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苏维埃史的研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关注，产生了一大批力作，内容涉及苏区史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苏维埃史的研究与发展，形成了一个学术“高地”。同时，学界还集中力量打造了一批精品，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余伯流、何友良合著的《中国苏区史》，全面勾勒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十年历史的基本轮廓，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苏维埃区域和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丰功伟绩，而且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苏区政权、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建设的重大成就，从深层次上总结了中国苏区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以及中共在苏区时期治国安邦、局部执政的宝贵经验。再如，舒龙、凌步机主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马齐彬、黄少群、刘文军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田延光、张玉龙主编的《中央苏区研究丛书》等论著，既可谓种类繁多、著述颇丰，又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中国苏维埃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此外，海外学者也对中国苏维埃史的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和积极投入，如萧作梁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香提·斯沃拉普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27-1934年)》；金一平著《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德雷克·沃勒尔著《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和全国代表大会(1931-1934年)》等。国外学者的苏维埃史研究虽然立场不同且起步也较早，但多与探索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有关，大多着力在中共的上层政治、政策、方针与路线上。诚然，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既是前人学术探究的智慧贡献，也是进一步深化中国苏维埃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为了进一步拓展党史、国史研究的深度与厚度，有必要对未来深化中国苏维埃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更多的思考和展望。

2012年，国家正式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相对于经济社会领域内实践者的埋头苦干而言，学术界在《意见》出台以后，积极建言献策，作出了积极贡献。当然，学术研究无止境，在中国苏维埃史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学界理应继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有所贡献，继续大力探求与深化中国苏维埃史等方面的学术探讨与研究工作，这也是学界配合苏区振兴发展的应然之路。

一、关于苏维埃革命传播研究的再思考

黎志辉认为，“革命传播的研究视角,是苏区史研究创新的一个方向”。*黎志辉：《革命传播：苏区史研究的新视角》，《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27页。他在分析了革命主体的城乡转换基础之上，对苏区革命的传播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强调革命同志、宣传媒介、日常生活场所均充当了苏区革命传播的基本载体，发挥了传播革命的基本职能，对革命的道路和意义进行了一次较为普遍的社会知识建构，产生了相当积极的意义。应当看到，中共的革命意图一开始并不是在乡村中体现，历经了多次的城市暴动失败以后，中共的组织力量在城市难以立足和发展，进入广袤乡村并不是中共革命的初始意图。不过，一旦中共及其组织力量深入中国农村，发动农民并传播革命理想就成为其不得不开展的一项重大任务。所以说，中共的苏维埃革命传播不仅需要面对从城市到农村的空间转换，更需要直面传播对象的更换。中共是如何唤醒苦难生活中的广大农民？又是如何将苏维埃革命理想植入农民内心并满足农民的革命动机？……这一系列问题铺展在苏区史研究学者面前。厘清这些问题的本源，需要广大研究者的思路回归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革命场域的特定环境中去考量。中共的苏维埃革命传播模式，具有比较典型的全能主义政治特质，使其能够在大众媒介并不发达的乡村传播环境下，获得较为显著的成功。因此，研究苏维埃革命传播的问题，不能仅仅满足于解构中共是如何在落后乡村进行“革命兜售”的，更需要对苏维埃时期的中共是如何将苏维埃革命理想、革命目标、革命手段、革命方法等一系列的链问题建构而成一个系统的体系，同时对该系统的革命传播问题进行一个关联研究，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学术问题域，值得学界进行再思考。

二、关于苏维埃制度选择研究的再思考

何友良在《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一书中考察了中国苏维埃制度的建立过程，同时从苏维埃制度的新替更迭历程中对中国苏维埃制度及其政策绩效进行了评价，反思并探讨了中国苏维埃制度的历史价值及经验教训。*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当然，苏维埃制度这一外来“舶来品”名词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实践，不仅有现实中“救国救民”选择的必然性，又和当时的“世界革命”大环境密不可分，“自觉选择”与“被迫接受”的双重特征显露无疑。就必然意义上来说，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浪潮洗礼下，先后历经了戊戌变法、洋务运动、民主立宪、民主共和等高潮不断的救国运动，都没有能够把中国建设好、发展好，因此以“南陈北李”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眼光投向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建立的苏维埃运动，学习其制度、践行其理念，用于救国救民，“自觉”选择的成分较浓。而就国际国内环境来说，苏联主导下的“输出革命”与斯大林指示下的“把苏维埃移植到中国去”，对中国苏维埃制度的选择影响巨大，加之国内国民党人对共产党的血腥屠杀，人为割裂了国共两党合作建国的可能性，促使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生死存亡之际的革命道路选择的再思考，“被迫”选择的意味也不少。为此，何友良在《求生存，找出路，奠基业——苏维埃革命与中共近百年历程》一文中进一步探讨了中共领导的十余年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近百年历史进程中的影响，以及苏维埃革命在近现代历史中所具备的独特内涵、特质和地位。所以，研究与认识中共的苏维埃革命，一定要遵循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摒弃传统革命史中两极对立的情感纠葛与价值判断，将之置于长时段的历史时空，采取历史研究的一般性原则和方法，以求取得一些客观性之结论。因此，何友良指出，苏维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路被证明不适用之后的再次选择，更多的是中共在生死存亡之际找寻革命替代出路的一种思考，带有比较鲜明的“被迫”性特征。当然，苏维埃革命在中国的现实运动中，除了表现出一定的被迫选择意味，更多的是中共在创建理论、奠立基业过程中的一种主动性思考和作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苏维埃制度无疑是中共在绝境下学习苏联又力求有所不同的一种革命形式，是适应形势变化且历经革命实践考验的重要载体。其实质在于，苏维埃制度不仅反映了中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思索，更体现了中共求生存、找出路、奠基业的艰辛历程，并对之后的中国革命行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因此，关于苏维埃制度的确立过程，必须要注意到中共的“自觉”思考与“被迫”选择，否则就难以描画出中共为中国革命所付出的艰辛奋斗创造过程。是故，以何友良为代表的学界人士对此历程投入了巨大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代表性的成果，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当然，对于选择苏维埃制度的研究而言，尚有一定的研究空间，诸如中共对苏维埃制度的选择与改造、传承与创新等命题，仍然需要学界关注其时代环境与现实要求，既来不得笼统叙事，也不能简而概之，值得学界进行理论再思考。

三、关于中国苏维埃制度的适用性问题再思考

余伯流、何友良在《中国苏区史》一书中对中共苏维埃制度的运用绩效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评价中国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态度应该是一分为二的，既要看到苏维埃制度在中共乡村革命实践中的积极效应，也不能漠视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实践过程中的不适应性问题。*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毋庸置疑，中国的苏维埃制度带有强烈的“仿制痕迹”。苏区时期的机构名称、制度体系、组织架构等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苏联色彩，但是也不能一概而论，制度体系中的中国元素仍然在其中闪耀光芒。像中共这样一个“脱胎”于苏俄的独特性革命政党，它在苏维埃时期的制度体系到底是如何构建起来的？早期的苏维埃制度又是如何在实践中确立起来的？如果说其制度蓝本是来自苏俄，那它的原始形态如何，有何基本特征？苏维埃制度传到中国之后，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哪些传承？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又发生了哪些转向？虽然对此学界已有不少理论解释，但其结论基本都不能令人非常满意，尚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就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的实践过程来说，其适用性问题需要从以下几点进行考量：一是中共对苏维埃制度的采用过程中既有套用又有创造，深刻反映了中共建政救国的自我主体性。当然中国和苏联的国情不同、革命对象不同，革命场域也不同，所缔造的国家政权性质也不尽相同，这一点需要研究者在学术探讨过程中充分予以关注。二是中国苏维埃制度兼具包容性，对资本主义政制否定中有吸纳，最明显且出色的即对现代预算和审计制度的吸纳和使用。三是着力于改变国家与社会、地方、人民的关系，在地方各级政权的构成与运行上，植入了以选举和会议为中心的民主新内容。四是中国苏维埃制度在理论上实际指导了中共的治国理政尝试，局部执政不仅考验了中共的执政方式，也暴露了该制度的不适应性问题。诸如苏联制度蓝本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环境、革命道路的不对应问题，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肃反扩大化问题、阶级关系过于紧张问题、社会活力受制约等问题。因此，理性看待与研究苏维埃制度的中国适应性问题，不光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追求，更应该是中共制度史研究的核心立场。

四、关于川陕苏区研究的再思考

众所周知，川陕苏区是除了中央苏区之外的第二大区域，对苏维埃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对于川陕苏区而言，学术界理应投入更多关注，其研究历程先后走过了以下脉络：一是作为忌讳的川陕苏区研究(1937-1976)；二是逐渐复苏的川陕苏区研究(1977-2000)；三是走向深入的川陕苏区研究(2001-)。*成良臣、傅忠贤等编著：《川陕苏区研究资料整理与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应该说，中共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来，对于土地革命时期不同区域的根据地史的研究呈现出高潮迭起的状态，但是占据着“聚光灯效应”的中央苏区史研究一直处于主体地位，而位于第二大苏区的川陕苏区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其研究成果较为薄弱，不少历史事实随着当事人的相继离世和长时间的历史封存，已变得愈发模糊和生涩，给川陕苏区史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障碍，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苏维埃史的整体研究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川陕苏区研究而言，更应该努力规避党内意识形态的“漩涡”，破除“山头主义”，力求回归真实历史“现场”，以整体性眼光探究苏维埃政权的全貌，从而进一步理清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化认识中共中央领导下的川陕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渊源与脉络，更有利于拓展中国苏维埃史的整体研究空间，进而强化中国苏维埃史的整体性概念。因此，在川陕苏区的前期研究基础上，再思考的过程中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深化川陕苏区研究是尊重历史的必然选择，历史是需要正视的，这应该成为学界的共识。二是推进川陕苏区研究(当然也包括其他非主流苏区)不仅是深化中国苏维埃史研究的需要，是时代的呼唤，更是推动苏维埃全史研究的必然性要求。三是推进川陕苏区研究是丰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需要，也是深化中共党史的必要之举。四是推进川陕苏区研究是配合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现实需要。五是推进川陕苏区研究是革命老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步伐与缩小地区差异的现实需要，是推动革命老区精准脱贫的智力支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性要求。

五、关于苏维埃革命“产生—发展—高潮—转型”的再思考

胡国胜在《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中对苏维埃的革命符号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进行了分析，按“苏维埃”的提出、“苏维埃”的发展、“苏维埃”的终结等三阶段的实践情况展开了讨论。*胡国胜：《革命的符号：“苏维埃”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第115-121页。胡国胜的分析展现了中国苏维埃的简要发展历程，但是这种粗线条式的讨论方式在一个复杂的既往革命活动过程还是显得过于单一。因此，对于苏维埃在中国的发轫情况尚需进一步地开展详细讨论，苏维埃的革命基因来自苏联，其来由与特点是什么，中共对待苏维埃革命的态度如何，其革命理念怎样，为什么在中国农村能够生根落地？“苏维埃”的提出自然有其复杂的背景，它又是怎样在实践之中进一步发展与壮大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迎来高潮，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行的转型，等等。应该说，苏维埃革命口号的提出与实践，不仅有力地促发了国共两党与乡村农民之间发生关系，但两党的乡村政策又各有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对苏维埃革命的发展脉络势必形成深远影响；同时，分布于不同地区的相对独立的中共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之间有什么样的异同之处，苏维埃区域内社会形态如何，与国统区相比有什么样的独特之处，苏维埃转型之后革命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继续开展的，等等。诸如这些与苏维埃革命“产生—发展—高潮—转型”密切相关的学术问题研究不能说没有，学界已经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既往研究中与之相关的成果大多是描述性成果，阐述性成果较少，尚存较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六、关于苏区精神研究的再思考

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国苏区受“井冈山精神”的支配影响，苏区精神的独特地位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苏区干部好作风代替苏区精神的局面一直存在。为此，学界进行了持久的努力，尤其是石仲泉*石仲泉：《中央苏区与苏区精神》，《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77-86页。、郭德宏*郭德宏：《苏区精神的内涵和特点》，《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1-74页。、凌步机*凌步机：《论苏区精神》，《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86-92页。、余伯流*余伯流：《关于苏区精神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第4-7页。、黄少群*黄少群：《论苏区精神》，《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64-70页。等学者围绕苏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展开了系统理论研究，为苏区精神成为中共革命精神链中的一员作出了巨大贡献。学界在关于苏区精神决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精神这一点上达成了高度一致，所以在理论研究上必须要处理好不同苏区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到不同苏区的革命实践对苏区精神的理论贡献。客观地看，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广袤的乡村地区先后建立了十余块革命根据地，且不同的根据地在苏维埃政权建设、红军发展及社会建设等方面有着诸多不同的做法，其不同的实践经验对于孕育苏区精神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理应区别对待。当然，这又以中央苏区最有代表性，因为中共的党政军领导集中在中央苏区，对中央苏区各项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多有发轫，为孕育和形成苏区精神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其他苏区的创造性做法也为丰富和发展苏区精神提供了补充。因此，研究苏区精神不仅要重点关注中央苏区的理论贡献，也要关切其他不同苏区的实践经验，为苏区精神提供一个较为广阔的研究“场域”。诚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对苏区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概述，但仍然需要对其他苏区的精神贡献进行再研究。因此，学界还需要对苏区精神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科学的界定和鉴别，实事求是的研究全国不同苏区对苏区精神的理论贡献。学界前期有关苏区精神研究的样本大多来自中央苏区的实践，虽然中央苏区在全国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中处于主导地位，尤其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更是奠定了中央苏区的核心地位，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否定其他苏区的具体实践。更重要的是，中共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革命征途中不是一开始就找到正确道路的，不同的苏区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方法，为中共革命精神的锻造奠定了广泛的实践基础。所以，研究苏区精神更应该在学科建构、知识体系、核心概念、基本内涵、外延影响等方面进行科学界定和鉴定，不能只做宣传苏区精神的简单动作。

七、关于苏区史研究再思考的学术立场

何友良在《苏区史研究的视野扩展、方法运用与未来发展》一文中谈到：“一批青年学者，在其论著中，提出对以往习用的革命史范式的质疑，认为历史如果只按照革命史的方式进行解释，会化约和遮蔽许多问题。”黄琨、陈德军、饶伟新、杨会清、万振凡、游海华等人，则“共同表现出颠覆传统学术范式、抛弃宏大叙事、创新研究路径的探索精神，其研究成果不无创见、值得关注。他们注重吸取西方理论营养，寻找历史细处史料，以相当扎实的实证个案推进了苏区史研究。”*何友良：《苏区史研究的视野扩展、方法运用与未来发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4期，第58页。当然，仅有这些研究成果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好苏区史的复杂历程。客观地看，既往学术界中大量学术成果的研究思路还是局限于传统革命史观之中，学术范式较为陈旧，大多停留于意识形态的“宣教”之“漩涡”，对苏区史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普及推广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苏区史研究的障碍，致使苏维埃史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学术说服力和理念解释力，这也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苏区史的研究立场之根本原因。对于既往苏区史的研究成果来说，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较为粗简的线条式梳理，遵循“自上而下”的传统革命史观；二是夹杂着大量的低水平、重复性的反复论述，无益于苏维埃史的深化研究；三是按照“政策——效果”的单向度开展研究，存在简单化倾向；四是过于关注党内上层的宏观动态，缺乏对革命历程中的微观细致审视，较少关切农民在苏维埃革命进程中的情感变化，从而导致苏维埃史研究陷入困境。因此，新形势下苏维埃史研究一方面要努力规避传统革命史观的影响，另一方面还要不断重塑中国苏维埃史研究的学术立场，开启中国苏维埃史研究的崭新篇章。所以，中国苏维埃史研究再思考的学术立场必须抛弃传统革命史观的掣肘，不断更新历史观念，导入新型研究范式和研究立场，重视不同苏区之间原始史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关切不同区域的革命样态，致力于苏维埃史的差别化和细致性探究，力求写实苏维埃史的宏观、中观及微观不同层面的革命表征，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苏区政治社会化的历程中，关切中共的政策与主张在乡村之中的契合度，从而突出观念史与社会史的互动交织过程及其意义。此外，中国苏维埃史研究再思考不能过多地陷入意识形态领域的“漩涡”，还需要借助于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传播学、比较学等学科知识的力量来进一步深化和细描中共乡村革命史的历史变迁，从而检验学界既有成果的合理性及其不足，进一步深挖苏维埃史的张力与界限，提升苏维埃史研究的说服力和解释力，最终提出苏区史研究再思考的“新概念”或者“理论框架”，从而树立中国苏维埃史研究再思考的崭新学术立场。

八、关于苏区史研究再思考的学术方法

饶伟新*饶伟新：《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121-128页。、杨炳章*[美]杨炳章著，郭伟译：《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何友良*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等学者尝试着开展了运用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新方法观察苏区史研究的先河，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学术研究成果，拓展与丰富了苏维埃史的研究方法。应该说，既往学界的研究成果，已然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实现了一定意义上的基本转向：一是更为重视探究与剖析苏维埃革命运动背后的历史环境与时代背景，深入研究了乡村社会革命的发生机理，更加关注革命的微观动态，有力地拓展了苏维埃史的研究空间；二是更加重视了国民党史的阐述与研究，力求实现中共革命史与民国史的融会贯通，在国共双方的比较分析中达成会通式研究之效果，从而提升研究的力度和广度；三是更加重视了多学科交叉方法的研究运用，采取了多角度的研究视野，细描了苏维埃史的发展历程。当然，不论实现何种转向，历史研究方法都离不开对史料的多维解读与分析，中国苏维埃史的研究方法也不例外。中央苏区研究的历史实践材料，相较于其他苏维埃区域，存世的并不少见，在各大档案馆、博物馆、地方史志办中都有存史，史料汇编材料也出了不少，同时其他苏区也对革命史料表现出了相当重视的态度，在组织机构和人力物力财力上投入巨大，实现了对党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出版和保存的资料汇总也不可谓不少，为苏区史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学者应星认为“我们需要用社会结构的眼光对各种党史资料和地方史资料进行仔细地解析，才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此种见解，无疑是苏区史研究方法中的一股清流。但应该清醒看到的是，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既有学习苏联方面的上层建筑的借鉴过程，同时又有一个面向底层农民的下沉过程，因此我们研究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不仅需要对既有史料进行梳理研究，同样也需要深入广大城市、乡村、厂矿“走走党史”，*“走走党史”是由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教授提出并积极倡导的研究方法。自1997年以来，他不顾年事已高，基本走完了长征路。2006年由石仲泉撰写并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长征行——“走走党史系列”》，正是他“走出书斋，走走党史”的学术结晶，被他称之为“走走党史”的“第一桶金”。以求尽可能多的获取有关苏维埃革命发生场域中的原始档案材料，从而顺利“进场”，进一步开展好苏维埃史的相关研究等工作。当然，“走走党史”，重点不在“走”，而是在于“悟”，通过收集包括但不限于原始革命档案材料、地方县志史志及相关口述未刊历史资料等，达到充分了解与掌握苏维埃区域内革命发生的场景、革命理念的传播状况、革命面临的困境及其应对策略，进而窥探与感悟中共早期苏维埃史的复杂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化中国苏维埃史的再研究方法也应该大抵如此，一方面注重采取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摒弃传统革命研究范式；另一方面要运用更为广阔的史学视野，打通苏区史与民国史的会通研究。同时，走出书斋，深入田野，更加关切革命底层民众的情感变化，将苏区史研究推入一个更加宽阔的天地，苏维埃史的资政育人功能才能够得到充分体现。

概而言之，中国苏维埃史若干问题研究的再思考，绝不是要否认前人的研究成果，更多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对中国苏维埃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进而强化对中共的苏维埃革命传播场域再认识，深刻把握中共选择苏维埃制度的“自觉”与“被迫”双重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和探究苏维埃制度的适用性问题，从而理解苏维埃革命“产生—发展—高潮—转型”的革命样态，进而正确区分与对待中央苏区与川陕苏区等其他非主流苏区之间的关联，增强苏维埃史研究的整体性观念，为苏区精神研究的全域性提供区间和“场域”。与此同时，中国苏维埃史若干问题研究的再思考，不仅需要培育更多的问题思维，还需要进一步对不同苏维埃革命发生区域内的研究资料与研究内容上的挖掘与整理，自然也需要对苏维埃史研究立场和研究方法上的整合与重塑，从而推动中国苏维埃史研究的整体性进步，打造一个区域性地方革命史的研究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