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着繁荣苏区史研究和推进革命老区发展振兴的初心，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和加强相关领域学者的交流，在川陕苏区创建85周年之际，由西华师范大学、陕西理工大学、四川文理学院、《苏区研究》编辑部、西南交通大学共同主办的，由西华师范大学承办的“革命道路探索视野下的苏区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2月2-3日在四川省南充市举行。

本次会议以中共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为主题，来自北京、上海、福建、江西、湖北、江苏、广东、山西、贵州、陕西、四川等省二十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地方党史部门的60多名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提交论文70余篇。现将与会论文的主要观点择要介绍，挂一漏万、不妥之处敬请与会学者的谅解。本次会议共设3个研讨单元，议题分别为：大苏区史和中央苏区研究；川陕苏区及其他苏区研究；苏区振兴对策研究。文章将分别从这三方面进行陈述。

一、大苏区史和中央苏区研究

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在新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苏维埃运动的发起与开展，掀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篇章，而此期苏区建设的各项实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探索与局部执政的最早尝试。围绕着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探索与局部执政问题，与会学者从多角度展开了剖析。

(一)中共对革命道路本土化探索的研究

虽然中国苏维埃革命“移植”于苏俄，但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也在不断地进行着革命道路本土化的探索。首先，苏维埃革命中的重要概念——“苏维埃区域”的产生，就是中共对革命认识不断深化和对革命策略不断探索的结果。北京师范大学袁超乘的《分野与统一：“苏维埃区域”的产生——一个概念史视角的解释》一文，是一篇尝试着以概念史的研究方法研究苏区史的佳作。作为中共党史研究中的重要研究对象，苏维埃区域的历史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为了表现历史解释的多重面相，作者以“苏维埃区域”概念为“窗口”，观察新视角中的新“画面”，指出概念化的苏维埃区域，其产生与中共不断推进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过程有关。中共党内从最初使用“革命地域”和“割据局面”来指涉进行革命实践的区域，到最终将“苏维埃区域”固定化为实施革命行动区域的特定称谓，这是一个由分到合的过程，是中共对革命认识不断深化和对革命策略不断探索的结果。

此外，与会学者提出，中国共产党对苏维埃革命的本土化探索，还表现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革命元素的努力。西南交通大学于北溟的《“中”字哲学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一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字哲学的角度入手，通过解读“中”字的基因分析中国苏维埃运动，认为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经历了一个救“中”、忘“中”、返“中”的过程，并以此进一步解释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扎根中国，在于“中国”元素中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中的“中”字智慧。这一解释有益于人们进一步阐释“中华传统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价值观”这一重要论断，或也能诠释为什么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只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今天的成果。

(二)苏维埃革命时期各项制度建设的研究

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道路探索与局部执政的最早尝试，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各项制度建设具有明确的开创性和奠基性，向来是研究苏区史不能忽略的内容。

西华师范大学李茹的《省苏维埃政府创建研究》一文，针对中共苏区史研究中值得深入研究而学界长期较为忽视的省级苏维埃政府创建问题展开探讨。该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省苏维埃创建的背景及各省级苏维埃政府创建的具体情形，并对省苏维埃政府创建的意义和历史价值做了简要分析。省级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革命政权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探索革命成功之道上的重大实践。目前省苏维埃政府的研究是具有创新性的课题，对深化和拓展苏区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中央民族大学唐锡康的《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监察制度》一文，也是一篇从制度史视角解读苏区史的佳作。该文认为中央苏区的监察制度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在政治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而创设的。中央苏区在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了一套涵盖党内监察机关、党外常设性和临时性监察组织以及工农群众监察组织在内的监察体制，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其历史经验对于当下党的监察制度建设仍有一定的思考价值和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何虎生、赵文心的《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经验研究》一文探讨的亦是政治建设问题。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政治建设，在斗争最为艰苦的苏维埃时期也毫不松懈对政治建设进行探究，开展了丰富的实践。作者认为此期中共的政治建设在政治立场和原则、政治纲领和制度、政治文化和精神三个层面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在新时代下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苏维埃革命时期党的宣传动员的研究

党的宣传动员被认为是党的革命事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故而相关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此次与会学者们从全局、区域及微观个案几个层面探讨了苏维埃革命时期党的宣传动员工作。

南昌大学汤齐山、刘圣中、饶爱萍的《苏区式动员研究》一文，从苏区史研究全局出发，认为“苏区式动员”是在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生存与发展压力、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的条件下，探索出来的动员模式；“苏区式动员”由理念宣教型动员、权力强制性动员、利益诱导型动员三种动员模式组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动员成功建构了政治合法性，保障了苏区政权的建设，形成了以意识形态经验、组织经验、政治斗争经验、资源动员经验、党的建设经验为主导的政治领导模式；苏区式领导模式内化为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惯性与执政模式，对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建设与复苏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复旦大学刘佳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的社会动员研究》一文，从中央苏区这一具体区域出发，重在研究苏区社会动员的方式。文章认为苏区的社会动员是中共构建政治形象、整合社会资源、聚集底层民众的重要方式，它以政治手段强化群众的政治认同，以思想教化手段塑造群众的革命观念，构建起“驱动装置——利益机制——共识凝聚”的一个实施系统，这个系统能在较短时期内有效地将农民组织和动员起来，使农民群众在残酷的生存境遇中的抗争心理转化为农民阶级的革命意识和集体行动。

西南交通大学何薇的《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对十月革命的宣传及其历史启示》一文，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十月革命的宣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为不同阶段对十月革命宣传的任务和目的不尽相同，宣传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也各具特点，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之于中国革命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在不断加深。通过不同阶段的宣传，中共充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民主革命的政治任务，并勾画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蓝图。

四川民族学院代维的《从隔阂到互信：长征时期红军在川西藏区宣传策略研究》一文，关注的是红军长征途中进入川西藏区后在民族地区的宣传工作。在川西藏区停留期间，党和红军根据革命任务和对象，适时调整宣传方略，利用各种方式宣传党的思想和主张，团结革命进步力量，争取当地百姓支持，为红军成功通过藏区提供了保证，也为汉藏民族关系的深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与宣传动员密切相关的研究还有苏维埃运动时期的红军标语。目前学界多用红军标语来研究相关的历史问题，并未对“红军标语”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西华师范大学黄涓、蔡东洲的《红军标语的历史与传承》一文，则是把“红军标语”作为研究对象的一次重要尝试。该文首先明确了作为党史和苏区史研究中一个常用术语——“红军标语”的内涵和外延，进而分析了红军标语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指出红军标语不仅有内容上的规定，而且形制上亦有明确的规范，其内容不是各地红军、各级建制自主确定，而是一开始就由各军政治部或省委宣传部进行过严格的规定，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形式上，书写字体、书写符号、书写地点、书写落款和书写数量等方面均有规范和要求。以此为基础，文章进一步挖掘了红军标语的历史研究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并进一步指出红军标语研究的视野和深度仍然有着拓展和深化的空间，红军标语的调查研究、搜集整理和保护利用仍然任重而道远。

龙岩学院黄艺娜的《南昌起义军与永定革命标语》一文，通过永定县档案馆的档案资料研究了当地红色标语遭受破坏和保护的历史。永定是闽西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昌起义队伍曾两次入境，在当地留下了大量红色标语。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国民党政府三申五令强迫群众铲掉红军标语，很多革命标语能够珍存下来，完全是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精心保护的结果。探究这段历史可以得出结论——永定革命标语见证了我党执政合法性的形成过程，再一次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是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结果。

(四)中央苏区研究

近些年来中央苏区史研究趋势之一便是更为重视历史细节，日渐摆脱模式化，此次会议收到论文也很好体现了这一点。

中央民族大学张莹的《从<红星报>中观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扩红动员问题》一文，聚焦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红星报》对苏区扩红运动的大量报道，发现中央苏区为第五次反“围剿”发动的扩红动员中，很快出现了从成绩显著到不尽如人意的不良转变，期间还伴生着强迫、重数量不重质量、士兵逃跑与开小差频出等系列问题。从《红星报》的报道来看，上述现象出现后，经过中共优属工作的深入实施、宣传动员方式的转变、归队运动的开展、阶级友爱精神的发扬，及对开小差恶劣分子的政治处分，最终也收到了较为显著的效果。文章还指出，报道中所呈现的，问题的出现到问题的解决，最终产生理想效果这一逻辑顺序，事实上并不能回避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在动员上所面临的巨大困难。

中央民族大学崔猛的《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央苏区学校体育活动探析》一文，探析的是苏区史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的苏区体育问题。文章从“和谐中庸”“欢娱健身”的列宁小学教育和龙岩县学生运动会、“自强不息”“奋力拼搏”的军事训练和体育竞赛、“团结爱国”“同心同德”的干部学校体育活动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中央苏区的学校体育活动及体育价值观形成中的指导、孕育、促进作用，认为中央苏区时期学校体育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为苏区体育的重要来源及思想内核。

复旦大学梁君思及中山大学郑礼肖的《中央苏区黄埔军校生的群体构成与历史贡献》和龙岩学院吴强的《一位“变节者”的事后忆述——蔡孝乾笔下的中央苏区图景》。前文以对中共黄埔军校生群体构成的初步梳理为切入点，从中央苏区黄埔生籍贯来源、教育背景、社会经历、军事背景、历史命运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了中共黄埔军校生的历史贡献、群体结构与基本特征。后文根据蔡孝乾的亲身经历和有关资料，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呈现了中央苏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情以及与各界人物的交往等丰富图景。

二、川陕苏区与其他苏区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央苏区以外其他苏区史的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近些年来相关研究再掀热潮，关于中央苏区以外各苏区的构建、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宣传动员、社会变革等各项专题的研究也随着苏区史整体研究的深入而逐步开启。本次会议因合作的四高校均地处川陕革命老区，均把川陕苏区研究作为重要的科研方向，故本次会议收到这方面的论文较多，是会议的一大主题，而研究其他苏区论文偏少。

(一)川陕苏区

本次会议中，学者们一方面持续着对川陕苏区各微观个案的进一步深究，另一方面也开始注重将川陕苏区置于整个苏维埃革命的长时段中进行考察。

首先，西华师范大学李健的《三大起义与川陕地区的革命》一文，别出心裁，对三大起义与川陕地区革命的关联性进行了探讨。文章指出三大起义的爆发，是与包括川陕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的革命运动的艰难探索紧密联系的，三大起义开创的革命道路，直接影响和推动了包括川陕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革命运动的进程，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开辟了革命道路。该文扩大了对三大起义价值意义的认识，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问题上提出了自己开创性的见解。

其次，对川陕时期有关红四方面军军事斗争研究的重视，是本次会议一个突出特点。涉及内容包括：第一，关于红四方面军的成败得失。陕西理工大学樊安群的《论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责任与得失》一文，从军事行动的角度，对放弃川陕苏区这一颇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虽然张国焘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负责人对于放弃川陕根据地有其一定责任，但放弃根据地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与川西会师的战略部署。陕西理工大学石力波的《陕南红二十九军成败经验教训探析》一文，从陕南红二十九军的革命斗争来探究川陕苏区的革命精神。提出红二十九军是陕南苏区革命精神的杰出代表，是陕南红色革命的一座丰碑，给后人的可贵影响至少有三点：胸怀大爱、不计得失的革命精神，入乡随俗、因地制宜的革命策略，宁折不弯、视死如归的革命节操；令人警醒之处也至少有三点：包容同放纵不能同在，“安内”与“攘外”应有次序，“大行”跟“细谨”需要兼有；第二，关于红四方面军的军队建设。四川文理学院刘长江、刘欣琛的《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基层部队通信与军事斗争探析》一文，是一篇近些年来比较难得的从军事史的角度研究川陕苏区的文章。该文利用大量文献资料和口述资料阐明了川陕苏区时期红四方面军基层部队通信与军事斗争情况，从一个新的视角再现了川陕苏区军事斗争的艰苦卓绝与伟大胜利；第三，关于红四方面军的革命精神。陕西理工大学王文礼的《论“亮剑”精神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精神的联系》一文，认为电视剧《亮剑》中主角的“亮剑”精神，有明确的历史渊源，即源于川陕苏区所形成的红军精神。川陕苏区的红军精神就是“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是苏区创建期间红四方面军所展现出来的一种可贵品质，这种品质至今仍发挥着积极意义；第四，关于红四方面军中的妇女武装。川陕苏区的红色妇女武装是苏维埃革命中规模最大的一支，历来受到川陕苏区研究者的青睐。四川文理学院何先成的《川陕苏区妇女独立团研究》一文，在详细梳理川陕苏区妇女武装力量的成立背景、组建过程、建制、归属、规模、番号、干部构成等基本情况的基础上，阐释了妇女武装的政治文化学习、军事训练及承担的革命任务，并从女性性别意识与革命战争这一独特视角进一步探讨了女性在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该文在苏区妇女运动研究中无疑具有极大的开拓性和创新性。四川农业大学雷志敏、张家燕和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吴丹的《教育启蒙与妇女革命——以川陕苏区为例》一文，关注的亦是川陕苏区的妇女武装问题。该文以教育启蒙的视角，回答了川陕苏区为何能组建一支红军时代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妇女独立武装，从一个侧面回应了教育启蒙、妇女解放与革命运动之间关系这一宏大的历史命题。

再次，随着苏区史研究的深入，苏区的征粮问题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作为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其征粮问题也极富代表性。陕西理工大学向宽菻的《川陕苏区征粮工作研究》一文，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该文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川陕苏区征粮工作的具体方式，对其存在的问题也作了简要探讨。

此外，与大苏区史研究相呼应，川陕苏区的宣传动员及执政经验研究也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四川文理学院陈岗的《刘瑞龙与川陕苏区宣传思想工作》一文，研究的是川陕苏区宣传战线的重要领导人刘瑞龙及其领导下的宣战思想工作，认为刘瑞龙在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理念的形成及形式的构建方面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其宣传思想内容上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形式上具有多样的灵活性、时空上具有不灭的永恒性、选择上具有认知的普及型。陕西理工大学王其辉的《川陕苏区创建后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研究》一文，认为川陕苏区虽然仅仅存在两年多时间，但在政权建设、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管理、民生建设、廉政建设、构建良好党群关系等方面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执政奠定了扎实基础、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最后，将地方史与革命史相结合，是研究苏区史的一个重要路径，本次与会论文中也不乏从地方史视角来研究苏区史的，尤以从汉中地方史的视角来研究川陕苏区史为最。中共汉中市委党史研究室叶礼福的《论汉中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起点》一文，以汉中与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之间的关系为论据，提出汉中是川陕苏区的起点的结论。陕西理工大学梁中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汉中与红色交通线》一文，也认为汉中因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成为川陕苏区的起始点。同时，汉中还是川陕苏区后勤补给和物资采购的主要来源地，是红色交通线的起点。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汤彦宜的《川陕革命根据地陕南苏区的创立及贡献》一文和陕西理工大学冯明放、周建琴的《陕南苏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建设的贡献》一文，则论述了汉中地区的人民为川陕苏区创建和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

从以上论文及目前学界相关研究来看，川陕苏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对照苏区史整体研究来看，仍有很大发展空间。西南交通大学冉绵惠、华夏的《川陕老区研究现状及未来走向的思考》一文，对近些年来川陕苏区史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很好总结。川陕苏区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也不乏优秀的成果，研究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课题级别也不断提高，数量日渐增多，研究的单位和人数不断增加；但如对照中央苏区的研究，无论从研究力量还是研究成果，都存在明显差距，如没有教育部或更高级别的基地，没有教育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课题等；针对现状，深入研究不仅要加强宣传，更要凝聚队伍，对资料进一步发掘和整理，弥补研究的薄弱环节，争取创造高水平的研究平台和发表更多高水平的论著。

(二)赣东北和湘鄂西苏区研究

关于赣东北苏区研究的论文有两篇，分别是上饶师范学院刘佩芝的《方志敏是苏区精神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一文和胡水华、周春晔的《浅析赣东北苏区抵制“左”倾路线中的“四个意识”》一文。刘文认为方志敏在1935年就明确提出了苏区精神，方志敏提倡的苏区精神包括苏维埃的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评精神，以及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等，方志敏用他一生的光辉事迹诠释了他所提倡的苏区精神。胡、周的文章研究的是赣东北苏区抵制“左”倾路线的历史，认为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议，中共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赣东北苏区在方志敏等领导下均给与不同程度的抵制，这种抵制从实际出发，在维护中央权威同时，有效地降低了“左”倾路线的危害，彰显了赣东北苏区领导者对党忠诚的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强烈的政治意识，以及为牵制国民党、掩护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突围、首先打出抗日旗帜、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大局意识。

中南民族大学瞿晓琳的《湘鄂西苏区保障农民利益政策述论》一文，是本次会议收到的唯一的关于湘鄂西苏区研究的论文。该文以综论的方式，阐释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湘鄂西苏区实施的一系列保障农民利益的政策和措施，全面分析了调动农民支援革命和参与苏区建设积极性的措施及收到的效果和取得的经验教训等。

三、苏区振兴对策研究

研究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要以史为鉴，关怀现实。老区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天的苏区史研究更是一个关涉革命老区发展的重要领域。本次会议的参会论文从以下几方面对此予以回应。

(一)红色文化的开发与利用

陕西理工大学蔡云辉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一文中，提出川陕革命老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可作为区域振兴发展的一种基础性资源。资源所在地政府应站在大文化、大市场、大产业的基础上，打破行政区域的藩篱，多地联合进行资源的分类调查、整理、整合与研究，并根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具体特点，通过政府统领，多方协调；科学规划，项目引领；借鉴与创新有机结合；多方融资，资金保障等具体措施，携手实现资源优势向产品优势、产业优势的转换，助推川陕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西华师范大学冯军成的《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现状及其提升策略探析》一文，在梳理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的提升策略：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联合积极的社会力量、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坚持知行合一原则，深入挖掘川东北红色文化资源的深厚的历史底蕴、社会底蕴、创新底蕴。汉中市留坝县委党史研究室商稚东的《山区县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现状和对策——以留坝为例》一文，通过个案探讨了革命老区开发和利用红色资源的对策和方案。

(二)革命老区扶贫建议

由于川陕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关系到四川、陕西、甘肃三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川陕革命老区的脱贫和振兴问题亦是本次与会者十分关心的问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姣姣的《川陕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工作的实践与创新》一文，提出在川陕革命老区的脱贫攻坚中，要创新性的建设和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去解决已出现的问题和难题。西南交通大学魏人民、余琼的《实施“互联网+扶贫”加快贫困革命老区脱贫攻坚步伐》一文，认为革命老区地处偏僻、信息闭塞而形成的“信息鸿沟”，是老区人民难以脱贫的一个根本原因。文章提出在今天信息化时代背景下，贫困革命老区需要通过“互联网+产业”“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等精准扶贫的新模式，来加快脱贫攻坚步伐。中共旺苍县委组织部王强的《红四方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旺苍县在川陕革命老区的历史地位与振兴发展研究》一文，关注的是地处川陕革命老区的旺苍县曾经的革命贡献与当下发展的困难及如何振兴的问题。

(三)继承和弘扬革命精神、苏区精神

苏区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川陕苏区精神是苏区精神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革命战争实践中铸就的川陕苏区精神为革命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样在今天也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财富。成都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刘祯贵的《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促进川陕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一文，从苏区精神对川陕革命老区摆脱贫困、实现振兴发展的重要意义出发，畅谈了蕴涵苏区精神所在的红色资源开发与利用问题，如何进一步传承和弘扬苏区精神问题，以及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如何以苏区精神为指导来实现伟大战略目标的问题。陕西理工大学孙武科的《进一步提高川陕苏区精神宣传效果的思考》一文，对继承、发展、大力弘扬川陕苏区精神，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西华师范大学欧阳辰晨的《论川陕苏区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认为苏区精神蕴含着拼搏精神、进取精神、奉献精神和服务精神，这种革命精神对于加强和改进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华南师范大学陈鸿佳的《井冈山精神的亲缘代际传承现状、问题及对策——以井冈山地区十位红军后代为例》一文，则是从革命后代传承革命精神的角度，以井冈山地区十位红军后代为例证，对井冈山精神丰富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同时也指出在井冈山红军后代中，井冈山精神的传承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受到不同条件的限制，这一情况值得我们反思并研寻其深层次的原因。

总体来看，与会论文大多回应了会议的主题，特别体现在此期中共对革命道路本土化探索、制度建设演进的研究和宣传动员的深化解析上，当然一些不在会议主题范围内的论文也很好地呈现了作者独特的研究思维，反映了苏区史研究的全新态势。

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考察；既涉及资料整理和研究方法，又涉及苏区史研究的现实关怀，呈现了很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很多论文选题独特、观点新颖，有的还填补了相关研究的学术空白。

此外，本次会议还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参会者不少都是青年学者，他们的学历与学养和老一辈学者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他们提交的论文受到老一辈学者的肯定。苏区史研究专家何友良研究员在大会总结中，给青年学者以很大的期望，认为苏区史研究后继有人，必将大有可为。

二是本次会议的办会模式。本次会议由多方联合主办，是研究区域化中共建共享平台的建设的一次成功尝试。与会四校的川陕苏区研究团队的负责人探讨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事宜，初步决定为进一步推进川陕苏区的研究，每一至两年由四校轮流坐庄，举办一次以川陕苏区史为核心议题的学术讨论会。这种以四校合作为基础、推进川陕苏区史区域协作的模式，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这对交流学术思想，推进学术研究大有裨益，必将以集团力量高效地推进川陕苏区的研究，全国的苏区史研究也必将受益于这个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