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 磊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天津 300350)

翁曾翰(1837—1878)，字海珊，小名筹儿，江苏常熟人，翁同爵(1814—1877)之子，咸丰八年(1858)举人。同治元年(1862)过继给晚清重臣翁同龢(1830—1904)为子。同年，其祖父大学士翁心存(1791—1862)去世，翁曾翰被清廷恩赐内阁中书，翌年选补到阁，后历任委署侍读、玉牒馆校对、内阁典籍、内阁侍读等职，留下从同治二年(1863)至光绪三年(1877)的生活笔记，对同治朝重大时局及个人的日常生活均有细致记录，展现出内阁对日常事务处理的一些细节，也记载内阁侍读这一京官群体的生活及思想状态。有学者指出，若把个人肖像放入复杂的历史中，去捕捉家庭在各个关键的政治动荡与社会剧变中的生活经验，捕捉最细微的历史，就必须从宏观历史发展的框架论述回到最具体的日常生活本身[1]。尤其伴随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以微观视角反映和体察个人的日常生活，以此窥探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及文化意义，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生长点[2]。还有学者认为，“生活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应当是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历史学”，“甚至可以说日常生活史是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的组成部分”[3]。如此，不仅使历史书写更加丰满生动，还将有助于更新学术理念，发现历史别样的旨趣与议题[4]。因此，日常生活不仅解释微观世界，还与宏观世界密切关联。据此，本文以个体生命与生活史为视角，将个体生活置于社会变动过程中，通过细读翁曾翰贯穿同治朝的个人生活实践与体验的日记文本，从“同治中兴”这一历史时段中，体察统治阶层的思想动态、京官群体的生活样态，剖析公务处理的整体状态，于细微之处考察翁曾翰的个人生活、生命经历及同治朝的历史面相。

一、 蹈循礼俗 平常生活

个体的生命与生活对于所处的社会生活而言，或许并不具有代表性。但个体生命与生活并非是社会文化结构之外的孤立存在，必然受到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翁曾翰作为传统读书人中的一员，又因家族余荫而跻身仕途，其生活形态难以超出自身的社会文化界限。王鸿泰认为，明清文化的重要特色是文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而文人文化和士人的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特定的社会处境造就士人独特的生活形式，一个基本特征即是现实生活的世俗化[5]。通过对翁曾翰在同治朝的世俗生活的整体性考察，翁曾翰社会性的礼俗生活与个体性的私人生活与明清士人的生活特征并无明显变化。通篇日记，常见的便是礼俗生活。

礼俗生活，是人生必有的社会活动与思维意识，是安排使生命有内容、有价值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与思考的重要方式，更多地被赋予了地域、社会、文化与时代意义。礼俗生活大到国家礼仪，小至百姓居家，无不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而礼俗生活中，最重要的是节庆生活，如春节。

春节是日清晨，翁曾翰一般多“敬拜先代真容，贺叩重闱，以次春禧”，再往“各亲友家拜年”；若有亲人去世，还要“在神位前行礼”。春节期间，借拜年以联系情谊，“团拜”因之流行。如同治四年(1865)正月初二：“巳刻出门拜年，午正至文昌馆，今日内阁团拜，演四喜部，带灯果……五人共集三百金，余辈每人派一两二钱，到者约集百人。”[6]除此，各衙门同僚也籍此互拜。此外，同乡团拜也是常态，各地在京会馆还邀请同籍官员，观剧宴饮；即使不亲到现场，也要“遣人分送分资去”[6]77。这种因年节而生的活动，后来演变为程式化的交际应酬，成为官员士子之间联络政治利益、强化身份认同、拓展生存空间的形式。

岁末年终，京中官宦人家除馈赠礼物土产以互致节日祝贺外，还会在临近除夕的几日内，在特定场所向贫民施舍热粥、馒头等食物。如同治十二年(1873)和同治十三年(1874)年底，翁曾翰与朱修伯两家在除夕前的一二日内发放食物，以救济贫苦民众。不同的是，同治帝十三年末,恰值同治帝病逝的“国恤”期间，因而“不无戚戚”[6]318-319，体现出传统士大夫的忧国情怀。同时，家人重要的人生礼俗，翁曾翰记载颇详。如同治八年(1869)八月，翁曾翰为其子订婚，对北京的民间婚俗细节有着详实记载[6]133。翁曾翰作为传统士人，其家庭生活，多是遵循传统孝道礼俗，祀奉先人，尊卑有序。家中先人与长者的生日、忌日，甚至冥寿，均要“设供”、“设奠”[6]159。闲暇之余，翁曾翰还会携全家出城赏景游玩[6] 169。

人情礼俗，是重要的社会活动与交往形式，体现的是群体性、仪式性或日常性的往来方式。翁曾翰日常性的人情往来多是互赠礼物；而仪式性的人情往来则多是馈赠财物，尤其与朋僚的互馈更是频繁。馈赠的礼品多为生活用品、食品、酒席，更多的是文人常用的书籍、字画、古玩等。如“至(朱)修伯处设席祭奠，并送十两”；袁子久祖母生日，送浊酒；朱修伯移居，送鸭二、肘二、馒头糕；翁曾翰过生日，友人送寿礼“宁绣袍褂一付、湖笔四十支、茶四瓶、金肘四只”[6]390。此种活动风气太过盛行，颇令其心生厌恶与无奈：“贺文菊丛娶儿妇喜，分送四金，此真无谓之应酬，同人皆然，不得不尔也。”[6]127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对疾病与医疗的研究，是颇能体现个体生命史的重要内容，医疗史也构成近年来社会史研究新方向的一个重要分支。如果让史学更多地注目于“人”，关心人的日常经验和常识，便很自然地关注到疾病与医疗问题，否则人的日常生活和经验体验是残缺不全的[7]。翁曾翰体弱多病，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对自己以及家人的病情记录颇为详细。如同治三年(1864)五月廿六日至六月廿八日，翁曾翰重病不起，将一月间的病状、过程、请医、用方、效果、感受，甚至家人的情绪反应等均详细记录，俨然完整的医案[6]53。其他如翁同爵、翁同龢的日常保健与养生之法均有记录。从其频繁的疾病与医疗生活来看，翁氏家族日常疾病多为感冒、伤寒、肝肾等疾病，均赖中医诊治。因自己和家人常年患病，翁曾翰久病成医，因而与医生结下友谊，频繁往来，回赠礼品，共享良方。

翁曾翰作为文化谱系中的士人，社会关系中的官僚一员，生命历程中的独特个体，生活领域中的能动主体，必须在日常生活的结构性范畴与具体的实践领域才可生成并彰显其社会文化意义。翁曾翰的个体生活样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并不能从个体自身探究缘由，而应从“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寻求解释。

其一，从“日常”实践的本身来看，“日”即时间性，即是特定时刻，也是特定时段。这就意味着日常生活中的岁时节日、婚丧嫁娶、诞育礼俗等即时性的生活仪式是基本的时间范围；而特定时段的生活样态则反映的是该时段的整体样态。翁曾翰的生活实践主要在同治朝。而“常”，即持久性、空间性与稳定性。日常生活总是发生在既定时空中，生活仪式或生活事项在即时性完成时，因重复性的实践而产生某种恒定的方式，又与空间场域不可分割。北京城便是翁曾翰生活的社会文化空间。而日常生活中的“常”一旦产生便颇为稳定与持久，除非重大的社会变故、文化政策、自然力量等不可抗因素加以改变或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而嬗替；而且这种“常”又会因更大空间(如异质时空)的介入而成为“非常”，因此，“常”与“非常”便成为日常生活研究的主要面向。

其二，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日常”或“日复一日如此”的观念与行为，反映的是现实的生活实践在时间、空间延伸上所具有的“例行化”(惯例)，它表明一些社会行动与意识观念具有使社会机制维持在相对稳定状态的特性。这些“日常”，生成并确保人们在各自所处的时空中的生活实践具有基本的、形而上学的认同感、安全感与信任感，人们才会去自觉地遵循并以此来强化社会机制的有序运转。因此，融入、维护、重复、践行日常生活，就必然在社会行动上遵循、在心理上认同惯例化的制度[8]。因此，日常生活中不变或变化甚小的领域，应是个体或群体在一定时空内的惯例性的生活领域。这同时也意味着，日常生活中存在某些习得性、惯常性甚或是风俗性的内容是不变或不易被改变的领域。但这种不变并非是价值评判，只是这种惯例性的存在有助于既定时空下的生活实践与社会秩序的维持与传承，因而这种惯例性的生活领域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不变)”的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翁曾翰作为清代传统士人(文人)中的一员，其个人礼俗性与官僚性的生活实践表现出的稳定性，既是同治朝的士人整体生活特性的写照，也是社会习惯势力的体现。这种不变既是惯例的，也是文化的。

二、 内阁校对 热衷科举

“日常生活总是在个人的直接环境中发生并与之相关的。”[9]士人的生活经历、情绪体验与其身处的社会环境及其反应密切相关。古代中国，名门望族对政治与文化的影响颇大，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常熟翁氏便是晚清江苏的世家大族。在翁氏家族崛起与昌隆过程中，翁心存是核心人物。同治元年，大学士翁心存逝世，为翁氏家族留下丰厚的政治文化遗产，翁曾翰因此被清廷赐官而直接跻身仕途，实现由文人向士人的身份转变。这种转变，使翁曾翰的生活方式、生命历程与其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产生更深层次的关联，进而生发和拓展出超脱世俗生活的另一种样态。通观日记，翁曾翰一生所从事的事业多与其职业及热衷科举大有关联：内阁侍读、屡试科举、社交广泛。这些既是士人的日常生活形态，也是翁曾翰仕宦生涯最主要的社会活动。

1. 仕宦正业：内阁侍读

“日常生活是‘个人’的再生产，为了再生产作为‘个人’的自身，人必须工作。”[9]68工作本身即是日常生活中重复性的具体实践与精神活动的过程，是日常生活的重要形态之一。翁曾翰的日常工作便是在内阁、实录馆中誊录或校对奏章、书稿、实录等。如同治八年(1869)十月廿八日记：

晨入署，票部六、通三，午刻到馆校卷一百四十三，江纂，刘厚庵校。申正毕。至前校之一百廿四卷，总裁嫌其篇页太少，将此卷前半匀入一百廿三，而以一百廿五并入，以后递改就前。惟今日余校四十三矣，抵家已掌灯。[6]141

晚清内阁校对已有明确的职责分工与严格的考勤制度，誊抄、校对、编纂等便是翁曾翰日常工作的主要职责。内阁虽非权力重大与决策攸关部门，但作为中央中枢部门，平日工作应当忙碌无暇。但通观日记，情况并非如此。翁曾翰工作颇为自由与轻松：到署工作时间多为巳正至申初(10时—15时)，每天校对20～30件便是其日常工作的时间分布，还经常托人代班。翁曾翰除每天大概6小时在内阁办公外，其他大多时间都用于召饮聚会、聚友冶游等与公务无直接关系的社交活动。内阁官员还经常旷班，反映出同治朝吏治的松弛。如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初六，“署中知会，以今日票签只到一人，大加申斥”[6]176。

2. 精神压力：热衷科举

科举制度对中国影响深远，对读书人的影响更是广泛而深刻。作为受祖辈余荫而走上仕途的非“正途”官员，翁曾翰对科举功名抱有极大的热望。生平多次参加科考，但均不第，无奈叹息：“又落孙山，嗟嗟命也！不胜悲愤，夜不成寐。五更题名唤卖矣，黯然欲绝！”“自顾不能登甲科，以先人余荫得此中书，十四年来方进一秩，功名自有定数耶，何臆不如人也！”[6]388此种体验虽出自个人，但烛照的是整个士人普遍的焦虑心理与悲愤的情绪体验。可见科举制度及科考生活，对士人的生活特别是给士人带来的精神压力与人生悲喜的影响是沉重的。其父翁同爵常在家书中就此劝慰：“功名得失自有命定，吾断不痴心妄想也……不中，亦不宜抑郁牢骚。”[10]178

此外，翁曾翰还对各种考试与试题颇为留意。诸如各省乡试考官，新举人复试、会试，新贡士复试、殿试、朝考等，甚至得中人数、姓名等都在其日记中有所记录。如翁详细记录了光绪二年(1876)会试330人的中额人数[6]385。同时，记录考题也已成为他生活中的常行与常思。除了记录在京城举行的会试、殿试、朝考外，还记录庶吉士散馆、考御史等朝廷考试的题目，对还一些外地的乡试考题亦多有留意。他还亲自“试拈题作制艺”，但“枯肠索遍，竟不成，殊自愤愧”[6]69。足证翁曾翰对科举的重视，以及科举一事对其心理与情绪的深刻影响。

清代科举制度日趋严密，至晚清时期趋于僵化，竞争激烈。即使是官宦世家子弟，也须严格遵守科举制度。科举取士是士人跻身上层社会的直接孔道，士人对科举功名的崇拜成为一种显著和普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性的意识形态，已成为文人士子日常生活的最为重要和普遍的活动与思维。翁曾翰终其一生，也未能实现其进士及第的夙愿。

3. 社会关系：交往广泛

个人生活，乃是团体与家庭生活之外的私人领域，更能凸显其个人性格与品位，因而更具私人性。翁曾翰的个人生活，尽显传统士人的日常：读书写字、买书收藏、赏画围棋、图画印章等，与友人多以茶、墨、书、笔、笺、扇、屏等文人雅物互赠。除经常参加同乡会馆，同僚、友人等的宴饮聚会外(后详)，翁还参与同人组织的雅集活动，如公祭彭文敬公(彭蕴章)、亭林(顾炎武)、范文正公(范仲淹)[6]134-135,239；冶游娱乐是晚清士人休闲活动和人际交往中常见的形式，尤其公共场合的群体性娱乐在清代已经有较为完备的发展。因此，翁曾翰常与友人结伴游览名胜古刹，或是到城中各处听戏，这些均是其个人日常的消遣活动。

个人生活之外，翁曾翰还营结出广泛的社会网络。在历史上，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及互相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且能够展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真切面相。北京是清朝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枢要众多，官员云集，往来交际便成为官员生活中颇为重要的社会活动。翁曾翰虽为五品官员，也营结出颇具规模的社会网络。其日常交往人员上至总理衙门大臣、内廷枢臣，中有各省大吏，下至僚属同年、同乡：因公拜访者，如倭仁、曾国藩、周祖培、阎敬铭等；世交与学缘者，如朱修伯、边宝泉、绍祺等；因参加会试而结识者，如张人骏、张佩纶、吴大澂、张之洞等；因业务而熟知者，如袁保龄、荣禄、黄体芳、黄彭年、潘祖荫、李文田等；因应酬交际认识的多是在京官员，如孙家鼐、毛昶熙、史念祖等；还有因同年、同乡关系等众多熟知者。这批人多为同治朝的政治文化人物，有的在光绪朝成为朝廷重臣或封疆大吏，多能任事创为，且才艺兼备，多有重大建树与著述传世。翁曾翰英年早逝，虽未能目睹这批友人之后的政绩事功与荣辱沉浮，却在同治朝早已与他们产生交集，构成个体生命史与生活史所交织共有的历史片段。

4. 业余之最：酬酢宴饮

翁曾翰的业余生活，除拜访交游，最为频繁的是宴饮聚会。不得不说，官员频繁宴饮应酬，不仅是晚清官员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甚至可以说是清朝的官场文化，是官员联络情感、沟通消息的重要手段，也维系着他们赖以生存的人际网络。这种现象已成为一种习惯，内化为京官日常生活及晚清政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些应酬活动主要包括吃饭、饮酒、听戏、下棋、聚会等。此外，名目众多的交际应酬，如招饮、作陪、接场、预祝、预贺、补祝、公请、公祝、团拜、公饯、洗尘等应接不暇。这些应酬耗费翁曾翰的大量时间与精力，一天中甚至有时一晚要应酬多个饭局。翁曾翰健康欠佳，应酬之后“痔痛又发，两处应酬，颇觉惫甚”[6]127。生父翁同爵在家书中屡劝其“在京能少应酬(以)调养身体”[10]192。

如果说翁曾翰在内阁的工作是“正业”的话，内阁工作之外的科举和宴饮则是业余生活。那么，无论从其日记的记载篇幅，还是从记载的时间来说，翁曾翰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精力与兴趣都投注于此，就显得本末倒置了。而对其内阁侍读的公务，除在事务期间的记录外，再难觅踪迹。在这些记载中，内容多是与同僚友人的宴饮聚会、婚丧嫁娶、阅读书目及书画收藏情况。除此，更多的还是同僚在官场的人事变动。因而，无论从时间、精力的分配还是从生活体验而言，内阁公务似乎并非翁曾翰的“正业”， 而翁在公务之外注入在个人兴趣、私人生活上的时间与精力皆远超其本职工作。这些看似是士人普遍的“日常”经历，但并不能从日常生活的表象获取真实的社会文化意义，而在于这种普遍的日常经历背后所隐藏的整体性的社会意识形态。翁曾翰不仅是传统士人中的一员，还是背负着家族政治文化遗产的官员。这些普通的日常及在正途与业余上颠倒的安排，也有其内在的社会文化意义，即以此来凸显士人身份、营结社会网络与拓宽生存空间。

其一，在仕宦的日常生活中，社会交往活动常常贯穿于其生活之中；但个人并非直接与某个社会阶层相关联，也非以直接的关系确认其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而是通过与某些特定的、与其有实际关系者的交往来确定[11]。通过别人在特定时空秩序中的社会文化意义来定位自身的社会身份，并在彼此之间建立互认、互通、共享的权力与文化网络。因此，仕宦之间的书信往来、诗酒酬唱、冶游互访及礼物馈赠等交往方式，除在交流思想、沟通讯息、联络感情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以此来维系对彼此文化身份的认同与拓展出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尤其科举、试题、雅集等极具社交性。通过试题、邸报、题目、会试等的写作、文字的流通与传阅，除了引起士人在精神情感的交流与共鸣外，还藉以进行社交活动，进而强化集体的身份认同。可以说，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与生存空间的拓展，成为官僚群体的必然需要。翁曾翰自然也概莫能外。

其二，从可能性来讲，翁曾翰也具备适应和融入此种空间的条件。从功名来说，中举为官，济世经国是士人普遍而执着的人生目标，但受科举制度与经济发展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多数士人终其一生也难以入仕。然而，翁曾翰受家族余荫而被授官，虽然并非“正途”出身，但功名于他而言，已并非亟亟不可得之物。从财富来说，清朝养官艰涩，士人贫困已是普遍之象，足证“贵”的功名身份与“富”的经济景况之间并不契合的历史事实；但因生父翁同爵(恐怕还有嗣父翁同龢)的接济与朋僚间的“馈赠”(后详)，使其在财务上还勉强过得去。因此，从“贵”与“富”两方面来说，翁曾翰已然是“有钱有闲”之人。凡勃仑认为：“那些思想丰富的人一直认为有必要享受有价值的、优美的或者甚至是可以过得去的人类生活，首先必须享有相当的闲余……这种价值，一部分是以有闲作为博取别人敬意的一种手段时的功用的反映。另一部分是借此在精神上得以获得调剂的结果。”[12]可见，翁曾翰对“正业”与“业余”在时间分配上的颠倒也就不难理解了。这背后不仅是对士人生活的历史因袭，最主要还是社会结构性的框定。内阁侍读这一京官群体对于工作业务与私人生活不甚对称的投注，烛照的是京官群体对仕途业余生活的热衷已经成为群体性的社会行为与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性需求。翁曾翰同时兼具文人士子的文化身份，又身处已经被结构化的社会阶层中，自然难以“独善其身”。

三、 民乱迭起 危变潜伏

晚清政局多变，时局诡谲，个人难免不被时局裹挟。翁曾翰既非如其嗣父翁同龢一般的朝廷重臣，也非如其生父翁同爵一般的封疆大吏，只是一个既可出入内阁与史馆，又可与普通市民往来的中等层次的京官。且其久居京城，亲历内忧外患的同治朝，因而他对时局的观感，颇能呈现复杂多变的真实图景。这种特殊身份颇有杨念群倡导的“中层理论”[13]的意涵，成为一个以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人物或事件作为研究对象的良好切入点。而他的这一在场观感，体现出私人生活场域之外的国家政治生活中潜伏着危险的变局。

1. 民变迭起

与咸丰朝相始终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同治朝初期被中外势力联合平定。翁曾翰的仕途生涯在同治朝后期甫有起色，却遭逢民变迭起的时局。翁曾翰也从职业立场与个人经历的角度给予直接的观察，并留下真实的情绪体验与思想过程。

(1) 天津教案。同治九年(1870)因传闻教堂拐卖儿童、剖心挖眼，引发天津民众焚毁教堂、殴毙传教士十余名的惨剧。后经曾国藩查实，奏报清廷，将天津地方官交刑部严议，并议定抵命人数以慰洋人而息事。翁曾翰在日记中留下跟踪式的记录，弥补了从正史无法知晓的历史细节。如记录了当时总理衙门大臣争论的场景，并表达自己的看法：

于是召见诸亲王、军机御前、弘德殿师傅，博询集议。醇惇抗论，师傅亦有公论，而总理诸大臣力持不得已之说，良久无定议，终从曾相之请。此诚夷务之一大关键，及今不能挽回，恐自强无日矣！[6]167

显然，翁曾翰反对曾国藩的处置措施，认为此举会导致“自强无望”，可知当时士人强烈的“自强”意愿及民族主义情绪。这当是当时士人的普遍心态。这或许就不难理解曾国藩经此事件“内疚神明，外惭清议”[14]而产生为“时人所弃”[14]7318的心理负担。同时，清廷在国内民族情绪高涨与外国势力施压的双重压力下被迫采纳此举，也尽显无奈。

(2) 陕甘回变。同治年间，陕甘回变，交织捻军，搅乱西北，震动全国。翁曾翰生父翁同爵时任陕西布政使、陕西巡抚。从与其父频繁的家书中得知回变、捻军的行军路线[6]150、战局进展[6]152-155及左宗棠的用兵情形[6]150,152-155,264，其过程似乎并非如左宗棠向朝廷所奏，而是有着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翁曾翰对左宗棠平定之策有何观感不得而知，但其父翁同爵从陕西前线寄京的家书中却提供了蛛丝马迹。如同治八年(1869)四月初二日，翁同爵致信翁曾翰：“左帅言大而夸，目无馀子。然性执拗而多粉饰，甘省事似非其所能了。”[10]385同治九年(1870)正月十一日信：“左帅前敌诸军聚于金积堡者，粮运不通，时有溃散之势，即平凉后，陆运粮车骡骆驼被抢者十之七八，近亦不能转运，而左帅尚日以胜仗入奏，殊为军民嗤笑。”[10]446同年正月廿八日信：“左帅驻兵平凉，前后粮运均几断绝，而时时尚以捷章入告，真是自欺欺人。”[10]450次日信：“左帅驻师平凉数十里外，即有贼饷道(小午西征粮台以十馀万金所买之骡马，闻已被掠殆尽，尚讳而不言)。前后皆不通，而尤日报胜仗，不知何所恃而不恐。”[10]451二月十四日致翁曾翰信：“左帅行愎而言夸，其奏报固多粉饰。即与同人书札亦往往作欺人语。”[10]457

显然，翁同爵对左宗棠虚报胜仗、粉饰战果的行为颇为不满，还对局势表示担忧。同治九年(1870)二月，清廷命李鸿章赴陕援剿[15]。翁同爵喜出望外，认为“此间事或李节相到后改弦更张，方有转机。若再一味粉饰，恐陕事愈不可收拾矣”[10]467。翁同爵父子对左宗棠平定陕甘回变的观感，成为体察官僚群体臧否左宗棠的直接细节。

(3) 陕甘善后。光绪元年(1875年)，陕甘回变平息，左宗棠亟思善后之策。是年正月十三日翁曾翰记到：“左宗棠请将甘肃士子分闱乡试并分学政。”[6]273盖在清代，陕甘学政合署，远驻陕西三原县，三年一度，按临甘肃，举行岁、科两试。然而，甘省距陕，道阻且长，甘省“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斤，多者百数十斤……故诸生赴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16]造成甘肃自建制以来科举落后、文教不兴的局面。鉴于此，左宗棠以“戡乱虽在武功，而郅治必先文德”[17]为善后首策，奏请清廷将陕甘学政分闱。清廷从其请。此后，左宗棠在甘肃扩建书院，刊印书籍，鼓励读书。此举不仅解决甘宁青地区士人应试的现实困境，而且从制度层面促成甘宁青地区文化秩序的战后重建，由此拉开近代甘宁青社会教育、文化事业发展的帷幕。

2. 危变潜伏

小人物也有大时代，小日记也有大历史。若以宏大的历史视野着眼翁曾翰日记，或许看到的只是一个普通京官平静甚至琐碎的生活；但若从个体生活的微观角度，并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考察，便不难发现，同治朝看似平常的生活背后潜伏着危险的变局。

(1) 官场风气，腐败盛行。费正清指出：“晚清社会的一大特点是普遍的道德沦丧，这是日益加剧的价值迷失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吏治腐败和世风日下，则是最触目惊心的两种日常现象。”[18]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馈赠之名行贿赂之实。清代地方官进京多以“冰敬”、“炭敬”、“别敬”、“年敬”、“节敬”、“喜敬”、“门敬”、“妆敬”、“文敬”及“印结”、“耗羡”、“棚费”等名义馈赠有关京官，多为10两到20两不等甚或百两的银钱或贵重土特产物品。托名为“敬”，实则是贿赂的雅称。通观日记，翁曾翰接受或赠予的各种名目的“敬”极多，仅光绪二年(1876)，翁曾翰便接受此类馈赠8次，达332两[6]376,377,382,391,413,429,431,432。连时任湖南盐运使的生父翁同爵也不能免俗，特意叮嘱他年节时在京中就此“斟酌之”[10]239-240。清朝以薄俸养廉，这些地方官因行捐纳、保举、疏通、馈赠之举产生的费用，来路虽不尽详知，但可能因此而引发官员日行起居中的破洞与缺口。这种风习恐难以长久倚赖儒学的道德定力来弥合，极易引发暗中贪腐与滋生行贿受贿之风。

第二，以捐纳保举之名强督抚之势。翁曾翰亲历其中，一友人为捐历俸而请翁曾翰“代筹百金”，翁曾翰无奈叹息：“噫！此时事势，岂能轻集此巨款哉。婉言复之，俟小愈往面陈窘况，然恐不能无累耳。”[6]27盖清代官员的任用与升迁，主要从科甲出身选拔，士人通过重重考试进而获得授官资格。之后根据考试成绩、任职表现与资历逐步晋升。在科甲之外，还有捐纳与军功保荐等授官、升迁的机会。但捐纳作为一种非常规的财政手段，并非常态；而以军功保荐在和平时期并不多见。因而，这两种仕途晋升方法在咸丰朝前期并未对官员的铨选、升迁产生较大冲击。但咸丰后期到同治初年，民变迭起，长期用兵，内忧外患交相困逼，清廷财政拮据。为筹集军饷以维持连年军费开支，清廷遂大开捐纳与保举之门，使捐纳、保举“久开不闭”。士人也为谋得官职或升迁，多以捐纳待位。伴随军事局面的好转，使一大批统兵将帅的势力崛起，对众多幕僚与部属进行军功褒奖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如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平定太平军后，保举的“各员文武”“近三千人”[14]2259-2329，翁同龢感叹“为自来所未睹”[15]365。当时翁同爵两次署理湖南臬司，就直指湘军保举非才、保举太滥、危害社会[10]205等弊病。

不惟如此，淮军更甚。同治九年(1870)“李中堂续保肃清捻逆各营出力官绅，四单约千余人”[6]161。但官制的缺分有既定限额，造成藉此大量孵出的捐官或因军功而起的官员从一开始就成为官场难以消解的人员，成为臃肿的“非编制官员”。翁同爵就不无忧虑地致信翁曾翰：“惟省中候补人多，州县至二百余人，焉得尽有差使？”[10]372同治后期，福建巡抚王凯泰就针对保举与军功“人满为患”现象而奏请“肃吏治”[19]。即使在光绪朝各地民乱结束，军功仍是保举的常态[20]。由此造成的恶果，便是军界的膨胀以及随之而起的一批汉族军功阶层的坐大；进而兵权下移，中央空疏，清廷由此被架空。可以说，晚清地方督抚权势的坐大，以致疏离甚至顽抗清廷，直至清廷覆亡后，北洋政府时期的军阀割据混战，无不与咸同年间兵权下移、军功保荐太盛大有关联。

第三，以入职打点之名行挪用公帑之实。新人入职，多要破费，这已成晚清官场陋习。如同治二年(1863)，翁曾翰准入内阁：“黎明到阁，今日带见倭(倭仁)、周(周祖培)两中堂，初次该中班。……给供事二十千、茶房八千、书茶房二千、阁长跟班车夫每处四千、中堂轿夫等亦每处四千。”同治四年(1865)，翁曾翰入职国史馆，“将履历交供事，以今日为到馆，供事费八千，算二两，茶房四千”[6]20,79。光绪二年(1876)二月十八日，翁曾翰由内阁依奏补侍读，先是“谒各堂，四处，各处送门包十千。……给家人十千，车夫四千”；后入署到任，“晨坐刑部小朝房，给苏拉刘姓四千，后至军机茶房，给苏拉杨姓等十二人廿四千，又茶房汪姓等四人十二千，以此后常作往来也”；第三日“巳初入署到任，至满票签、满汉本堂典籍厅拜同事，给科房笔墨费十六千，另酬递折车资十千，赏茶役十六千，满票签茶役四千，堂皂四千”[6]388-389；后翁曾翰又“给军机堂苏拉四十千，又刘、翁两家十千，茶房九千又十千，以上六十九千皆开公账。余又给刘苏拉四千，刑部朝房。节下不能无所费也”[6]391，并在日记中记录用公帑应酬。可见，用公款疏通关系，打点各衙门已成风习。然而，公帑何来？自然是清廷财政划拨，但却因此流入官员手中。同治吏治之腐败，由此可见一斑。

不得不说的是，清朝养官艰涩苛薄，而晚清官员经济上的捉襟见肘是一个普遍而长久的难题[21]。翁曾翰频繁酬酢、社交、疏通等，日常开销剧增。且翁曾翰本人似乎不善理财，生财又无他途，极易陷入窘困之境。对只有五品官阶的翁曾翰来说，显然难以为继，不得不多有借贷及仰仗生父翁同爵的接济，因此派生数额巨大且关系复杂的债务。如同治四年(1865)七月，翁同爵在致翁曾翰的家书中说：“至京中债务，只好渐渐清理，惟寓中菽水之资，则时刻在念，遇便当即寄京也。”[10]194是年翁同爵“寄京前后共五仟贰佰金”[10]240。光绪元年(1875)岁末，翁曾翰“整理账目”，“今年各处应酬用三千九百余两”[6]372。可见翁曾翰在京城生活开销之大。

(2) 对外心态，傲视抗拒。从鸦片战争到同治亲政已逾30年，但清廷对中外时局的认知与心态依然迟滞，突出表现在中西礼仪之争突显的文化冲突，仍显示着根深蒂固又难以调和的文化优越论。试举一例，两次鸦片战争后，列强曾多次提出遣使驻京并觐见皇帝的要求，但清廷以中西礼仪迥异及同治帝年幼等借口一直搁置未决。同治十二年(1873)同治帝亲政，列强再次提出觐见皇帝并面递国书的照会。清廷只得应允，于是年六月初五在紫光阁接见英、法、美、俄、德五国公使。此次活动的官方文献如是记载：

其年夏，日本使臣副岛种臣、俄使臣倭良噶、美使臣镂裴迪、英使臣威妥玛、法使臣热福理、和(荷)兰使臣费果蓀瞻觐紫光阁，呈国书，依商订例行事。接见时，帝坐立唯意，赐茗酒，恩自上出。使臣讯安否，谨致贺词。未垂问，毋先言事。西例，臣见君，鞠躬三，今改五鞠躬；使臣初至始觐见，余者否。嗣后亲奉国书者仿此。其礼式先期绘图试习，觐见某处所，某月日时，并候旨行。[22]

这次觐见活动是清政府屈从列强压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清政府外交近代化做出重大调试的表现之一。《筹办夷务始末》的记述代表清廷对此次活动的总体认知和定位。可见，透过精心设计的礼仪规程，显示着对外国公使的重重规制，颇有中华君臣名分的意味。这种充满等级礼仪程式化的描写，使公使团的请觐之举变成同治帝礼优西人的恩赐，在极力保全同治皇帝至尊地位的同时，似乎还渗透出西人对清廷的歆羡与恭敬。翁曾翰作为内阁官员，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时刻，记录下这一颇具在场感的画面，耐人寻味：

上御紫光阁，各国使臣六人、通事三人由总理衙门大臣带入觐见，免冠五鞠躬，佝偻前行，呈国书于御案，口操鬼语，喃喃数十言，不知何所云也。佩剑而入，身穿短衣，膝加战裙两片，礼成而退，幸而无事。[6]246

从对外国使节的形象、言谈、举止近乎蔑视与轻侮的记述来看，翁曾翰对外国使节不抱好感，尤其“幸而无事”，折射出他对外国使节所代表的西方世界浓厚的疑虑与高度的戒备心理。翁同龢在得知此事后，“夜辗转不寐”[15]983。不惟如此，在处理涉外事务上，其嗣父翁同龢也表现出同样的文化高明与防备心理。翁曾翰在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廿四日记录翁同龢给各国大使馆贺年的神态与心态：“英、法、日本国皆于十七日过年，总督行文知照各部院堂处前往各外馆贺年，今日吏、户、礼三部堂处均往，叔父亦随众一行，殊怏怏也。”[6]428而翁同龢是日也记载：“盖所谓前赴各国共识寓所贺年者也。先法国，次日国，次美国，次德国，次英国，次日本，凡六处，皆下车入室饮酒进国饵，侏离钩辀，不一而足，吾颜之厚不堪以对仆隶，况朝班乎？”[15]1254-1255足见翁同龢对外国使节的鄙夷心态，以及对向外国使节贺年行为的排斥与厌恶，并以“朝班”集体之一员表达对向各国使馆贺年行为的不满。这烛照的是当时整个同治朝士大夫对西方世界普遍的抵触心理。翁同龢作为同治帝与光绪帝的两代帝师，其对涉外事宜的态度，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直接影响皇帝对时局的认知与判断。

此外，翁曾翰对同治朝的诸多亲历事件，也多有观感体会。如曾国藩平定太平军，“闻金陵克复捷音，为之狂喜”；捻匪首领苗沛霖被“砍毙”，“可喜也”[6]31；富明阿报福山不守，“闻之不胜惊愕，夜不成寐”[6]43；僧格林沁讨捻时被杀，“览奏曷胜悲悼，览其死事情形，不禁陨涕！”[6]54,89。此外，翁曾翰还对其他诸如山东巡抚丁宝桢处决慈禧宠臣安德海[6]206、同治帝纳彩和大婚[6]21、两宫再次垂帘听政[6]267、慈禧四十大寿[6]315-317等重大政治活动或宫廷生活与外交事件多有记载。或许出于职业习惯，他对同治朝文化政策、礼制重建、清廷的礼法活动着墨颇多，观察颇详。如清廷赐其祖父翁心存入祀贤良祠、祭天祈雨、殿试、同治帝大婚、册封惠妃金印、帝后丧仪等礼仪均有细致记载与观感，这些为研究晚清政局、社会状况、文化政策及宫廷生活留下诸多线索，有待进一步研究。颇令人不解的是，翁曾翰主要生活于同治年间，而作为这一时期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洋务事业，翁曾翰毫无笔墨记载。

从文化与个体人格生成的关系来说，“文化给个人提供了生活的素材，个人正是被局限在这种素材中发展，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符合自己文化特点的人格特征”[23]。那么，从个体的人格与生活实践的表现来追溯其依赖的文化属性特征，也是一条可行的路径。翁曾翰身为翁氏家族成员的特殊身份，又长期身处并熏染同治朝保守的文化民族主义政策中，其思想、实践、体验等濡染其中。这也就不难理解翁曾翰蹈循礼俗、热衷科举、傲视西方的心理，并在日记中较多地着墨于对文化礼制政策的记载。有学者指出：“自五口通商以来约有半个世纪，西方文化对晚清文化的冲击限于沿江沿海的商埠中的工商阶级和政府中少数负责办理所谓‘洋务’的官吏。除此以外，其影响对于绝大多数的士大夫而言，是极微小的。”[24]可见，尽管同治朝已迈出近代化事业的步伐，社会也在急剧变动中，但社会的整体思维与个人或群体的日常生活的整合与跟进依然保持或重复着历史的惯性；对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非亲身推动洋务事业的士大夫而言，他们的思想与心态仍然“不变”；而普通官员的家庭生活，仍然是相对“不变”的领域。或许正因为清廷高层及普通士在生活、思想深处的“不变”，在面对西方迭次而来的冲击时，才使得整个帝国更显“四面楚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不变”与“危变”是同治朝并行的社会图景。翁曾翰在同治朝的日常生活及观感体会，从历史的细微之处呈现并佐证“同治中兴”不过是一批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保守主义者试图在不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改造政府、改良社会，以延续王朝统治的努力[25]。

四、 结 语

通过对翁曾翰个人生命史与生活史的检讨，反映出普通京官群体蹈循礼俗、热衷科举、颠倒公务和业余等的生活样态。尽管同治朝经历了天津教案、西北回变与捻军运动，同时也开启以兴办洋务为中心的近代化事业，但清廷吏治松弛腐化、高层思想保守，尤其是对西方世界的观感并未发生变化，仍旧抱有固执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烛照出清廷高层及传统士人普遍以保守方式回应时代剧变的社会心态。这种不变的生活图景与思想认知，反衬出以往单纯以政治史立论的“同治中兴”的某些缺憾：“中兴”的背后蕴含着“西方主动冲击——中国被迫反应”的单一的政治化思维；而从个体(群体)日常生活领域来看，这种“冲击——反应”的范式值得商榷。因此，从中国历史的具体环境及个体生命与生活史的视角来看待“变”与“不变”，或许为我们思索、重构近代社会及其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此，或许更能呈现历史的真实与生动的统一。

至此，从个体生命与生活史的视角对同治朝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历史呈现即告完结，但这一研究路径对于中国史尤其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理论意义还值得进一步思考。如前所述，日常生活史研究中，“日”代表时间中的即时性与时段性，“常”代表稳定性中的空间性与地域性。如果说“日常”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一种“不变”，那么将这种“不变”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医疗、环境等领域的“变”产生联动效应的主体，应当是社会主体的人(群体)的“生”与“活”。

“生”，即生命、生计。人作为日常生活的主体，是具有灵动生命、生存技能、生存方式、思维能力与情感体验的社会性生物。人应当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主体，缺乏人的生命参与，生活史的书写便与结构化的宏大史著别无二致。因此，日常生活研究不仅要重视研究作为生活主体的生命、生计等的共性，还应研究不同空间中的不同人乃至各种人的生命、生计等的特性。这也符合年鉴学派对研究短时段中的人物与事件的关系的研究理念。而“活”，即生活经验、生命历程、情感体验与价值追求等的文化意义。这些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客观存在，以其隐而不显的方式左右着特定时空中不同群体的生活态度、习惯乃至价值判断与文化形态。况且中国幅员辽阔，区域间发展并非平板一块，区域中的群体又极为不同。这其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生活面相与文化意义[26]。因此，“生”与“活”的研究内容具有群体性、独特性与丰富性等内涵。同时，日常生活史研究不应仅关注物质生活、政治活动，更应关注人的日常经验、心灵感受、情爱体验、观念意识等领域。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物，并将之呈现于历史的叙事中，否则可能因弱化日常生活的能动作用而陷于“琐碎的流水”。此外，对个人精神生活、心灵感受与情绪体验的考察也应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内容。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不仅在整体上关注近代日常生活的样态图景及其可能体现的现代性因素，而且还要以“眼光向下”的视角体察近代社会中个体(群体)在结构性的生活中的生命经历。

综之，日常生活史在更多意义上是作为一种研究和解释历史上生活实践变化的视角与方法。因此，日常生活在史学研究上的独特魅力，在于对问题意识的提出而更甚于对逻辑性的解答。这就要求日常生活史对以往传统的宏大命题与个体生活研究的问题意识做出解答，而并非“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各种琐碎事物，却不能从中说明其历史意义”。若非如此，“历史学家的工作只剩下在旧报纸杂志堆里寻找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再将之拼凑成‘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史’”[27]。这也提醒日常生活史学者，既要有宏观的问题意识，也要捕捉、把握和解释宏观结构中个体的生命过程、情绪体验与社会结构的内在逻辑，既要有对“江山如此多娇”的时代画卷的铺叙，也要有对“小桥流水人家”中人间烟火的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