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藏到的两本日刊杂志《无产阶级科学》，分别出版于1931年春夏。很巧合也很有意义的是，这两本刊物都刊有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的准备会议文件，具有较高的文献和研究价值。

一、“一苏大”准备会议文件的产生

“一苏大”的召开，在中共历史和人民政权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一苏大”的准备会议文件，无疑是“一苏大”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客观环境的复杂多变乃至于十分恶劣，“一苏大”从筹备到召开的过程十分曲折。如是情形下相关文献的产生及其传播，自然也极为不易。

党的“八七”会议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中共中央对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认识也迅速提高。1927年8月20日，毛泽东代表中共湖南省委致信中央，要求中央放弃“国民党旗子”，领导人民开展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1页。但在当时，中央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重大问题的严重性。8月21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仍然强调：“本党现时不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城市、乡村、军队之中都是如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8页。然而，革命形势发展之快出乎预料，暴动之后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等问题日益突出，也亟待中央提出大政方针。因此，9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旋即转变了态度，明确提出：“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70页。1927年11月、12月，海丰陆丰和广州分别建立了苏维埃政权。1928年3月10日，中央通告进一步指出：“必须在政治上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民主独裁的政权——工农兵苏维埃。”*《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49页。

到1929年底，广东、江西、湖南、海南、福建等省不少地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着苏维埃政权建设如星火燎原般地不断扩大，统一指导中国革命、加强各地苏区的联系、建立全国性的苏维埃政权，逐渐成为一项迫切的重大任务。随着建立统一的民主新政权条件的不断具备，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9年10月26日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阀所抛弃的区域里，要取得并且巩固自己的力量。凡是群众农民革命斗争生长和扩大的地方，都要去创造苏维埃区域。现在已经有的苏维埃区域里，应当积极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武装农民，建立苏维埃。”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同意共产国际来信的指示，进一步提出“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等主张。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先召开一次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2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第六十八号通告，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1930年5月20日，经过3个月的准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文件，大会主席团议定在当年11月7日召开中国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建立全国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府，并发出《号召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为了筹备召开中国工农兵贫民会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特邀请全国45个单位派代表组成“一苏大”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中准会”。同时，大会主席团还决定，在中准会正式成立之前，由中共中央等9团体组成中准会临时常务委员会。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9日又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开展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宣传运动。中准会临时常务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研究、开展筹备中准会全体会议的各项工作，包括联络各方、起草文件、宣传鼓动等。7月23日，中准会举行第一次临时常委会议，通过了中准会《工作计划大纲》等。

1930年9月12日，中准会全体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准会临时常委会工作报告、政治宣言、“一苏大”选举条例及议事日程、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等；并讨论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劳动保护法》《暂行土地法》等重要文件。*梅黎明主编：《伟大预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在这些文件的起草工作中，周恩来付出了大量心血。从文件内容到形式，从总则到具体条款，他都提出了许多明确而又具体的意见，并对会议文件进行了反复修改。向忠发、罗章龙等，也经常关注、指导和参与文件的起草、讨论与修改工作。在筹备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过程中，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等参加了大会各项主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不幸的是他们都先后壮烈牺牲了。除了他们之外，牺牲的中准会工作人员、共产党员，还有20多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一苏大”的准备会议文件，可以说是用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可谓是弥足珍贵。

二、日刊“一苏大”准备会议文件内容及来源

对于日本杂志《无产阶级科学》，我们了解不多。大略知道，它1929年1月25日获准创办，同年11月5日创刊，由日本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编辑出版发行。每月1期，时有增刊。主要发表马克思主义、苏维埃、无产阶级革命方面的研究成果。《无产阶级科学》创刊当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经济大萧条殃及出版业，此刊运营相当困难。有关资料显示，其约终刊于1934年。

现收藏的这两本《无产阶级科学》杂志，一是出版于1931年3月1日，刊中辟有“中国革命栏”，由日本中国问题研究会组稿。专栏中刊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土地暂行法》、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期预告，以及江西省苏区的治安、苏维埃青年先锋队、六安和霍山苏区的白色恐怖横行等稿件，还有纪念上海工人三月暴动四周年的文章等。在“中国革命新闻”小专栏中，刊有红军征战、白军围剿苏区的12则消息，以及红1军、红2军、红7军、红13军、红16军战历与战绩。另一是1931年7月15日出版的《无产阶级科学》(临时增刊)，即“无产阶级革命与苏维埃研究专号”。它主要是列举了中华苏维埃的相关文献目录，并刊载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案——苏维埃建设条例》《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红军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济政策草案》《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草案》《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议决草案》《湖南湖北西部特别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共中央对湖南湖北西部特别委员会来信中提出的问题的解答》以及阮啸仙著《怎样树立与巩固苏维埃的组织》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和论著。

日刊刊载的这些文献的真实性毫无疑问。那么这些中准会研究通过的为“一苏大”讨论准备的文件及相关文件是怎样外流的呢？日刊又是怎样得到这些重要文件的呢？据有关专著介绍，中共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发表了《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的通知》后，又陆续发表了中准会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的根本法大纲草案等文件。经查考，日本《中国共产党报刊研究》一书列举了《红旗日报》的部分要目。据不完全统计，与这次大会准备工作相关的文件、文论就有20多篇(份)。*藤田正典编：《中国共产党新闻杂志研究》，日本東京アジア经济出版会1976年版，第104-105页。尽管如此，由于《红旗日报》刊发中华苏维埃的文章与文件以及言论不够多，曾被江苏省委认为对“苏维埃宣传很少”。客观地看，虽然刊发苏维埃的稿件不够多，毕竟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为后世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2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00页。如第2号发表了“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第三次常务会议”，第11号发表了社论“为建立中国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第12号发表了中央准备委员会临时常务委员会的“希望各革命团体参加”的文章，第28号转载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紧急通知”，第30号发表了拥护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与建立全国中央苏维埃政权的社论，第36号发表了“全国苏维埃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经过”的报道以及社论“论如今全国苏维埃大会的运动”，第40号转载了中共中央关于“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的要求，第52号发表了《中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布告》，第52-55号连载了《中国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据此可知，这份报纸的这些报道可能是《无产阶级科学》的文献来源的重要渠道之一。

1931年3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创刊号发表了准备提交“一苏大”讨论通过的4个法令草案，即《劳动法草案》《土地法草案》《关于红军问题决议案草案》《经济政策草案》。*李新、陈铁健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7页。7月的“临时增刊”透露，其所刊发的“一苏大”准备会议文件是根据3月9日《红旗周报》编译的。但同年3月1日出版的日刊《无产阶级科学》，时间早于《红旗周报》创刊，显然这份日刊所刊载的苏维埃文献不是从《红旗周报》中获取的。特别是日刊中所译载的共产国际的四份文件，中共曾于1931年1月25日在中宣部的《国际路线》一书发表。毫无疑问，这两份日本月刊所载文献，成为中华苏维埃文献中稀见的重要的海外版本。

当年，《红旗日报》办报十分艰难，初创时为对开大报，最高销量达一万两千多份。自从1930年9月25日刊登加紧准备全国苏维埃大会的通知后，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9月26日晚其印刷所即遭到破坏，有17人被捕。9月27日起被迫紧缩篇幅为4开小报，10月27日继续紧缩为16开小报。直到1931年1月才恢复到4开的篇幅。报纸容量很有限，有些重要文献不能全部登载。因此《无产阶级科学》发表的以上如此多的长篇幅文件，如共产国际的文件等，不可能完全通过《红旗日报》这张小报传递出去，其所载文献必有其他来源，如苏联有关报刊等。事实上，苏联报刊也是日本获取中华苏维埃动态的重要信息源。1930年，日本出版的《苏维埃中国的成长》一书中收录的介绍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文章，就译自当年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

三、两本日刊的文献价值

第一，具有珍贵的版本价值。两本日刊杂志所刊发的“一苏大”筹备过程中的一些文件，以及其它相关文件，为我们留下了可供研究、佐证珍贵文献的海外版本。至今，我们还未发现正式出版的“一苏大”准备会议文件的汇编本，也没有发现其他国家出版过这么早、文献又如此丰富的“一苏大”准备文件的出版物。因此，此刊版本价值的确不菲。例如，在《无产阶级科学》临时增刊中，所刊发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案——苏维埃建设条例》《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决议案》，即中文版本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案——苏维埃建设条例》《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决议案》，都制定于1930年8月。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收录了这两份文献，并都注明根据1931年指南针版《国际路线》刊印。这两种不同文版的文件，唯一的不同点在于标题中有无“东方部”。而有无“东方部”，则反映文件制发机关单位与层级不同。对此，是翻译的差异，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有待研究。再如，以上两种文版的《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其内容一致，但日刊版中多了一个注解，即注明这是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后补发的文件之一。这给我们一种提示，即在1930年9月24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补发了这一文件。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共产国际的这份重要文件，于1930年11月15日才收到。这时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结束。于是，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向有关单位补发了这一文件。这也是日刊注解的由来。不仅如此，日刊文献的意义还在于说明了中文版注明文件收到时间的含义所在。从文件内容角度看，准备会议文件中的宪法草案、红军问题草案、经济政策草案和劳动法草案等，经过“一苏大”讨论研究，都作了较大程度的修改。

其实，修改越多，越说明准备会议文件版本有特殊的档案文献价值。特别是，《无产阶级科学》中刊登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议决案》等4份重要文件，与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所收录的同一份文件比对，除个别词句有差异外，其内容完全一致。这说明，《无产阶级科学》所发表的这些文献版本具有很强的可靠性。

第二，含有稀见的史料价值。两本日刊杂志刊载的这些文献，客观记述了“一苏大”筹备召开的历史进程及其重要成果。不可忽略的是，由于当年环境恶劣、战火纷飞，档案文献保存极为困难，许多文献已经毁于战火，或被有意销毁，流传后世的极少，有的甚至国内无存。两份《无产阶级科学》中刊载中华苏维埃高层面的文献资料，3月刊有38页、7月专号有80页，共计118页，约有十几万字，史料十分丰富。比如，它们所刊载的《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全文，共4章18条，并配有各级准备委员会全部系统组织图一张。这份重要文件，也是1930年9月12日召开的中准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会议文件。而这份重要文件，前所未见，或者说，在许多早期中华苏维埃问题专著或刊物中都未见登载。为此，笔者翻阅了《红旗日报》要目，都不曾见到这方面消息的报道。日刊所刊发的这份文件不仅内容完整，而且刊发时间十分接近制发时间，确实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史料价值。再比如，关于“一苏大”召开的预定日期。3月号日刊披露：原定1930年11月7日的开会日期，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的猛烈围剿苏区，各地代表难以到会，不得不延期到1931年2月7日。并且强调，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明确指出：2月7日这个会期绝不再延期。然而，由于形势严峻、联络不便、准备不足，“一苏大”并未如期举行。但从中可以看出，大会准备委员会的决心与信心。中国编辑于1930年五卅运动五周年纪念日的专著《中国苏维埃》，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而此书的全部目录也收录在1931年7月这本《无产阶级科学》临时增刊之中。所有这些文献，都是研究中华苏维埃运动发展，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理论、实践和传播历史的稀有珍贵史料。

此外，7月的《无产阶级科学》临时增刊中还提到，在准备召开“一苏大”的过程中，曾出版过《中国苏维埃(第一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及其来信》两本书，并分别列出了书中收录的文献目录。《中国苏维埃(第一集)》收录了10份中华苏维埃文件，包括：1.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主席团关于召开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2.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布告；3.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条例；4.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苏维埃区域选举条例；5.中央准备委员会发给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各大群众团体关于选举运动的公文；6.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事日程(预定)；7.中国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大纲草案；8.劳动保护法；9.暂行土地法；10.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及其来信》则收录了8份共产国际文件，包括：1.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通过)；2.中国共产党最近的组织任务——共产国际东方部议决案(一九三○年八月)；3.中国共产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任务共产国际东方部提纲草案(一九三○年八月)；4.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议决案(一九三○年八月)；5.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决议——苏维埃建设条例(一九三○年八月)；6.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收到)；7.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苏维埃区域土地农民问题的决议——一九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收到)；8.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收到)。这8份共产国际文件，后来全部收录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之中。问题是，在此前，我们对于这两本文献汇编闻所未闻，也查不到任何相关资料，不知现在是否还有遗存，这有待进一步查考。

第三，富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这两份日刊先后共刊发了6份“一苏大”准备会议文件，除《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大纲》外，其余5份都是“一苏大”准备讨论、通过的法令、政策文件。这几份准备会议文件，在提交“一苏大”讨论后，均作了大量修改。一方面，是文件层次结构上的修改。如宪法方面：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9条，修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7条；劳动法方面：由《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草案》8章63条，修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12章75条；红军问题决议案方面：由《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红军问题决议草案》6条，修改为《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红军问题决议案》8条。另一方面，在法令、政策等重要问题的表述上，上述5份文件也作了许多重要修改。如宪法文件，“一苏大”的准备文件主要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全中国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及其制定根本大法的七大重要原则，没有宪法条文，而“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不仅强调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新政权，而且也强调了根本法的任务在于保证苏维埃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在全国的胜利，由工农民主专政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明确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性质，以及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民主权利等，提出若干宪法条文。修改通过后的根本大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雏形。这些经过“一苏大”讨论修改并通过的文件，表述更准确，要求更明确，更具操作性，也更为完善一些。换言之，通过对准备文件、正式文件不同版本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重大法令、政策与举措的形成过程，这对于开展相关学术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3月出版的那本日刊中，还刊登了一张极为罕见的江西工农银行拟发行的一元纸币图片，图样中有马克思、列宁的肖像。这一纸币图片，实体是“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苏维埃一元纸币。中华苏维埃文献收藏家洪荣昌的专论，曾经提及这张纸币图片最早见于苏联莫斯科版的《苏维埃中国》。但该著作直到1934年1月才出版，比这本日刊晚了两年之多。而据《无产阶级科学》图中文字推测，上期该刊发表了这张纸币的文字消息，即在此纸币印制后两三个月内就出现在日刊上。更值得研究的是，这两本日刊中所刊载的部分重要文件，1931年1月15日成立的苏区中央局都没有及时收到，直到1931年10月11日，他们还电告中央，请求：“苏维埃组织法及宪法草案大纲，请中央起草电拍”。随后，于当年11月5日，即于“一苏大”召开前夕，中共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发出第七号电报，电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梅黎明主编：《伟大预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第85页。日本刊物能在此种情形下迅速获得重要信息并公开刊发，以及接连不断地及时报道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新进展，首先在日本，同时在更大范围内，使更多的进步人士了解与认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形势，扩大了中华苏维埃运动以及这一新型民主政权的国际社会影响。这在当时中共对外宣传工作基础十分薄弱的时期，日刊宣传的客观作用与影响都显得积极有力。

总之，作为迄今发现最早的两份日刊《无产阶级科学》所收录的“一苏大”准备会议文件及相关文献，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珍稀的“一苏大”文献海外版本，颇具收藏价值；而且其丰富的筹备工作性文件、法规和政策性文件见刊速度、刊载数量，都十分惊人，即便是国内刊物也难以比肩；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们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进展和中国革命的介绍和宣传，扩大了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国际影响，这就进一步凸显了它们的珍稀，从而更值得继续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