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召开的二七陂头会议，是一次在中央苏区史乃至中共党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对于这次会议，史学界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过许多研究文章。笔者与余伯流于2001年合著出版的《中央苏区史》，对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会议经过与内容、重大意义与不足等，亦有较详细论述。近来再次研读有关历史资料，发现史界(包括笔者自己)对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经过及其重大影响的研究与论述还不够全面，尤其是对于这次会议对毛泽东和红四军前委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施和实现所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研究不深。现将笔者对此次会议一些新的研究心得略述于下，与各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一、为实现“一年争取江西”计划作出具体行动部署，是毛泽东决定召开二七会议的更重要原因

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为什么要提议召开二七会议？史界以往的论述，多认为是因赣西党组织领导人和红六军军长黄公略与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张怀万)之间，在指导赣西斗争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意见分歧，派出代表前往红四军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了解情况后，遂决定召开这次联席会议，帮助解决问题，赵云云论文*《试论“二七”陂头会议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2009年6月23日)，见吉安青原东固红色旅游网:http://www.crt.com.cn/news2007/news/qyhsls/2009/623/09623165845I20A92A05DC240E3731I.html。即主要持这种观点。任重、诸山论文*任重、诸山：《毛泽东与二七陂头会议》，《毛泽东思想研究》2006年第2期，第139-142页。则认为二七会议是毛泽东为帮助解决赣西南地区土地斗争中出现的问题而召开。毫无疑问，这都是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主要原因，更不是唯一原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为坚决实现红四军前委头年4月在瑞金向中央郑重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计划，毛泽东希望通过召开这次会议作出具体部署，采取切实行动。

1929年3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占福建长汀城。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城辛耕别墅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作出红军在闽赣边界20余县建立新的割据区域战略决策。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从长汀返回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从井冈山撤退前来赣南游击的红五军会合，并在瑞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4月5日，毛泽东在瑞金致信中共中央，详尽分析当时全国局势、比较赣浙闽三省革命主客观条件后，“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信中陈述的理由是：“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江西朱培德、熊式辉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党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团、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页。数天后，红四军、红五军离开瑞金前往于都发动群众。“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页。这次决定是毛泽东在于都县城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赣南特委和中央军事部巡视员罗寿男参加的联席会议上作出的，其内容是决定红五军从于都经信丰、崇义等县返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红色区域；红四军3个纵队分两路在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开展游击活动，帮助发动群众，建立赤色武装和红色政权，以迅速打开江西革命新局面。

但红四军仅在于都、兴国、宁都3县活动1个月，就应中共闽西临时特委书记邓子恢请求再次入闽，帮助开辟建立闽西红色区域。红四军离开赣南入闽后，“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施受到严重影响。

在此期间，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一度对革命形势右倾悲观，公然散布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提出的“一年争取江西”计划不可能实现。在红四军前委1929年5月18日召开的瑞金壬田会议上，林彪当着毛泽东的面说：“你这个估计不正确，我根本不同意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湖南你再说不行，湖南人他愿意当兵，我们这个队伍到湖南就扩大了队伍；我们队伍一到江西，没有老百姓愿意当兵；我们到福建，福建当然有苏区，但是也没有人愿意当红军。红军根本就不能扩大，怎么还说要夺取江西一省？不能作这个估计，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打南昌？敌人有一个旅、两个旅尾追，我们就要避免作战，搞得我们马不停蹄，我们还要夺取南昌，夺取江西？这是高调，我不同意。我的主张还是要把队伍分散了去打游击，看一个时候，看一个很长的时候，看看有没有希望。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打游击，争取群众，扩大声势，以后再说。”*《陈毅元帅生前的最后回忆——谈井冈山时期的林彪》(张明金录音文稿整理)，孙伟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史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页。毛泽东在会上很耐心地说服林彪，可林彪就是不服，会议不欢而散。在毛泽东看来，林彪不相信、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计划，实质是怀疑中国革命高潮能否迅速到来，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发生动摇，是对革命前途悲观。事实上当时在红四军中与林彪持相同观点的人还有不少，这让毛泽东深感忧虑。为帮助林彪乃至全军指战员提高认识，坚定革命必胜信念，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在上杭县古田协成店，以给林彪复信形式，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信中对林彪说：“我要提出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我从前颇感觉，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的这个观点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中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553页。毛泽东接着批评说：“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7-98页。为了进一步帮助林彪和红军指战员赞成和支持“一年争取江西”计划，毛泽东在信中再次引述了红四军前委1929年4月5日在瑞金给中央的报告中对江西革命形势的分析和提出“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理由。毛泽东在信中说：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页。

在毛泽东看来，“一年争取江西”计划能否如期实现，关系到党内军内同志们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信念的坚定，至关重要。这一计划，是无论如何要让它早日实现的。然而，毛泽东给林彪写的这封信，还只是从思想理论上帮助林彪和红四军指战员树立和增强“一年争取江西”的信心，坚定革命必胜信念；而更重要的是必须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要用江西全省革命胜利的事实来说话，用事实来证明“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正确，证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断的正确，证明中国革命走“以乡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正确。

1930年1月下旬，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返回江西。毛泽东很快发现，自红四军1929年5月中旬离开赣西南的半年多时间中，赣西南尤其是赣南革命形势虽有发展，但不尽如人意，离预定目标差距甚大。于是，1930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宁都县东韶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各纵队分散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斗争，扩大红色区域，推动赣西南革命斗争加快发展。时任中共红四军军委委员、代理军委书记、代理军政治委员的熊寿祺，在1930年5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到：此时红四军前委“对时局估量是更开展了，蒋阎战争爆发在即，两广混战仍然相持，金贵银贱，蒋政府危机加重，军阀混战益形扩大。遂决定要计划夺取江西全省。我们未接到中央指示，不知道全国工作布置。我们认为在目前局势中，全国有一省或两省首先胜利夺取政权之可能，在南方各省中，我们以为首先胜利的省份便是江西，江西的主客观条件都有这种可能”*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56页。。如何充分利用当前这一对革命极为有利的局势，迅速打开江西局面呢？经过研究，红四军前委遂在永丰县藤田“写一长函说明目前局势的开展及国际国内的革命怒潮和中央六十号通告的精神，以及目前应计划夺取江西的任务，致赣西赣南两特委和红军五军二、四团，发起召集二月十号东固联席会，并提议赣西南此时应开一代表大会。此通知发出去后，前委派代表三人组织代表团赴陂头赣西特委处，遂提前于‘二七’在陂头开赣西特委，四、五、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56页。。

熊寿祺的上述报告充分说明：毛泽东决定召开二七陂头联席会议的主要原因是要充分利用当时大好局势，努力推动“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施。当然，尽快解决赣西党组织和红六军领导人与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之间在指导赣西斗争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的意见分歧，也是促使毛泽东将原定2月10日召开的联席会议提前至2月7日召开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些意见分歧不解决，势必严重影响“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施。

了解上述背景，有助于对二七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和重大历史意义有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似乎可以说：即使赣西党组织和红六军领导人与江汉波之间在指导赣西斗争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没有什么意见分歧，毛泽东也要召开这次会议，只不过这次会议的召开时间不会提前到2月7日罢了。

二、二七会议后在兴国县城冈召开的赣南工作会议，是二七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

赣南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如何，对于“一年争取江西”计划能否如期实现至关重要。红四军前委原定出席二七会议的人员，应有中共赣南特委代表。但是，由于天下雨河水上涨，赣南特委与会人员不能渡河赶到陂头出席会议。于是，毛泽东等决定“改开赣南工作会议解决赣南问题”*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56页。。

对于赣南工作会议召开的地点，当年曾任中共盘古山特委书记的徐复祖(化名刘义顺)，在其回忆录《一九三○年的艰苦斗争》一文中写道：“接到特委通知要我到兴国城冈出席‘二七’会议，也不提会议的内容，只绘了一张路线图是由于都禾溪埠、茄子坳、狗径、琵琶垅、桥头到城冈……我由桥头赶到城冈，‘二七’会议已经结束，墙壁上和柱子上的标语被撕下了，但也未尽撕去还留有什么‘逃跑主义’‘农民意识’‘保守主义’等字迹隐约可见。”*徐复祖：《一九三○年的艰苦斗争》(未刊稿)，抄写件藏于都县博物馆。徐复祖所说的“二七”会议，实际就是二七会议后召开的赣南工作会议。他是因为路途较远而未赶上参加的。

对于赣南工作会议的具体情形，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少有提及，更没有深入研究。现在我们只看到1930年4月5日写给中央的《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中有详细介绍。张怀万在报告中写道：“赣南工作会议于十五号开幕，到会的有赣南各县区的负责同志三十余人。出席参加者，赣西南特委常委全体，前委毛泽东、熊寿祺、宋裕和、黄公略，省巡视张怀万，共四十人左右。会议主要内容，亦即政治报告及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行动等问题。讨论情形结果，除同意联会全部决议，关于赣南不同的情形亦有讨论。”*《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1页。

“赣南不同的情形”包括哪些呢？

第一，毛泽东、刘士奇等严厉批评了赣南一些党组织存在的严重右倾、保守错误，认为：“赣南同志，尤其兴国县同志，大部分负责者、活动者，都为地主富农分子，故过去对于抗租债，均有拖延不理的表现。土地革命则借口六次大会之决议认为是宣传时期，而非实行时期，又在去年上年朱毛离开兴国，二四团亦他往，兴国到有大批反军，勒令每家农民门口张贴肃清朱毛李(即二团李文林)段(前四团团长)的标语，地方党居然命令同志及群众照写，结果群众被牺牲者至三四百人之多，妥协，投降，无耻已极。然当地党部则自命这是严重时期的一个保全组织的策略。”*《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01页。会议指出上述问题“为严重的错误，且是无耻的投降，并决定开除几个主要人党籍。同时指出反抗租债，反分土地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反革命的错误亦决定开除几人。共计开除六人，处分十余人”*《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01页。。至于会上开除了哪六个人的党籍、给予哪些人党纪处分，则未有资料记载。

第二，讨论决定了赣南革命斗争的重点发展方向和路线。中共江西省委此前曾规定赣南三个发展路线：一由赣州、兴国向北发展，取得与赣西的联系；一由赣州经南康向大庾发展，取得与广东南雄的联系；一由赣州向雩都、瑞金、会昌发展，取得与闽西的联系，其工作的主要中心城市为赣县(即今赣州城)。这种工作布置体现的是以城市和工矿为中心。“赣南会议决定根据联会精神成立南路行委于雩都(赣县以东)，其发展路线主要的则定为向瑞金取与闽西联系，次要为南雄路。赣县成立县委。其他问题都同于联席的决议。”*《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201页。在毛泽东指导下的这种赣南工作新部署，体现的是以乡村为中心，是以实现“一年争取江西”为目标。

由此可见，二七会议后的赣南工作会议，应是二七会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

三、二七会议对“一年争取江西”计划实施的巨大推动

二七会议对“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首先，二七会议明确了江西(主要是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的近期目标。会后于2月16日发布的《前委通告第一号》明确指出：“世界革命高潮要随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运动中爆发，中国的革命高潮很快地要到来，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都比各省要成熟。”*《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1930年2月1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72页。赣西南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因此更加明确了前进方向，受到了极大鼓舞，获得了推动革命前进的强大动力。

第二，二七会议为实现“一年争取江西”计划提出了明确、具体的任务和措施，这就是：“①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②深入土地革命；③扩大工农武装。”*《前委通告第一号——联席会议的结论并宣告前委成立》(1930年2月1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72页。在组织领导方面，会议决定成立统一领导赣、闽、粤、湘、鄂红色割据区域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共红军共同前委，以毛泽东为书记；同时成立统一领导赣西、赣南革命斗争和苏维埃区域的中共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并在中共赣西南特委之下先后成立中共中路、东路、西路、北路及赣南东河、西河行委，使“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施有了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第三，二七联席会议主席团于2月14日发布通告，明确提出了“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前委赣西特委五六军军委联席会议通告第一号——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1930年2月1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66页。的行动目标和宣传动员口号，并且制定了夺取吉安的军事行动计划、行动纪律及财政政策、动员群众的方法措施等。

第四，为推动赣西南地区土地分配工作迅速而又深入展开，会议讨论通过了《赣西南土地法》，提出了土地斗争“一要分，二要快”的口号，使土地的没收和分配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第五，对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军事行动作出部署，以红军军事行动的胜利推动和保障“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施和实现。特别是1930年3月18日，毛泽东主持红军前委在赣州城郊楼梯岭召开会议，会后发出《前委通告第三号——分兵争取群众的意义及工作路线》，部署红四、五、六军1930年四、五、六3个月在赣西南和湘赣边、湘鄂赣边实施为期3个月的分兵，帮助地方发动群众，建立扩大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该通告总结了红军以往分兵行动的经验教训，对此次分兵发动群众的指导思想、工作要求以及红军党部和地方党部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七会议对推动“一年争取江西”计划实施的实际效果如何呢？

赣西和湘赣边自1929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共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领导下，革命斗争原本就发展较快。革命武装建设方面，1929年8月，延福地区的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和北路游击第二大队，在油田七里村合编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三纵队，约500人、400支枪，并于同年底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团，刘铁超任团长，罗万任党委书记，陈伯钧任参谋长；1929年11月15日，罗炳辉率领吉安靖卫大队4个中队500余人，携带500余支枪*以往史料记载参加起义人员180余人、150余支枪。但罗炳辉1937年写的《我的经历》自传中说，他所在的吉安靖卫大队有4个中队，每队140余人、枪120支。这4个中队都参加了起义。这里采用罗说。和一批弹药、经费，从吉安值夏开往赤区新圩，起义加入红军，改编为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五团，罗炳辉任团长，匡一心任团政治委员，金万邦任团政治部主任。至1929年11月，赣西工农红军发展到有枪2000余支，另外地方武装也有枪1000余支。中共赣西特委领导赣西革命武装和工农群众发动了攻打吉安城行动。1930年1月，在彭德怀、滕代远和红五军帮助指导下，赣西工农红军合编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军党代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8月成立延福区苏维埃政府。分宜、安福等县边界地区相继建立区、乡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安分区苏维埃政府。东固根据地于1929年秋正式开始分配土地，10月正式成立东固区苏维埃政府。10月30日，湘赣边界永新、莲花、宁冈3县赤卫大队协同作战，重新攻占永新县城，12月成立了永新县苏维埃政府。赣西红色区域扩大到赣西10县。1929年10月成立赣西革命委员会，曾山任委员长；1929年11月，赣西10县红色区域代表共100余人聚集一起，召开赣西临时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仍当选为主席。二七会议的召开，为赣西和湘赣边地区革命斗争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无论是革命武装建设，还是苏维埃政权建设，都出现崭新局面。赣西地方革命武装编入红六军后，为适应赤色割据和攻打吉安需要，各县又纷纷组建新的游击队、红色警卫营、红军独立团等革命武装。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决定，将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下属之东、西、南、北4路纵队和赣南红军第四、十一、二十、三十等纵队在吉安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军。7月上旬，红二十军在吉安县陂头(今称渼陂)村正式成立。曾炳春任军长，刘士奇任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谢汉昌任军政治部主任，刘泽民任军参谋长。至1930年7月，泰和、吉水、分宜、莲花、宜春、永丰、安福、新余、峡江、乐安、万安等11个县苏维埃政府，都先后正式成立，整个赣西和湘赣边已全部赤化。

赣西和湘赣边地区的土地分配工作，在二七会议召开之前，因受江汉波错误思想影响，进展较慢，但“在‘二七’联席会议以后，特别地猛烈与扩大起来，因为群众迫切要解决土地问题，在会议上限期责令各县区委负责同志去领导分配完毕，农民有了田地，对于苏维埃，红军，赤卫队的一切工作，更加踊跃的进行，即党内的干部，都一致的积极的起来”*《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345页。。《上海报》1930年6月10日曾载文报道说：“奇怪！一般人以为分配土地要研究。然素无经验的土地问题，研究无从着手。及农民自己动手来分，很快的分完了。吉水的水南农民漏夜开会，三天就分好了——因为急于要下种，现在土地完全分好的：吉安全县(除县城)吉水全县(除县城及近郊)，永丰南半县，乐安南半县，南丰西乡一大块，广昌西边一支角，宁都北半县及西乡一大块，于都北半县及西乡一大块(于都全县快赤化)，兴国全县，泰和赣江东岸全部，万安东北角，永新、宁冈、莲花、安福四县全县。袁州、分宜、新余、峡江各一部分(吉安、安福境)。上述这些县，合起来是整个的一块，现正向四周发展。”*《赣西南的土地革命彻底实行的有二十县》，《上海报》1930年6月10日。

自1929年夏开始，国民党军第三十五旅猖狂进攻兴国、于都、宁都3县红色区域；而领导赣南革命斗争的中共赣南特委，却积极执行江西省委以城市为中心的斗争方针，将粤赣大道和几个矿山作为工作重点，没有将主要力量放在发展扩大农村红色区域，因此赣南的革命斗争远不如赣西和湘赣边发展得快。至1930年1月下旬红四军从闽西返回赣西南地区时，仅于都、兴国、宁都3县和于北特区成立了县(区)革命委员会，寻乌县成立了县革命军事委员会；面积较大的红色区域只有于北特区和寻乌县南部阳天嶂割据区域，土地分配工作尚未开展，大部分地区群众尚未发动起来。

二七会议、赣南工作会议和中共赣西南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二七会议精神在赣南各级党组织得到迅速传达贯彻。特别是1930年3月中旬至6月上旬，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4个纵队，陈毅、罗炳辉率领红六军第二纵队，在赣南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分兵游击，帮助所到各县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革命武装，没收分配土地，将各县原先梅花式的小块红色区域逐步连成一片，整个赣南革命斗争迅速出现蓬勃发展新局面。

1.赣南党的领导机构进一步建立健全，党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

赣南分为东河(贡江)、西河(章江)两大地区。东河地区包括于都、兴国、赣县、瑞金、会昌、寻乌、安远等县。西河地区包括南康、信丰、大余、上犹、崇义以及三南(龙南、全南、定南)等县。赣南的宁都、石城、广昌等县，则属赣南东北部地区。1930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在中共红四军前委直接帮助指导下，相继在于都县城和南康县龙回成立中共东河、西河两个行委。中共东河行委下辖于都、赣县、兴国、瑞金、会昌、安远、寻乌等7个县委和于北特区委、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区委，行委书记先后为黎日晖、丛允中、谢家禧(代)。红军前委赋予东河行委的任务是“注意东河武装斗争”，向瑞金、会昌发展，与闽西建立联系。中共西河行委下辖信丰、南康、南雄、崇义、上犹等县委和大余西华山矿区委，行委书记罗寿男。红军前委赋予西河行委的任务是：以信丰南康为中心，向大余、南雄发展，与广东北江取得联系；向上犹、崇义发展，与遂川、万安取得联系，打通与西路行委联系；并派专人做好赣州城内兵运工作和发动工人运动。1930年8月，东河、西河两行委合并，成立南路行委，丛允中任南路行委书记。为统一和加强赣南东北部及赣中各县革命斗争的领导，1930年4月，中共赣西南特委还决定在宁都县成立中共东路行委，金万邦、胡×珍先后任行委书记，下辖宁都、乐安、永丰、南丰4县县委和宜黄县东陂、新丰等二区委及广昌县甘竹区委。在中共赣西南特委和各路行委领导下，赣南各县党的县委、区委等领导机构也进一步健全。党的队伍不断扩大，赣南党员人数1929年5月约3000人，至1930年秋发展到有7700余人。

2.赣南苏维埃区域迅速发展扩大，苏维埃政权纷纷建立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从1930年5月起，分别在赣南成立东河办事处(主任萧大鹏)、西河办事处(主任丘达三)和东路办事处(主任黄鉴)。在二七会议精神指引和推动下，赣南各县苏维埃区域迅速发展扩大，红色政权纷纷建立。

于都县在红军前委巡视团和东河行委指导下，于1930年4月召开于都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中共于都县委和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会后，于都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全部分头深入到各区、乡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乡村红色政权，扩大赤色武装，与地方靖卫团武装开展剧烈的赤白拉锯斗争，给东、南、北乡地主靖卫团以沉重打击，保卫巩固红色区域。至1930年底，于都县南部地区大部分已赤化。

于都北部的桥头地区，1929年底赤色区域即已发展到宁都县南部和瑞金县西部边界。二七会议后，在红六军二纵队帮助下，以沙心为中心的于会瑞边区苏维埃政府和边区赤卫队也建立起来。至此，除马安上宝等一些土围子仍被豪绅地主武装占据外，整个于都北半县和兴、宁、瑞、会、于边界地区，都已成为红色区域。1930年4月间，于北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琵琶垅召开，选举成立于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

于都南部以盘古山为中心的安(远)于(都)会(昌)赣(县)4县边界区域的革命斗争，由于得到红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的亲自指导，迅速开展。1930年4月，成立中共安于会赣四县边界特委和红军第二十二纵队，6月在茶梓圩成立四县边界苏维埃政府。

瑞金县的革命斗争基础，原先比较薄弱，1929年春后建立了中共区委，但党员人数很少，也没有建立革命武装。1930年3月中共东河行委成立后，立即派出行委常委鄢寰(鄢日新)到瑞金，帮助开展革命斗争。1930年4月，先后爆发了鄢寰、兰夏桥、邓希平等领导的安治农民暴动，杨世沂、杨斗文领导的武阳农民暴动，以及九堡、黄柏农民暴动。4月30日，全县暴动队伍联合起来，一举攻下瑞金城，随即成立了瑞金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5月，全县暴动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二十四纵队。6月，正式成立中共瑞金县委。7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

赣县北部以田村、白鹭为中心的革命斗争，原先有较好的基础，1929年3月在白鹭成立了中共赣县临时县委，6月和9月先后组建赣县游击队和兴万赣游击队。1930年3月，兴万赣游击队改称为赣南红军第二十八纵队，有100余人、30余支枪。3月下旬，陈毅、罗炳辉率红六军二纵队来到田村、白鹭，使这一块红色区域进一步得到巩固。4月，正式成立中共赣县县委；5月，在江口成立赣县苏维埃政府。至1930年10月，白鹭、田村、清溪、良口、江口、茅店以及赣县下南区、南区和牛岭等地，先后建立了中共区委和区苏政府。

兴国县除东部地区的“龙聚三都”和南部边界的五坊、七坊，还是小块白区外，1930年春全县已基本赤化。1930年3月，正式成立县苏维埃政府。至同年4月，全县已建立11个中共区委和区苏政府、64个乡党支部，全县党员发展到1200余人。地方武装除原有的红二十五纵队外，又于4月间建立了县红色警卫营400多人，8月组建了兴国红军预备队共10个连1200余人。

安远县1928年秋成立中共县委和赣南红军第十九纵队。1929年初，红十九纵队在战斗中被打散。1929年3月在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帮助下，成立了县赤卫大队，有30余人枪，另外还成立了几个小游击队。在这些游击队基础上，7、8月间成立赣南红军第二十三纵队，有100余人、枪，扩大了安远县北部红色区域。1930年5月7日，红四军第三纵队游击至安远县，在红二十三纵队配合下攻占安远县城。当天，在县城何家祠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安远县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紧接着建立了东区、南区、西区、北区和中区等5个中共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23个乡党支部和乡苏维埃政府。1930年12月，又在县城召开全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安远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寻乌县在1928年秋成立中共寻乌县委，建立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开辟了寻乌南部以阳天嶂为中心的小块红色区域。1929年11月成立寻乌县革命委员会。1930年5月2日，寻乌红军第五十团配合红四军攻占寻乌县城。5月6日，在县城刘家祠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寻乌县苏维埃政府。接着，全县划分为7个区98个乡，分别成立中共区委和区、乡苏维埃政府，实现全县一片红。

会昌县在1929年7月建立全县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清溪支部。1930年4月17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攻占会昌县城，扩大了革命影响，帮助会昌县发展瞿继忠等9人为共产党员，成立中共会昌县委，还建立了县工会组织；随后在筠门岭建立了中共区委。红四军离开会昌后，会昌县城和筠门岭重新被反动势力占领。瞿继忠等被迫分散到寻乌、安远、会昌3县边界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后在安远县城成立中共寻安会定中心县委，领导这4县边境的革命斗争。

南康县在红四军帮助下，1930年3月底成立了中共南康县委，接着成立龙回、浮石、三益等3个中共区委；同时成立南康县革命委员会和龙回等3个区苏维埃政府。1930年8月，正式成立南康县苏维埃政府。县赤卫大队和县独立营多次打退地主民团对龙回苏区的进攻，保卫了红色政权。

信丰县自1928年3月上旬农民暴动失败后，党组织仅保存1个区委、3个支部，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继续坚持斗争。1929年5月和11月，先后建立中共信丰南区区委和城区特区委。1930年4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攻克信丰县城。5月上旬，召开全县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选举成立新的县委领导机构。5月26日至28日，又召开全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信丰县苏维埃政府。县境的西区、西一区、西二区、北区、崇仙区相继建立中共区委和区苏维埃政府，新田建立了党支部和乡苏政府。6月，组建了县赤卫大队和县游击大队，9月建立县独立团。

崇义、上犹两县的党组织，自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处于白色恐怖之中，革命斗争处于低潮。1927年11月至1929年夏，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及红四军、红五军先后活动于这两县，对这两县的革命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两县党组织得到恢复发展，1929年冬成立中共崇义县委和中共上崇县委。1930年3月底中共西河行委成立后，将开展崇犹地区革命斗争局面作为工作重点。西河行委派出西河第二路暴动总指挥赖绍尧和红二十六纵队到崇犹两县，发动和领导两县农民暴动。5月6日，上犹清湖和崇义长潭、茶滩等地分别同时举行农民暴动。随后，两县各地农民暴动蜂起。5月10日，上犹县各地暴动领导人开会，宣布成立上犹县革命委员会；5月11日，崇义长潭、茶滩两个暴动队合编成立崇义县暴动大队。5月底，崇犹两县反动势力勾结盘踞在文英的湖南汝城胡凤璋民团300余人枪，袭击在长潭、杰坝活动的崇义暴动大队。暴动大队被打散，大队长牺牲。上犹县暴动总指挥部组织暴动队伍攻打上犹县城时，因指挥失误，敌强我弱，遭受严重挫折，剩余人员撤退至深山密林坚持斗争。不久，上犹县暴动领导人相继被俘牺牲。6月，两县党组织领导人开会总结暴动失败教训，决定将表现坚定的30余人组成犹崇游击大队，坚持游击斗争。8月，西河行委又派出干部带领红二十六纵队一部进抵犹崇地区，恢复党的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至1930年底，崇义县恢复了长潭区委，上犹县营前党组织也得到恢复。犹崇游击大队发展到120余人，改为上(犹)崇(义)南(康)游击大队。

大余县以西华山钨矿为中心的工人革命斗争，也有新的发展。中共西华山矿区委领导成立了工人暴动委员会，举行了矿工暴动和罢工斗争。1931年1月成立了西华山工人暴动队。毗邻赣南的广东南雄县，革命斗争也出现了新局面。

在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东路办事处所辖的宁都县，1930年2月成立县苏维埃政府。3月，永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君埠上田村召开，成立永丰县苏维埃政府。同年4月和6月，南丰、乐安两县苏维埃政府也先后成立。至7月间，永丰、乐安两县南半县和广昌县西部地区都普遍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宁都县西北部各区乡苏维埃政权进一步巩固。地处闽赣边界的石城县，1930年6月下旬在红十二军帮助下，也建立了县革命委员会。经过东路行委、东路办事处半年多的努力，以宁都为中心、地跨宁、永、乐、宜、崇、南、广边界地区的赣东苏区，初步形成。

1930年6月，因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红色区域扩大，为适应指挥攻打赣州需要，经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同意，赣南东河、西河两个办事处合并，成立赣南革命委员会，原赣南东河办事处、西河办事处所辖各县、区苏维埃政府和革命委员会，统归其领导。地域宽广的赣南苏区连成一片。

3.赣南苏区土地分配工作轰轰烈烈开展

由于赤白斗争剧烈等原因，赣南除桥头根据地外，其他地方直到1930年2月还没有开展土地分配。寻乌县革命委员会虽然在1929年冬就开始进行土地调查，但到二七会议前也还没有实际进行分配。为此，毛泽东曾严厉批评赣南的党组织。陈奇涵回忆说：1930年3月“毛泽东同志来兴，批评兴国建政一年还没有分配土地。我对毛泽东同志解释说：敌人张与仁一个师几团人马在屁股后头打我们。县委与革委赶到兴国城冈陈家寨开会，讨论贯彻《兴国土地法》与‘政纲’，着手分田，遭到农民土地部长钟祥元的极力反对，说现在不好分，要到春节后才分。客观上处于动荡的游击斗争环境。毛泽东同志对我批评说：我们在井冈山离开敌人五十米的地方，转一个弯，就可以坐下来分田。至今看来，毛泽东同志对土地革命的意见是完全对的。”*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14页。

二七会议和赣南工作会议后，赣南红色区域的土地分配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赣南各地分田时，由乡村政府负责人和分田工作人员召集本村有经验的老农，根据每一块田的肥力、水利、耕作是否方便等因素，并参照近年的收成情况，确定该田块一季(早稻)能收多少谷子，并以“担”为土地面积计量单位(能收获100斤谷子为一担，收获50斤为一箩亦即半担)。由于二七会议强调分田要“快”，所以这次分田，一般的乡(村)7-10天即告完成，少数乡(村)用去半个月左右时间。到1930年5月间，兴国、于都、瑞金、安远等县，都分配了二分之一的土地。寻乌县分田进展最快，到5月止全县80%以上的区乡分配了土地。宁都县的黄陂、洛口等5个区，在4月间即完成了分田，其他区乡从6月开始陆续展开。信丰县和南康县的龙回苏区等地方，从4月下旬开始分田，到6月信丰全县有五分之二的区乡、南康全县三分之一的区乡分了田。上犹、崇义两县也开始了分田。到1930年7月，整个赣南苏区都分配了土地。其中有些地方早稻插秧后才建立红色政权，组织农民分了青苗。除了分田外，山林池塘也都分了。一些地方，将地主富农多余的房屋、农具、耕牛，也没收分给农民。

在土地分配过程中，矛盾、斗争既激烈又复杂。在革命形势大涨的情况下，地主豪绅不敢肆意反抗，只能将自己的土地乖乖地交出由农民平分。当时的矛盾和斗争主要集中在富农身上。由于缺乏经验，时间要求又急，各地在分田时只注意了一个“快”字、一个“平”字，而对于土地肥瘦问题却没有引起注意。许多富农便钻了这个空子。他们的土地有多，要“出”给别人，于是他们就尽量将瘦田、远田、山坑田和易受干旱水浸的田划出给别人，近田、塅田、肥田则留给自己。贫雇农当然不满意。这就有了分田时激烈的“肥瘦斗争”。1930年5月，毛泽东在作寻乌调查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在1930年6月召开的红军前委与闽西特委南阳联席会议上，毛泽东肯定了闽西苏区“抽肥补瘦”限制富农的做法，并决定在全苏区推广。同年10月19日和10月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先后召开峡江会议和罗坊会议，在通过的决议案中，要求各地必须按人口和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重新分配土地。于是，赣南苏区又进行了第二次分田。

赣南苏区的第二次分田，除对土地和人口重新进行调查登记，按“抽多补少”原则对土地进行分配外，着重进行“抽肥补瘦”，使土地肥瘠远近搭配均匀。此外，还由苏维埃政府给分得土地的农民发放了土地证。各县第二次分田在1930年底基本结束。少数地方如瑞金、会昌、石城和上犹、崇义及南康北部横市等县区，至1931年秋冬甚至1932年春才完成分田工作。农民对第二次分田的结果非常满意。

4.赣南苏区红军和地方武装迅速发展壮大

赣南继1929年下半年在兴国、安远、桥头、寻乌等苏区先后建立红二十三纵队、红二十五纵队、红二十七纵队和红五十团后，1930年3月至6月间，又在安(远)于(都)会(昌)赣(县)边区建立了红二十二纵队，在瑞金县建立红二十四纵队，在河西信丰、南康、大余、南雄等县共同建立了新编红二十六纵队，在赣县建立了红二十八纵队。全赣南赤色常备武装人数，1929年10月只有1960人、枪840支，到1930年5月即发展到有14320人、4550支枪。1930年7月，赣南武装斗争的区域扩大到13个县。赣南17个县除赣州、龙南、全南、定南等县外，“其他国民党政府都经过一次以上的推翻，消灭了两个国民党政府的县长、万数以上的地主豪绅一切反革命分子，收缴了3000以上的反动武装(红军收缴的不在其内)”*《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的综合报告》(1931年10月6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1988年版，第185页。。

1930年6月，红一军团前委决定，由原红六军政治委员陈毅负责，将赣南地方红军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等纵队合编，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9月下旬，红二十二军组建基本完成。军长陈毅，副军长罗贵波，军政治委员邱达三，军政治部主任罗寿男，军参谋长钟效蔚，军特派员毛泽覃(未到职)，军秘书长刘义顺(徐复祖)。全军辖有第一、二、三、四纵队。1930年10月，驻赣州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六十八团二营200余名官兵，在中共地下党员彭加伦等领导下，在大余县新城起义，加入红二十二军，编为第五纵队。至此，全军共有2000余人，枪2000余支。红二十二军组建后，赣南各县还留下一批地方武装力量。1930年10月底，为夺取赣州，赣南的地方武装又奉令“绝对集中”，编为第三十五军。11月下旬，红三十五军在信丰县城正式编成。军部领导人为：军长邓毅刚(原闽西红二十一军军长)，军政治委员罗贵波，副军长曾毅生，军参谋长鄢一心，军政治部主任谢家禧，军需长邝任农。红三十五军由军部直接指挥第三○七、三○八、三○九、三一○等4个团。后又改设为5个团。红三十五军编成后，全军编员不足，武器很少，战斗力不强，但士气旺盛，官兵斗志高昂，曾攻克大余、安远、瑞金等县城。

二七会议推动“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最终实现，以红军攻占吉安城和成立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府为主要标志。自二七联席会议主席团于1930年2月14日发出“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的第一号《通告》后，中共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赤卫军总指挥部曾先后组织赣西南革命武装和工农群众第二至第八次围攻吉安城，加上1929年11月中共赣西特委组织发动的第一次攻吉行动，史称“八打吉安”。8次攻吉的壮举，虽未能攻克吉安城，却极大地推动了赣西革命斗争的迅猛发展，也对江西敌军以极大威慑和震动。与赣西地区攻打吉安城相呼应，中共赣南东河行委、南路行委也于1930年5月至9月先后5次组织革命武装和群众围攻赣州城。这5次攻赣也未获成功，但同样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掀起了赣南群众武装斗争的热潮。1930年10月4日，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四军在赣西南革命武装和工农群众密切配合下，终于胜利攻克吉安城。乘着攻占吉安的声威，红军乘胜占领吉安附近的吉水、峡江、新凎(干)等县城。从此，赣西南赤色区域连成一片，从寻乌到峡江，由南丰到永新，纵横700余里，人口400余万，横断江西半壁。10月7日，在吉安城召开有10万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在万众欢呼声中，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府宣告成立，曾山当选为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至此，“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终于变成现实。

综上可以看出，二七会议对“一年争取江西”计划实施的推动作用确实巨大。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通过的《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决定：“我们现在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并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前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429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年争取江西”计划的实现，对于中央苏维埃区域(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和建立，起到了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因之也更彰显了二七会议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