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常宝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4)

费孝通曾指出，传统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亦即面对面(face to face)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民众在社会生活中没有对文字的需要。不过，费氏认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2页。全面抗战爆发之前的华北广大农村地区，乡土性的基层变化不大，[注]参见乔启明：《山西人口问题的分析研究》，《社会学刊》1930年第2卷第2期；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年发行；李亮恭：《山西生产事业概况》，《实业统计》第2卷第4号，1934年8月，第43—63页。对文字的依赖也不明显。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极大地改变了华北地区的基层，日人的压榨和掠夺不仅加剧了农村的经济危机，而且激发了民众强烈的反抗情绪。深入华北敌后从事抗战的中共因势利导加大文化教育宣传，自1940年起，以新民主主义国家蓝图描绘中国未来的政治愿景，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并把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纲领和中共的奋斗目标有机合一，以推行义务教育等方式动员教育民众，以检定和鉴定的方式获得了大批文教干部，并通过他们的教育普及启发民众认同新民主主义方针，使得根据地进一步稳固并扩大。学界对于根据地的小学教育研究成果颇丰，[注]相关研究有：申国昌：《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小学教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