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五三，谢兴政

(1.福建工程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 2.福建工程学院 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8)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1]42。友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已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分别从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和道德哲学等角度对友善价值观的历史渊源、内涵特点、发展脉络、现实意义和当代建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大多数学者只是对友善进行描述性阐释或对友善的形态进行界定,很少有学者从承接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异同方面对友善思想的“源头活水”进行探讨,进而对新时代中国思想道德建设提供可行性的参照和借鉴。在东西文化融择日益明显的今天,中西双方道德思想如何进行融会贯通,如何深刻地理解人类现有的道德思想并进行借鉴?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中,中西友善思想的沟通和对话是否可能?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中西比较的研究视域来探讨友善思想的异同,总结出中国友善价值观的深刻内涵、价值建构和时代进路,以期能够对新时代中国思想道德建设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一、两种价值学说:“应当如何”与“是什么”

友善作为公民个体的社会交往行为的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对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古今中外，人们对友善生活的向往催生了中西方的先哲们对其道德价值学说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中西友善思想的道德价值学说若从总体上来把握其特征,可用两句话来概括:中国友善思想规定了人际交往应当如何,西方友善思想则探讨了人和人的本质是什么。严格来说,前者为道德规范学,后者为道德哲学。

中国传统友善思想规定了人生应当如何,人际关系应当如何。这种道德学说来源于浩瀚渊博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道德学说所提出和强调的“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和“亲仁善邻”等价值追求,其最终目的是强调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来规范和协调人际关系和交往方式。正是对人际交往礼乐知识和具体规范这些根本性东西的追求和把握,对友善道德学说进行哲学反思,将友善之道从具体的礼乐规范中剥离出来,作为指导人生和人际关系的一般原则和所追求的崇高道德境界。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友善之德作为人生观的重要内容,人们践行与否对社会秩序和立德成人的良性发展意义重大。“中国哲学家这种实践的、务实的思维方式”[2]149及友善思想的生活指向,回答了“何为友善”及“如何友善”的思考取向和价值问题,使中国友善交往文化由规范性文化开始向哲学过渡,逐渐成为中国文化思维的传统和主流。

西方友善思想的道德价值学说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学,而是研究“自我”的理念为伦理本质的道德哲学,注重考察“是什么”是西方友善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是人事瞬息,江河不废,而西方的古代先哲则感到江河日流,日月常新,他们从最初对自然律的追寻转向从“自我”德性的关照中得到友善交往的准则。在西方友善思想的相关论述中,西方先哲们更多是从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等不同视角来认知和考察人际友善问题,进而在理论层面上寻求解决友善问题的依据和答案。如苏格拉底的“自我”是一种理性的、德性的实体,是具有普遍本质的、社会的人。苏格拉底认为,自然与人必须遵守一种理性的强制性,在于人的本质——德性。因而苏格拉底的道德学说不向外在的表象世界中去追寻,而是在向内的自我反思中苦苦求索。然而,这种理性的思维形式虽然回答了友善“是什么”及友善的“形式和特征”,但却无法找到友善“应当如何”及“应该怎样做”等现实具体的实践路径。

中西友善价值学说从表面上说都是一种普遍的准则,但二者的前提不同。中国友善思想的道德价值学说前提是古代的礼乐规范,是具体的、细节性的,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但在这一基础上所反思追求的友善之道并不具有规律性和必然性,它只是人生和人世的当然之道；而西方友善思想主要是基于感觉主义、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基础之上,通过“道德规律”与“自然规律”的研究进路来寻找人际交往的本源性，在注重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社会契约使人们达到人均利益最大化。因此,道德规范学说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特征,它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但终会因时因势因人而不断发生改变。中西友善思想由于受到不同时代科学和认识水平的束缚,其友善交往的思想理念给不同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智慧启迪和思考空间,但仍存在对友善交往行为过程认知的片面性和理想性不足。因此,如何基于时代发展和道德建设的现实需求,在“批判借鉴”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回答友善价值学说“应当如何”与“是什么”的问题,还需人类哲学思维的逐步发展和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来予以回应。

二、两种价值方法:直觉体验与理性思辨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强调实践体验的生命学问,友善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人际交往重要准则也不例外。这种维护社会伦理秩序和鼓励人们追求高尚道德情操的直接体验的方法,不同于客观的分析、逻辑推论和感官的知觉,而是将友善价值规范作为人们内在本心的直觉。

直觉又名直观,意指直接的领会、认知和判断,这种经推理与经验知识的直接方法,称为直觉法。直觉法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最经常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友善是仁的自然本性,人天生具有分辨善恶及识别邪正的能力。友善作为人之天性自然合理流露,能以直觉来把握道德原则。例如，孔子直觉“刚、义、木、纳、近仁”和“天生德于予”,他所谓的“默而识之”及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以及程明道所认为的“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欲是自家体贴出来”等等都是一种直觉法。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视界中,在注重追求“友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交往中的生活体验和现实经验来加深理解和认识,是一种建立以内心直觉的道德完善为理想的处理个体与群体交往关系的生活方式。由于中国儒家提倡的友善交往的价值理念主张的是“天道”与“人道”的契合,直接印证了友善价值的最高境界是为实现“内外之理,天人合一”之道。然而,这种直觉体验偏于注重制定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而欠缺对行为规范进行细致描述分析和逻辑推理,缺乏对本体论问题的追问,带有时代的局限。

西方友善道德哲学的方法论是从日常生活中收集众多材料作为理性推论的依据,换言之,从感觉所知的人事经验开始,对每一事理求其明确的认知,再做正确的判断,亦即慎思明辨,考虑选择,以明智分辨人生的善恶,以分析、计算和抉择为方法[3]3。西方的古代先哲们在看待友善道德哲学方法方面,主张要先观察人如何待人处事,在研究了这些待人处事的原理以后,才能告诉人们什么事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换言之,友善道德哲学应当从人们所知道的经验、习惯和道理开始,然后才能达到道德的绝对真理。诚然,这些假设性的理念必须以事实验证为前提,才能把友善道德哲学当作人类的行为科学来研究。

虽然中西友善道德哲学所强调的方法进路有所差异,但二者都有强调实践的必要性。中国友善思想所主张的人际交往要终身遵道而行,而西方友善道德哲学所关注的是道德实践比道德的理论更为重要,应该建立在事实且真正可行的基础上来探讨友善思想对真善美的追求,以期能够使人的言行举止符合友善的标准,将追求行为的善及人生的幸福作为基本价值取向。

三、两种价值范畴:“仁”与“德”

“仁”与“德”构成了中西方关于友善的道德学说的核心范畴,这两个范畴对人际交往都有普遍意义,但又区别于个别的具体德行。如在孔子看来,“仁”作为儒家之道的根基,作为伦理主张和道德理念的“仁”区别于“温良恭俭让”等具体德行,是善的基础和人际交往的最高标准;在古希腊先哲们看来,友善之“德”区别于勇敢、自制、虔诚和正义等等。“仁”与“德”是中西方古代先哲们对人的本质的把握,具有形而上的本体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懂得了各种具体德行,并不能就此说他掌握了友善本体意义;而一个人要从把握友善意义提升到掌握道德本身,那么他就必须掌握“仁”与“德”,因为这才是道德的精髓和根本。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友善观主张在道德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重视“仁”的伦理主张和道德理念,并注重“人”的社会价值。当然这种友善是有亲疏远近的,儒家的一贯做法是推己及人,“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这是符合仁的真实情感的。当然,“仁”只是抽象的道,在实践哲学的不断发展中逐渐具体化为人际交往的准则和规范,如“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作为人际友善交往的具体准则和价值取向。这与中国传统道德学说将友善视为后天获得的本质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如果友善为先天德性,那么学也无用。正如儒家学说中有一个修身的连贯环节:学礼—约之以礼—自觉地循礼行事—存养仁。“仁”由友善之道转化为仁的“为我之物”,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交往也就由礼仪规范的被动接受转化为循礼而行的自为主体,但这还不是修身的结束。在儒家看来,“仁”之友善是一个无限深邃的境界,求“仁”是一个像追求真理一样永无止境的过程。中国道德伦理中的友善价值,其衡量友善的归旨更多是主张从人的道德性中来追求友善价值观的终极目标。

西方所追求友善之“德”的范畴,不存在于自然界,而存在于伦理的视界,即人的世界、善的世界和理念的世界。这就表明了西方古代道德哲学的立足点是基于对物质考察的现实世界,“善”作为“爱人的习惯”,在一切德性及其精神性格之中是最伟大的,是一种平等的和符合人的本性的友善。如苏格拉底的友善之“德”是一个性质的人的本质范畴,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普遍赋予了友善之“德”以知识特征,德性即知识,知识则可教,并把这种追求幸福的知识当作其友善价值观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这种友善“之”德作为一切道德哲学知识的“回忆”,都是根植于自己的心中,这种本已有的东西只需要老师的提醒、启发和开导就可被主体所认识到,并不是由老师进行知识灌输。这样,友善之“德”的范畴从起源上就与苏格拉底对它的本质规要上统一起来,带来一种唯心主义的色彩。同时,这种友善之“德”的范畴并不单纯是理论性的、静止的,而是功能性和实践性的,是一个知行统一的范畴。

四、两种价值实践途径:内在完善与外在超越

作为价值观的“友善”,不论是道德规范学或是道德哲学,二者的实践进路都是主张从个人家庭社会到天下国家。中西古代先哲们都主张要将友善交往的价值理念融入于道德实践之中,作为每个个体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自律,不仅要心向往之,更须身体力行。

要使友善的道德价值真正内化为人们自觉的价值追求,就应当加强以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为中心的内在完善,并且是一个不断深化和日臻完善的过程。“修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道德实践途径,其根本价值取向和最高境界为向善和求“仁”。友善作为修己之道的核心和实质,友善之“仁”不是心性固有的东西,而是由外在的东西转化过来,并且经过后天的修身才能达到友善之道。友善交往作为礼乐的原则精神,其个人的修养是一个由外向内的转化过程,要求主体首重自律。如何求“仁”的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如何使友善交往原则的精神转化为“仁”的“为我之物”的问题。为此,孔子构想了一个求仁、修身和友善三步骤:即学礼—约之以礼—自觉地循礼而行,“礼”成为“仁”的必然体现和外部表现,作为节制人们道德行为的外在力量,要求主体从内到外应遵循人际交往的相应要求。在实现“克己复礼为仁”的途径上,友善不再是一种外在于仁的客观规范,而是自我行为准则。这种友善价值观内在的自我完善,其所体现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境界,并非由纯粹理性和个体认知所赋予,而是由社会共同体的整体意志性选择所决定。因此,公民个体友善价值的内在完善作为社会良性规则建立的前提,其价值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所需的内在性力量，即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先决条件。

在西方,人们把理性作为善的基础和道德实践途径,正如苏格拉底所推崇的“认识你自己”(“自知”)。友善的价值体现为人际交往中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同时也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理性融入了友善交往的道德实践中。“理性又体现于对知识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因而掌握知识越多越能理解理性,从而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使自我价值得到更好的实现,从而不断实现对自我与他者友善的超越。”[4]事实上,西方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所推导的友善思想,其强调的道德和精神生活的友善价值是将“自知”作为道德实践手段。因为“友善”作为一种功能性道德范畴,需要有相应的人际交往具体经验才能得以实践,这里所指向的具体感情是“不包含对所交往人的感情”[5]117，但这种作为伦理学和道德哲学推导认知的“友善定义”,其意义是普遍的、必然的,可以“通过习惯养成”[5]35和举止适度的友善行为使人快乐。

中西友善思想的道德实践,一个立足点在“修身”,一个立足点在“自知”,表现形式上是一动一静,一外一内,虽说实质上友善的“修身”之道是为成“仁”,“自知”是为获“德”。中西方古代先哲都强调只有知行合一才能完成,但道德实践立足点的不同经后人的演变和发展,却构成了中西友善价值观指向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为中西在公共管理领域实现“民众共善”提供了不同的道德实践方法。

五、比较视域下当代中国友善价值观培育的进路

中西方古代先哲们围绕“友善”思想的表达形式,形成了丰富的话语阐释。作为中西友善价值观对话的重要环节和实现进程,我们应当在中国话语情境中，以及对中西友善价值观的话语表达和实践理路中,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6]11,才能“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武装自己”[6]13。在现代社会中,友善价值观确实可以成为调节人际交往关系、身心平衡、群己和睦及物我一体的“时代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在“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41的时代背景下,友善并非是空虚的理论,实是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精神动力和践行要求。因此,阐释友善思想的当代进路,这就要求我们在对西方友善思想存在的层次困境和历史局限保持清醒认识的同时,科学地对待中国友善思想文化的优秀成分,为新时代中国思想道德建设提供思想指针。准确解读友善价值观的时代内涵和培育进路,对于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以及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针砭科技发展的偏锋,使科学与道德并进

现今科技发展的道德危机是人的疏离,“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所引发的人际交流危机日益凸显,如友善缺失、人性冷漠和道德滑坡等道德“社会病”现象仍有存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逐渐被“符号化”的互动方式和“虚拟化”的网络身份所取代,“技术和伦理之间的鸿沟空前增大”[7]432。随之带来的人之所以为人的主体道德意识逐渐消失,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对当前人己关系、物我关系和群己关系的友善共生带来了冲突和矛盾。在我国科技与道德不同步的现象时有发生,如经济生活中的制假售假、日常生活中科技带来的精神空虚，以及在科技道德领域学术假造等现象并不少见。人们对这些现象的关注已然成为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科学与道德是否能够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的时代思考。

我们提倡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8]375,特别是在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时代,在经济建设领域我们要充分重视科学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时也要加深对科学道德功能的认识和运用。科技作为人类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具有陶冶思想情操、增进道德修养的重要价值。如果徒有制造高科技产品的本领，而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人类可能遭致自我毁灭,正如一个缺乏爱心而有智谋的恶徒,对社会更有破坏力。这也就需要将科学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追求有机融合,用科学之“真”来促进道德之“善”,强化道德主体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友善意识。“穷神知化,德之盛也”作为社会道德水平高的表现,需要通过强化社会公众的科学精神、研究科学的价值属性、发挥科学的道德功能，以及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异化”问题的基础上,实现科学与道德在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友善共生关系的作用。因此,涵养内圣的道德人格是提倡科学精神的先决条件,唯有在把握科学精神与时代精神协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地建构友善共生和符合时代特征的道德规范体系,充分发挥友善在针砭科技发展的偏锋的道德功能的同时,使科学与道德并进。

(二)调适现代人际的交往,使封闭向开放转向

新时代友善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必须汲取中西友善思想的精髓，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和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使现代人际交往在友善共生中赢得内容与生命,成为新时代建构“道德共同体”的主要观念。然而,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得到空前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道德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比如强大的市场消解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善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市场控制而变得冷漠,以至于洛札兹认为今天是“冷漠及个人主义称霸的时代”[9]12。与此同时,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传统家庭和社区等传统交往空间低落、社会交往关系的逐渐淡化,以及公共生活领域中人际交往的分歧和冲突,使得人们对如何看待社会交往中出现的是非、善恶、美丑等道德判断发生扭曲,形成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协调的情况。现代人际的友善交往的调适要建立在社会群体成员之间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必须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旨归。其调适现代人际交往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调适现代人际之间纠纷矛盾的“润滑剂”。这种调适应以顾全大局及维系人己和谐关系为前提,融合友善和谐思想,我们的社会才能在安定中求改革,在改革中求进步。二是调适现代人际之间礼节自律的“助推剂”。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友善价值观调适现代生活的众向所归。友善交往和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一种人生价值和社会理想,并不是无节制的,需要更多的自我约束。因此,如何使自由全面发展与友善礼节相结合,使言行达到和谐统一,值得我们精思力践。三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中西友善思想运用在治国方略上对当今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可以实现道德与法律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与转化。如儒家推崇的“仁本礼用”和古希腊城邦所强调的“友爱把城邦联系起来”“立法者更重视友爱”等德性理念,都对维系社会和谐有序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友善作为联系社会成员的价值纽带,其最终指向是使友善思想融入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领域的方方面面,用时代话语和包容理念解释、规范和建构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友善共生为主要特征的新型人际关系。友善作为一种经典的道德伦理规范在实现人的本质、人的幸福和调适人的生活方式等领域发挥新的、独特的作用。可以说,作为价值观的“友善”思想,能够在中西比照的视域中使人际交往从封闭向开放转向。

(三)培养人与自然的和谐,使意识向行为转变

友善价值观作为具有人类视野的价值观体系,摒弃了传统友善对象的狭隘性,其关注的不仅是政治问题、道德哲学问题,还包含着自然界的生命体，即“人依靠自然界生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0]161。在环境哲学中尊重与共生是友善的核心内容,是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词。在新时代的话语情境下,友善作为维系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重要纽带,被赋予更重要的时代内涵和价值意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50,这里所指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作为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基本视野的价值表达,友善价值观的时代指向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0]187。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最终取决于人与社会关系的协调,也可以说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和谐,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前提。然而,当前我国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过程中,仍存在着强调效率,讲求效益,只考虑当前利益和需要,而忽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友善共处与和谐共生。因此,新时代绿色发展理念的全面推进,要以友善之道培养社会共鸣的环保意识,在善待自然、崇拜自然和敬畏自然的过程中,将友善之道融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培养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达到人类生存发展与生态的平衡,强化和完善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