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戍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再起，在文教界中大学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由于内战引发教育经费短缺，加之大学校园内“第二条战线”的催化，学潮如火如荼，呈现出一种不可抵挡之势。受时局影响，作为治校者的大学校长，亦普遍陷入了职业生涯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面对经济危机和学潮压力，一般大学校长的处境如何？他们如何应对这些危机？目前，历史学界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而且研究主要集中于国立大学校长，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几乎未见关注。[注]何方昱：《党化教育下的学人政治认同危机：去留之间的竺可桢(1936—1949)》，《史林》2010年第6期，第133—140页；蒋宝麟：《战后中国的大学校长与大学困境：吴有训在中央大学之进退》，《民国档案》2015年第2期，第127—136页；杨荣庆：《从台北帝大到台大：战后初期台湾大学“易长风潮”研究》，《民国研究》2011年春季号，第71—88页。由此，本文将视角投向私立光华大学校长朱经农，希望通过研究其抗战胜利后执掌光华大学的努力与困境，揭示国共内战时期大学校长面临的普遍困局，并对其作为私立大学校长所面临的特殊治理困境予以展现。

一、朱经农出任光华校长的辛苦经营

1945年9月，抗战胜利，战时播迁内地的各大学开始筹划复员事宜。教育部规定，非战时私立大学不准设立分校，私立光华大学战时在成都设立的分部去留问题亟待解决。由此，光华大学校董翁文灏、徐堪、邓汉祥、朱经农、陈光甫等联名上书教育部，呈请光华大学成都分部由川省人士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