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惠荣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清代学术进入道光朝，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状况。汉学发展到新阶段，影响遍及全国，程朱理学因王朝危机而出现复兴之机，诸子学也在考证经典的潮流下，重新受到学者瞩目。鸦片战争后，随着开埠通商以及制夷之需，西学东渐始露端倪。一言以蔽之，道光朝开启了晚清学术多元化的格局。

嘉道之际，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已经衰落，英国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危机加剧了这一衰落，朝廷的思想控制亦随之松弛，诚如孟森所说：“嘉庆朝承雍、乾压制，思想言论俱不自由之后，士大夫已自屏于政治之外，著书立说，多不涉当世之务。……至道光时，时事之接触，切身之患……则议论蜂起，当时亦竟有汇而刻之以传世者，贺长龄之《经世文编》是也。未几，海警渐动，士大夫急欲周知外事，疆臣为倡，林则徐之译各国图志，徐继畬之译《瀛寰志略》，皆为筚路蓝缕之功。而纪蒙古之游牧，作藩部之要略，皆在于此时。道光间学士大夫之著作，非雍、乾之所有，亦可为非嘉庆朝所有矣。”[注]孟森：《孟森学术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0页。在此时代背景下，学者之著述与集会渐趋活跃，京师学者之交游也随之发生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变化。

道光朝的京师学者因学术倾向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学者群：汉学群体、程朱理学群体、桐城古文派和经世派。影响道光朝学者交游的因素很多，特殊的时代背景、多元的学术格局和因时而起的经世思潮都对其产生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