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德军

(山西大学 近代中国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国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不再是中国传统保甲的翻版，而是当中国被卷入国际化的巨潮之后，面对西方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强烈冲击而产生的一种自觉式的反应：即试图将西方基层民主模式之自治与中国传统基层控制模式之保甲融为一炉。然而，国民政府的这种理想却在当时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化为泡影，因为中国四分五裂的政局、凋敝的国民经济、拮据的人才资源和严酷的战争环境，不可能为国民政府这种政治制度改革的尝试提供起码的条件。相反，抗战的爆发及其持续进行，使得没有健全征兵制度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借助于保甲制度来征拨日益缺损的战争兵员。诚如冉绵惠所言：“不管当时乡镇保甲长愿不愿意，以及他们采用何种不正当的手段，但他们毕竟在艰难的情景下完成了这项工作，基本上保证了抗战的征兵需要。”[注]冉绵惠：《民国时期四川保甲制度与基层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页。但抗战的正义性并不能消除国民政府因滥拉强征给普通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惧，而乡镇保长在征兵过程中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则进一步加剧了乡镇保甲长与普通民众的关系，撕裂着老百姓对其仅有的一丝同情。民国时期乡镇保甲长群体形象的劣化，不能不说与战争年代频繁的兵役负担紧密相连。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层面的论述[注]目前研究成果中较具代表性的论述有：朱德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冀东保甲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