时文人墨客向往的圣地。“人物归之”和“归齐入流”，《史记·货殖列传》）带来的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有各地的文化、艺术、风土人情以及服饰文化，其推动先秦齐国服饰文化发展与繁荣的作用不容小觑。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影响、渗透、磨合逐渐使先秦齐国成为时尚的发源地，谱写了“齐冠带衣履天下”的传奇。因此，先秦齐国丝绸服饰纹样艺术形态既有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又有不同地域文化的普遍性。

二、先秦齐国丝绸服饰纹样的形式

（一）具有地域特色的动植物纹样

先秦齐国以临淄为中心，东临大海，南有泰山，北濒渤海，依山傍水，气候温润，[3]土地肥沃，植物繁茂，更有珍禽栖息于此。《史记·货值列传》有“齐地山海，好壤千里……临甾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的记载。大自然带给先秦齐人的优良环境，也是当地人对动植物敬畏与崇拜的原因。人们将这种敬畏以纹样的形式体现在服饰当中，来表达对自然的崇尚和渴望“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动物性纹样有鳄、鹿、龟、蚕、蛇、龙、凤、华虫、宗彝、虎等。[4]《管子·小匡》曰：“……凤凰之文，前德义，后日常。昔人之受命者，龙龟甲，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这里的“乘黄”指的是神马。更有“齐国给献素缯帛，飞龙凤凰相追逐”（《玉海·急就篇》）的佳句。

植物性纹样的题材，多是与人生活相关的植物，即被赋予美好寓意的花卉、藤蔓、果实、种子等，如粟、稻、粉米、藻、柿蒂、茱萸等。

动植物纹样形式由滥觞时期简单、概括的造型逐渐向成熟优美的写实发展，构图也由商朝时期狞厉、沉重的封闭式纹样向开放式纹样构架过渡，由植物变化而来的穿枝花草与藤蔓纹等新题材出现，[5]植物纹样与动物纹样交互使用，形式丰富而多样。

（二）具有精神崇拜的服饰纹样形式

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和不可抗拒，是先秦齐国精神崇拜产生的主要原因，将自然界中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以纹样的形式或绣或绘在服饰当中，是“天人合一”思想在服饰中的体现，[6]《管子·四称》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这种神圣而寓意深刻的纹样，主要运用在帝王、臣子们祭祀天地、祖先、神灵时所穿的祭服。[7]它在造型上既中规中矩又丰盈饱满，一改其他纹样的简洁概括与纹样之间的互构与交合，用写实的单独纹样形式，体现纹样之间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衣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裳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共计12纹章，并根据场合的隆重和地位的高低，对其纹章相应递减，形成尊卑有序的封建阶级等级的标示性纹样特点。《虞书·益稷》云：“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绣并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三）开放式骨架的纹样形式

直线条生硬的夏商纹样形式，以其象征“神权”威严与庄重的封闭式矩形、三角形来体现神权的至高无上与神秘，动植物纹样严格划一地遵循它的格局，在几何框架内进行左右、上下对称布局。周王朝的建立打破了“天授神权”的威严和不可替代性，“人能胜天”的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使服饰纹样的骨架走向开放与浪漫，造型也由原来的夸张、变形向写实发展，狞厉之美的直线条逐渐被活泼生动的曲线所替代，虽然作为传承根基的封闭式几何骨架依然在纹样中出现，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布局存在，与代表吉祥如意的象征性花草、藤蔓，随意的与鸟兽纹样穿插在一起，或写实或概括，或整体或局部，有的以植物为半合式骨架，动物纹样填充期间，彼此蟠叠、交错，写实与变形共存，形成独具特色的先秦齐国的丝绸服饰纹样的造型特点。

三、先秦齐国服饰纹样的审美定位

（一）“轻形重神”精神特征

“轻形重神”[8]的服饰纹样作为服饰素材的一部分，与服饰形制相协调或雍容或典雅或清丽或张扬，来衬托着装者的身份、气度、品味及服饰的意境。服饰纹样的造型也不再是现实事物的再现，而是通过艺术手法将其夸张变形，体现的是动植物内在的神韵与精神。夏商服饰纹样将动物的头、眼、鼻、口、爪以粗壮生硬的直线条表达图案的“神权天授”的不可侵犯。周朝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社会现状使服饰纹样在形式上更多地追求“天人合一”、“人能胜天”的哲学思想，服饰纹样的神韵随之趋于人文式情感表达，婉转柔和的曲线与半封闭的骨架将天、地、人、物更加巧妙地融合起来，形成人气十足的重伦理的情感审美文化，其“形”所表达的“神”韵成为服饰纹样的灵魂。

（二）“轻纹重文”的寓意特征

从神权到等级、伦理的中国服饰文化，纹样的推介作用功不可没，它所体现的文化传承与寓意表达对古代服饰文化的发展与完善起着尤为关键的作用。古代固化的纹体风格阐释了不同时期服饰演化所体现的文明状态，以巧、美、灵饰人，通过其具象事物的形态、谐音、品格用比拟的手法，按照其生长特点、生活习性、外部特点与服饰结合起来。[9]先秦齐国丝绸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有代表事事如意谐音的柿蒂纹、象征儿孙满堂的多子石榴纹、象征富贵的缠枝牡丹纹、象征长寿的松鹤纹、象征福禄谐音的鹿纹、象征聪慧机敏的翟鸟纹，象征勇猛的鸱鸺纹等图案，其中用于冕服中“日、月、星、晨、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更是以照临、稳重、应变、文丽、忠孝、洁净、光明、滋养、决断、明辨的深刻寓意，体现了着装者集万千优良品格于一身的不可替代性，既有对穿着者身份地位的认可，也有美好的情感意愿，整个纹样的表达形式，重在文和寓意。

（三）“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的奢侈特征

在“多衣裘，所以起女工”（《管子·侈糜》）的尚奢思想带动下，先秦齐国人好美服，不仅对丝绸质地要求极高，且喜欢用纹样表现丝绸服饰的华美与高贵。《国语·齐语》中“食必梁肉，衣必文绣”的记载，虽是齐桓公对管仲说的“昔吾先君襄公”的事情，但也说明了当时齐国对丝绸服饰“必绣”的着装喜好。“公衣黼黻之衣，素绣之裳，一衣而五彩具焉”（《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不仅记载的是齐景公服饰的华美，更是先秦齐国服饰“错彩镂金、繁缛富赡”的丝绸服饰纹样文化的写照。

杨译：“He wondered in some amusement: If so, she's ‘Dong Shi imitating Xi Shi,'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

（四）“望章知贵贱”的阶级特征

“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镂，皆有等差”（《荀子·君道》）的阶级观念，是贫富分化产生的必然结果，利益获得者通过压榨与剥削获取更多的利益，致使贫者更贫、富者更富，如何让被统治的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现实的盘剥、政治的严苛、经济的打压呢？思想上的愚化是统治阶级寻找统治人民的最好武器。潜移默化的思想渗透主要通过封建文化的诱导与传授，愚民的物化形态主要是通过服饰的等级划分来强化等级贵贱的不可逾越性。纹样作为服饰的一部分更是强化阶级性的重要手段，先秦齐国的平民百姓衣饰不许有纹饰，代表王权的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图案只能在大王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穿着，冕服的十二纹章也是帝王在隆重场合采用，其他多为九旈七章或七旈五章，诸侯则依九章、七章、五章递减，以表示身份等级。[10]故形成“冠履异，则衣袋异，则环佩异……是以天下见其服而知其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位……尊卑已著”的现象。

（五）“衣为绣，锦为缘”的实用特征

作为古代专用服饰面料的丝绸，质地轻盈、飘逸舒爽是其特有的风格特征，用刺绣的形式将纹样运用于服饰中，具有寓意性、阶级性、人文性等特征，但也不能忽视在某些部位出现的纹样形式在服装中的实用价值。锦缘是将织锦装饰于丝绸服装的领子、袖口、裙边的一种镶边工艺，大多数锦缘多刺绣纹样饰之，其目的不仅美化服装局部形态，更多的是巩固衣身造型和避免绫、绡、纨等轻薄丝绸的过度磨损。另者，在“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出土的织锦残片中0.2至0.25毫米的经丝和 0.13至0.2毫米的纬丝，[11]从捻度并不均匀的情况看出，当时齐锦的质地与纹理纱线捻度松弛，经线长于纬线，使齐锦较其他丝织物表面光滑、厚实，但其质地脉络也会较松弛。刺绣的纹样则通过绣线紧密的针脚弱化了齐锦的脉络松散的现象，同时异于齐锦质地的丝线与针脚更强化了它的灼灼生辉。据史料记载，在衣领上带有刺绣的锦缘甚至具有自由拆卸和安装的功能，其实用功能可见一斑，服饰纹样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一部分，其价值并不亚于一件服装存在的意义。它在无数心思机敏的古代衣匠的研发下，经历了从滥觞时期的粗粝到衣冠王国的精美，也经历了无数的变革与时代变迁，并以其独特的“灼灼其华”依然被现代人崇尚与膜拜。它的存在不仅仅是艺术的个体，更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象征。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

[2]孔子.论语[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3]张越.齐国染织工艺对后世的影响[J].齐鲁学刊,2009(2).

[5]张越.齐国服饰艺术初探[J].东岳论丛,2009(3).

[6]宋金英.“阴阳五行”对先秦服饰色彩的影响[J].管子学刊,2010(1).

[7]赵刚,张技术,徐思敏.中国服装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8]文丽.浅谈服饰图案隐意[J].广西轻工业,2008(5).

[9]刘凤月.宋代服饰图案艺术性探索[J].设计,2015(21).

[10]华梅.中国服装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11]山东省博物馆.临淄郎家庄一号东周殉人墓[J].考古学报,19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