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二勤

一、崇祯本《山西通志》述略

日本东洋文库是日本国重要的古籍藏书处，共分6个馆藏机构，分别为“和书重要文化财”、“汉书重要文化财”、“丛书”、“类书”、“总集”和“别集”，其中均有不少中土所未见的汉籍。在“汉书重要文化财”中，便藏有极其罕见的崇祯年间所修《山西通志》。遍查清人所编书目，仅钱谦益《绛云楼善本书目》著录过《（崇祯）山西通志》[1]98，其他目录学家均未著录此本。然钱谦益所录此本，仅言其为180卷，于此书之具体信息则未着一字，当是据其时口耳相传所得，这不免给读者留下遗憾。幸有东洋文库所藏完帙，方使这部神秘的崇祯本《山西通志》揭开面纱。

东洋文库本《山西通志》共10函90册，凡180卷，含图10卷及志文170卷。卷首图10卷，分别为《全境水利图》《卫城图》《乡保区划图》《兵房图》各2卷，《书庙图》《县学图》各1卷。正文170卷则包含了沿革、职官、选举、山川、建置、赋役、古迹、艺文与金石九类。在末卷《金石志》后，有岛田翰所作跋文一条，颇有助于我们推考东洋文库本《山西通志》的版本信息：

明の崇祯年间に刊行された地方志です。他に伝本として知られるものはありません，现存する世界唯一の刊本です。狩谷斎旧蔵で、安政2年に昌平坂学问所に入りました。90册。

据此，可知本书是纂修于崇祯年间的地方志，目前未见其它传本，是世界仅存的一部刻本。原系狩谷斋（1775—1835）所藏，后于宽政二年（1855）入藏于昌平坂学问所。其绝无仅有的价值，在这篇跋文中已展露无遗。

由此书卷首所附修志名录，可知其为时任山西提举的龚兆本总纂，太原令崔厚屏主修。书前有序，可知该书始撰于崇祯四年（1631），刊刻于崇祯十一年（1638），前后花费了七年光阴，这是明代山西地方志的集大成之作。

二、崇祯本《山西通志》的文献价值

众所周知，国内盛行的两部《山西通志》分别修纂于明代万历年间和清代光绪年间，对此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考述，如王卯根的《明万历版山西通志考略》《从庙讳看万历山西通志的刊印年代》，顾文若的《王轩、杨笃与光绪山西通志》等文，均有助于我们增加对这两个通行版本的了解。在这两版《山西通志》收入凤凰出版社《中国府县志辑·山西府县志集成》后，更实现了化身千万的效果，从此更易为学者所利用。以上述两个本子为样本来对比研究东洋文库本《山西通志》，可发现该本的文献价值有以下两点：

第一，东洋文库本《山西通志·古迹志》著录了26首宋代禅僧释焕本的诗作，而这一组诗，是万历本和光绪本所未收录的佚诗。与此同时，汇编宋代诗歌于一集的《全宋诗》因着重参考了光绪本，所以并未关注到崇祯本所独有的这一组宋佚诗，遂使释焕本未得列名于《全宋诗》中，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幸有崇祯本的著录，才使释焕本的作品得以再次为世人所知，于此亦可见崇祯本所特有的文献学价值。《古迹志》处于崇祯本《山西通志》的卷137—141，释焕本佚诗见卷140[2]1-15，诗题为《嘉祐四年之晋漫兴廿六首》，前有诗序云：“禅家智囊，莫非般若；明台易扫，不离三昧。晋中五台，文殊所证菩提之所；山里夕气，无往不见草木慧性。嘉祐四年春，余自蜀赴晋，所行俱有歌咏，文辞虽鄙，然会于心性则无违矣。”据此可知，这一组诗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时焕本自蜀地出发，漫游山西，在三晋故地抒写情怀，作诗26首。就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而言，这26首诗仅见于崇祯本《山西通志》，若无东洋文库入藏，则焕本之诗当已湮灭于历史。焕本生平无考，但据诗中所提供的信息，可知其本为蜀僧，于嘉祐三年（1058）出发，赴五台山求佛。由第二十二首诗中“异端邪说诬斯民，非复洪水猛兽伦”之句，可知其大约对仁宗朝的政治颇为不满，同时他又找不到合理解决的途径，所以在这一组诗中，回荡着难以平复的惆怅之情，见之于具体诗句，则有“桑下久无三宿恋，室中今许一灯传”“珍重闲眠卧榻深，黄粱一梦去来今”等，其内心的孤寂与落寞，在这些句子中已表露无遗。这二十余首七言律诗不乏诗笔清秀者，如第一首：“故乡归思白云边，杨柳东莱想浩然。桑下久无三宿恋，室中今许一灯传。梦惊城郭风雨后，兴来湖山雪月船。故地重游殊难得，此夕烟水出世间。”再如第二首：“无端一叶人间秋，却向飘然五台游。山鬼今应渡河去，白峰岭上空悠悠。三杯云萸不解饮，青山能消千年忧。明朝却望题诗处，天际微云荡无愁。”均能在清新明丽的语言中，传达自己微妙的心情变化，颇得诗家三昧。同时，也有部分作品体现出焕本对于杜甫的模拟，这类诗歌展现的是较为浓重的家国情怀，如第八首：“当年意气欲冲冠，萧萧汾水今尚寒。一去边疆埋侠骨，百年碑碣表忠肝。凉虫午吟旧堂废，老树秋荒祠庙残。叹息苍龙呼不起，斜阳策马下霜峦。”再如第十六首：“不知笔砚几时闲，晋城山河怡我颜。樽俎之间危社稷，朝廷此际溷忠奸。四方护国兵空老，千里云山驾始还。胸中块垒与谁说，良臣有策振时艰。”相关诗作皆与杜甫《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作品相似，可谓沉郁顿挫，不求工而自工。

第二，东洋文库本《山西通志》卷首的《书庙图》与《县学图》各一卷是万历本和光绪本都没有的内容，通过这两部分内容，我们可以对明末山西地区的书庙与县学有更深层面的了解。经笔者统计，《书庙图》共描绘了76处山西著名书庙，每图之左均附文字介绍该书庙之地点、创修时间及大事记，其中半数以上分布在太原，鲜活地呈现了明末时期太原地区对于文化的崇尚。《县学图》则是将山西全境的200余处郡县官学的情况加以著录，择其“规模弘大卓著者三十四所图以形之，以广其传”，这便是呈现在《县学图》中的34所山西县学图。其后附入没有画成图画的其他县学，并记录了这些县学主要传授的课程。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文化史中常讲的四书五经、制艺技巧、楹联撰述等等，还特别多出一门“经世要略”。万历本及光绪本《山西通志》均将科举内容安置在《选举志》的序言中，但仅列举了地方官学所传授的基本课程，并无“经世要略”的踪迹。由此可见，该课程的设置仅仅出现在明崇祯年间，在此之前的万历时代，在此之后的光绪时代，地方官学皆无“经世要略”的传授。那么何以独独崇祯时期突然在县学中增加了“经世要略”的传授呢？据《（崇祯）山西通志·县学图跋》的介绍，其因有二：“皇明北御夷狄毡乡之辈，东临扶桑强倭之战，所面盖数百年来未有之变局，授以经世之略，则数十年间，文韬武略庶几洋洋焉，此其一也；三晋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又素多沙场残尘，于斯多难多灾之故地，兴强识强军之见闻，一朝四面烽烟，亦不知仓皇倒戈，此其二也。”简言之，即一方面出于明末前所未见的政治与军事危机，另一方面则由于山西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具备较悠久的军事渊源。在这种情形下，循序渐进地授予青年学子以经世之谋略，既可应对彼时的国家危机，又可随时分兵出晋，率军开拔至战场。历来讨论崇祯即位后的政治军事改革，荦荦其大者均为收编军权与更换旧臣，现有东洋文库本《（崇祯）山西通志》，可知在当时的山西县学中，已有另一条暗流在涌动，即不仅重视文化知识的传授，还留意如何通过经世谋略的讲解来依靠青年一代改变国家命运。东洋文库本《山西通志》的价值正在于此，设使此本不为人知，我们对于明季山西县学的重大改革便一无所知，这种局限势必会影响我们对于明末山西局势的完整认识。

通常来说，同一地区的地方志修纂，后出者大多以前代旧志为依据，增其阙者，订其讹者，补其残者。但崇祯本所载录的释焕本佚诗二十六首及县学增加的“经世之略”，均未出现在后起的光绪本《山西通志》中，这说明光绪本的作者极有可能并未见到崇祯本，所以对于崇祯本所载录的上述内容，并未有继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崇祯本在中土的确流传不广，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博学的钱谦益都对此本的相关信息语焉不详。前引岛田翰所作跋文称东洋文库本为世界间惟一之传本，就目前的情形来看，的确不是诳语。也正因为如此，崇祯本的价值才更加突出。

三、结语

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崇祯）山西通志》对于当前的断代文学总集编纂和地方志研究也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断代文学总集的编纂工作开始之前，应该做好基础文献的搜集工作，不仅应考虑到国内的传世文献，而且应该注意搜集海外所藏孤本文献，因为这些孤本往往具备独一无二的文献价值，其中著录的艺文很可能为中土所阙。其次，编纂断代文献总集，不应仅关注文学类的总集，而且应该适当留意府县志类著作，此类著述中的金石志和艺文志，往往保存了大量地方特有的诗文资料，是收集整理一代文献的第一手材料[3]61-63。再次，对于地方志的研究而言，不仅应关注主流版本，对于孤本的调查也是题中之义，这既需要照顾到著名的书目著作，也需要及时关注海外图书情报。最后，就地方文献的研究而言，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本子，应及时撰文介绍相关情况，以便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进而在更深广的境界中推进地域文化研究的进程。而对于《山西通志·县学图》所记载的“经世之略”，我们始知明季的山西地区，已通过地方官学的平台，将经世之谋略传授给了青年学子，这在明代教育史中，应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很显然，释焕本佚诗的发现，彰显了崇祯本的重要文献价值；《县学图》所记“经世之略”，则显示了崇祯本的重要史学价值。

参考文献：

[1]钱谦益.绛云楼善本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M].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3.

[3]龚兆本.崇祯山西通志(第71册)[M].日本东洋文库汉书部藏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