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恐慌
——兼谈太平军恐怖形象之成因
2018-09-26刘晨
安徽史学 2018年5期
刘 晨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天,太平军金田起义的号角,从贫瘠荒芜的紫荆山,一路传入江南水乡。1860年代,太平天国的政治、军事重心渐向东线战场转移,先后开辟了苏福省和浙江天省两片比较稳定的控制区。[注]太平天国改府为郡,实行省、郡、县三级地方政权制。太平天国苏福省包括苏州、常州、松江、太仓四郡。浙江天省包括杭州、嘉兴、宁波、绍兴、湖州、严州、台州、金华、处州九郡,衢州、温州郡城未克。这一区域恰好覆盖了太湖平原的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六府一州所构成的明清时期“江南”的地域范围。关于“江南”的历史演变,参见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3页。本文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多为涵盖苏南和浙江两块完整地域单元的泛指。然而,随着太平军挺进江南,长期以来延续积聚的社会经济危机达到一个高峰。天灾人祸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剧烈震荡。民众在夹缝中求生,无所适从,对待生存危机的心理承受力下降,对现实社会的恐慌心理增强。一场遍及江南、造成无数民众流离失所与死亡的大恐慌风潮迅猛蔓延。以往的论作对这一内含深意的历史现象仅间有提及,迄今尚无专文予以探讨。[注]既往论题,偶有提及社会恐慌,如太平天国时期社会阶层分化的研究(方英:《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士绅的分化与地方社会》,《安徽史学》2012年第5期);江南人避兵江北的研究(计小敏:《咸同之际江南人避兵江北考》,《安徽史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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