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胡志明

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民众教育之间的关系，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以纪念日活动为切入点，探讨革命时期的纪念日活动与民众教育之间关系的研究仍然鲜见。本文着眼于陕甘宁边区以纪念日活动为契机开展民众教育的实践，探讨中国共产党如何运用纪念日活动来进行民众教育以及纪念日活动在民众教育中的积极意义。

一、改造与利用，丰富纪念日活动新形式

陕甘宁边区地处广袤贫瘠的黄土高原，民众的纪念活动多依据传统的节日来开展。这些传统节日与民众的信仰、传统观念和农业生产活动密不可分，经过历代传承，成为自发进行的既定活动，具有根深蒂固的自律性。把握好这种“自律性”，积极利用传统节日的纪念活动，并对其进行改造，融入新的元素和内容，丰富纪念活动新形式，能够使民众在参与纪念活动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春节期间举行军队、政府、民众、抗属的大聚会，开展拥政爱民月、拥军运动月，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和拥军教育。围绕春节习俗，各军队、机关、学校广泛开展服务和宣传活动，如写贺年卡、家庭大扫除、写春联等。民众在春节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陕甘宁边区政府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在春节期间宣传模范人物的事迹和大生产运动的重要意义，动员民众在新的一年积极参与边区的生产运动。相关纪念活动的开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清明节是关于农业生产的二十四节气之一。1942年，陕甘宁边区将清明节确定为种植桑树、果树、棉花等的植树日，广泛开展以劳动英雄和模范乡为中心的植树运动。1940年绥德分区将端午节作为组织动员采盐工作者的“盐工节”，1941年又把它作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1945年，曲子县政府尝试把端午节变成“种瓜节”，动员广大民众种植应急食品南瓜。[1]601943年，庆祝秋收、家族团聚的中秋节也成为边区开展拥政爱民、拥军运动的重要日子。除了这些传统节日以外，中国共产党对庙会等纪念活动也进行了改造和利用。在人口稀疏的陕北农村，庙会能够聚集数千人乃至数万人来参加，包括平时很少有外出机会的农村妇女，这就成为教育广大民众的绝佳契机。

在最初的几年，边区政府利用庙会进行民众教育的效果并不理想。这主要是因为在宣传教育的过程中，形式单调，内容政治性过强，远离民众的日常生产生活，无法满足民众的迫切需求。1942年以后，学校、军队、政府机关的剧团开始在庙会上表演改造后的秧歌剧，内容贴近民众生活，形式上活泼有趣，吸引力强。在纪念活动中采用民俗形式，可以增加民众对教育内容的认同感，大大提升宣传教育的效果。例如，边区政府在女性聚集的娘娘庙会上，表彰妇女劳动英雄，奖励纺织模范，宣传卫生、生产、育儿等科学知识。1944年11月举行的边区文教大会更加强调利用庙会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要求各地要积极发挥庙会活动在社会教育、模范奖励、卫生宣传、生产宣传、时事宣传等方面的作用。

二、引入与创造，赋予纪念日活动新内涵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民众教育的过程中，除了对传统纪念日进行改造和利用，丰富纪念活动新形式，还注重引入和创造新的纪念日，并加入革命主题，赋予纪念日活动新内涵。

首先，以重大历史事件为契机开展纪念日活动。从内容看，主要包括辛亥革命、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十月革命等在中国革命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日。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其意义非同一般。1938年10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提前刊文，以《双十节国庆纪念宣传大纲——辛亥革命的经过、意义与教训》为题纪念辛亥革命。文章深刻分析了辛亥革命的经过、意义与教训。一二九运动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边区政府分别于1939年、1944年、1945年在延安召开数千至数万人的纪念大会，以彰显一二九运动在抗日救亡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动员广大民众抗日救国。每逢七七事变纪念日，中共中央都要发表通电、宣言或者口号，以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动员广大民众共同抗战。1938年7月6日，中共中央为抗战一周年致电蒋介石及全国抗战将士，号召全国同胞“进一步精诚团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积极援助前线，一切服从抗战，为民族国家之最后解放奋斗到底”[2]495。这些纪念日活动，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有助于教育和引导民众参与到抗战救国的热潮中，又尊重与缅怀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伟大历史，强化了民众对国家和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

其次，结合重要历史人物开展纪念日活动。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两年后《新中华报》刊文称：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我们纪念一个巨人（鲁迅先生）的死！与此同时，还刊登了黎觉奔的《塑立新的纪念碑》、柯仲平的《不要误信我》，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两周年。1938年3月12日，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总理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讲。1939年《新中华报》刊发《纪念孙中山与马克思》，号召民众学习伟人精神，积极参与抗战救国。通过开展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一方面顺应了抗战时势，满足了抗战时期民众对抗战精神的需求，团结了国内外支持抗战的力量；另一方面，增强了民族共同情感，促进了民族团结，达到了教育民众的效果，使民众意识到不仅要纪念历史人物的斗争精神，更要以切实的斗争行动发扬斗争精神。

最后，联系西方或苏联的现代节日开展纪念日活动。五四青年节、三八妇女节、公历新年等都是源自国外的现代节日。边区政府在开展民众教育的过程中，将革命主题和现代节日联系在一起，使民众在过节时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例如，将“红色新年”与“红色革命”相联系，将“劳动”与“革命”相联系。从1937年到1947年，几乎每一年的公历新年和五一劳动节都举行集会和纪念活动。为纪念五一劳动节，从1937年到1942年，边区政府在延安连续六年举行数千人至数万人规模的大会。1937年4月16日的《新中华报》还以《今年五一纪念节》为题，深入分析了抗战现实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将“劳动”与“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此外，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有关三八妇女节工作安排的指示，指出在此期间要组织妇女运动大会、妇女生活展览会等一系列活动，并要求各地党支部“尽量举行类似延安举行之‘三八’节各项或某几项工作”[3]362。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也刊发《纪念三八节宣传大纲》、《纪念国际妇女节，广泛开展妇女运动》等文，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参与度，有助于广大妇女在纪念活动过程中接受国防、社会教育。

三、依托与拓展，在纪念日活动中融入民众教育新效能

陕甘宁边区的纪念日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依托各类纪念日活动开展民众教育工作，不断拓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使教育内容更容易被群众所接受，取得了革命教育、劳动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良好效果。

首先，在纪念日活动中进行形式鲜活的革命教育。革命教育一直是民众教育的主题，它契合革命战争时期的迫切需求，行之有效的革命教育有助于增强民众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民众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在各纪念日活动中，采用秧歌剧、街头剧等鲜活的形式开展革命教育，将易于被广大民众所接受的戏剧形式与当前的革命形势紧密结合在一起，使革命教育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例如陕北锄头剧团编排的“抗日先锋”与“过新年”两幕剧，于春节期间在陕甘宁边区上演，吸引了大批民众观看。在观看戏剧时，民众真切地感受到抗战先锋舍己为人、奋力抗争的革命精神，引起内心的共鸣，起到了用鲜活的文艺形式感动民众、教育民众、动员民众的作用。

其次，在纪念日活动中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教育。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和边区自身的自然环境等因素，边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为了保障边区补给，夯实边区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势在必行。[4]借助纪念日活动的热烈气氛，开展轰轰烈烈的劳动教育，有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劳动斗志，将民众的劳动热情融入到边区的生产实践中。例如，庆阳县桃花山在1943年至1945年连续三年在数千人至数万人的庙会上进行种棉宣传教育。米脂县在1943年的祈子节期间，召开妇女劳动英雄奖励大会，有效动员了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与劳动。

再次，在纪念日活动中开展潜移默化的社会教育。陕甘宁边区文盲和半文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由于受封建思想的禁锢，社会教育的开展受到很大的阻碍。在开展纪念日活动的过程中，陕甘宁边区通过戏剧、诗歌、服务活动等形式，使教育内容通俗易懂，真正被民众所接受，并应用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社会教育效果显著。例如，1945年米脂县在祈子节的大型庙会活动上，适时地开展了卫生、育儿教育宣传；同年，庆阳县桃花山庙会、子长县杨家园子庙会、安塞白杨树湾庙会等大型庙会都开展了卫生教育、育儿教育和反迷信教育。

参考文献：

[1]陕西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上册)[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3]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中共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第1册)[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7.

[4]孙翠玉.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探析[J].山西档案,2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