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红是长征中牵涉部队战斗力与生存的重要工作。对于扩红的原因、手段、途径、经验等，学界已有不少相关成果。但对于红军长征中扩红的实际成效，由于缺乏整体的数据考察、统计与分析，一直没有一个相对准确的数字统计。不少人存有疑问，甚至有人提出长征中扩红几乎是不可能的，并根据红军将帅中贵州籍和川西北籍的将军很少这一现象推测得出长征实际扩红数量很少的结论*刘统：《红军长征是多面化的，历史真实不应掩盖》，见少年中国评论：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10253。。本文试图结合相关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对四支长征部队的扩红人数做一详细考察，以期推算出长征中扩红的大概规模，为正确评价扩红工作成效做一基础。

一、红一方面军的扩红人数

红一方面军没有留下关于长征扩红整体情况的官方总结。长征红军留下的日记、回忆录大部分仅涉及某时某地某部队的扩红情况而缺乏整体描述。现存官方最具代表性的叙述，一是陈云1935年10月向共产国际的汇报。其中四次谈到扩红，包括：1935年1月“部队在遵义休整了十二天，政工干部在这里招募了新兵。我们一共招了三千名年轻的新战士”。*《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1935年4月“进入瑶族聚居区后，招募了一万多名新兵”。*《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第12页。但此说法无法印证，当时的《红星》报、当事人的回忆都未曾提到在瑶族聚居区开展大规模扩红。1935年5月在会理“我们招收了五千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第16页。1935年6月“主力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部队有两个月时间来休整、补充和加强”。“我们在会理五天之内就招募到五千名年轻战士。大家由此推算，两个月内红军的人数能够增加多少。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确实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第21、22页。陈云1935年6月已奉命离开长征队伍去上海，对会师后的扩红情况并未亲历。

二是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谈到1935年1月至4月“在川、黔、滇省的运动占去了红军4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补充了约2万兵员”*《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5页。。

这些数字是了解红一方面军长征扩红人数的重要参考。但有一些数字无法得到证实，有的还与长征文献反映的内容有出入。如对于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的扩红情况，《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1935年9月10日)就指出：“两个月来，我们在川西北地区所身受的痛苦，是大家所知道的。”“南下是少数民族的地区，红军只有减员，没有补充。”*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页。这与陈云所述两军会师后的两个月内“我们确实壮大了自己的队伍”的表述不一致。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扩红情况相当复杂。一方面，在四支长征队伍中，红一方面军长征经历的省市区最多，达12个；部队减员最大，从出发时的8.6万余人缩减到陕北时的不足7000人*中央红军到陕北的人数有多种说法。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1935年9月哈达铺整编时陕甘支队为7000余人，继续北进途中有不少伤亡，且没有扩红的相关回忆和记录。大致推算到达陕北人数应不足7000。，部队人员情况变动非常大。另一方面，红一方面军扩红运动虽然开展得轰轰烈烈，但逃跑情况也很严重。《红星》报报道了不少逃跑现象，如“革”部“从五月十六至月底止，共扩大新战士有一千四百名左右。但是他们的巩固工作不够，逃跑了六百左右，实际扩大的则为八百余”*《“革”部在扩红战线上完成了原定的计划》，《红星》报1935年6月1日，第2版。。“地”团补充连“自十六日会理出发至廿一日止，五天当中逃跑新战士五十二名”*《惊人的新战士逃跑现象在“地”团》，《红星》报1935年6月1日，第2版。。这就使得数字的变动极其频繁，即时扩红人数和几天之后的扩红人数存在较大差异，那么究竟以什么标准进行统计呢？

《红星》报曾指出“只扩大不巩固等于不扩大”*《加紧扩大与巩固新战士的工作》，《红星》报1935年6月1日，第1版。。但由于资料的缺乏，要精确统计“巩固”的扩红成绩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怎样才是“巩固”也很难判断。有的人可能参加红军几天就跑了，有的人可能参加了好几个月才脱队，有的人可能只是跟不上才掉队，情况相当复杂。《红星》报自己在统计时使用了“实际扩大的”这样的字眼，可见当时的红军并不将短暂加入的红军视为扩红成果。但是，仅仅因为后期脱队就能否认前期扩红运动的效果吗？也不尽然。后期的脱队只能说明部队内部相应的政治工作没有做到位，而不能否认前期宣传动员参军的工作。因此，为较准确地反映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扩红情况，本文采取折中方式，一方面尽可能取较长时段的总结统计数字。因为一个较长时段的总结，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沉淀，相对即时统计的数字更为平实、准确。另一方面，本文尽量采用《红星》报统计数据、官方汇报文献。个人长征日记、个人回忆难免有后期加工的嫌疑，但《红星》报是长征中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唯一报纸，其报道是稀有珍贵的来自历史现场的记录。而且作为面向红军内部的报纸，里面刊载的各部队扩红数字较客观。这从《红星》报整体的风格就可以看出，它毫不讳言长征中违纪、掉队等现象，该批评的批评，该表扬的表扬。但遗憾的是，1935年7月之后《红星》报仅出版3期(目前存有2期)，未能提供1935年6月至10月红军的扩红情况。官方汇报文献是从事扩红工作亲历者所认同的数字，具有更高的权威性。在这两种材料都缺乏的情况下，再从相关人物的回忆、日记中寻找蛛丝马迹。

关于红一方面军的扩红人数，1935年4月5日《红星》报载《扩红成绩的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提到：总结各军团的扩红报告，“山东”从突围以来扩大新战士2100余人，“河南”1700余人，“安徽”400余人，“九堡”310余人，“贵州”从一月起400余人，“东固”从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五日540人，总计5400余人，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在外。*《扩红成绩的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红星》报1935年4月5日，第1版。

这个数字可信度很高，但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

首先是统计范围。《红星》报此处提到的六个军团代号，与长征之初规定的各部队机关代号完全不同。笔者经过考证，推断“山东”为红一军团，“河南”为红三军团，“九堡”为军委纵队，“贵州”为红九军团，“安徽”与“东固”哪一个代指红五军团不能确定，剩下的一个代号代指哪个部队仍待查证。*刘慧娟：《中央红军长征军团代号考》，《炎黄春秋》2017年第5期，第21-24页。不过从中可以看出，这一统计囊括了各军团包括军委纵队的扩红数字。

但是要特别注意，报道说：“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在外。”红一方面军曾两次进占遵义，此处说的遵义战斗，显然是指第二次占领遵义。第一次智取遵义并未发生激烈战斗，第二次占领遵义的战斗规模较大，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9页。在许多红军战士的回忆以及官方史书中，遵义大捷、遵义战役都是特指第二次占领遵义。一般而言，统计数字不会故意排除某些数字，除非来不及统计，或类型不一样。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可能一来数字比较大，未能完全统计；二则多为战俘，与此前扩红来的地方战士有所不同，所以单独统计。

其次是统计时限。此处数字共统计了三种情况，一是从突围以来的数字，即1934年10月以来的扩红数字；另一种是从1935年1月开始以来的扩红数字，单指红九军团；还有一种是从1935年1月11日至25日的扩红数字。为什么会有这种时间段的区分？

主要是各部队开展扩红工作有早晚。根据众多长征亲历者的回忆，长征初期为躲避敌军飞机侦察，基本都是夜行军、急行军，根本没有条件扩红。加上很多战士骤然离开根据地，还未能适应这种状态，不要说扩红，甚至贴标语等简单的宣传工作都未能有效开展。这从《红星》报的扩红报道也可看出，遵义会议前，关于扩红的捷报很少，且提到的扩红数字都很小。如在宜章城，“三天中扩大了五十名新战士”，《红星》报就认为扩红“获得了相当的成绩”，“群众热烈的报名”*《宜章城市工作的经验》，《红星》报1934年11月25日，第4版。。而长征中，各军团承担的任务不一样，扩红开展情况也有很大差异。红一、红三军团是前卫部队，常常要提前派工作队到地方侦察情况、开展工作。相对而言，有一定的扩红时间保证。红八、红九军团是侧翼掩护，红五军团殿后，常常陷入敌人的尾追战斗中，因此扩红成绩不理想。

遵义会议后，扩红工作日益得到重视。这一方面是红军开始转变一心去湘西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开始考虑沿途更适合创建根据地的地点；而创建根据地，必须扩大红军。另一方面是随着军事路线的转变，红军赢得了更多的军事主动，有更多精力从事扩红。红五军团十三师三十七团谢良回忆，他所在的团直到1935年2月，才第一次补充新兵*谢良：《遵义光芒》，周朝举主编：《红军黔滇驰骋风云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55-458页。，之前根本没有余力开展这项工作。同时，湘江战役后大量兵力损耗，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补充兵员成为急切的现实需要。因此，在统计中有两个军团都是从1935年1月才开始有扩红数字。但第三种统计时限从1月11日至25日，却不知何故。还有待进一步考查。

那么，这个扩红统计截至什么时间？长征中的《红星》报是手写油印，一般5到8天即一期，慢的半月左右可出一期。有的报纸出版日期和报中文章写作日期同为一天。可见其刊发速度之快。《红星》报1935年3月4日的扩红报道指出：“‘河南’从扎西出发以来，扩大了红军六百多名，九堡在半个月内扩大红军二百七十余人。这是光荣的模范！”*《扩红号召四天内每三个人扩大一个》，《红星》报1935年3月4日，第2版。中央红军大约1935年2月10日陆续离开扎西。可见3月4日刊发的稿件已经统计到了2月底。另《红星》报1935年4月5日报道“山东”军团“自十七号到廿三号这一周内，全军团便扩大了七百以上”*《山东军团在开展着扩红热潮一周扩大了七百以上》，《红星》报1935年4月5日，第2版。。4月5日刊发的稿件已统计到了3月23日。据此类推，《扩红成绩的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里面的扩红人数应统计到了1935年3月底。

经上述分析，基本可得出结论，《红星》报1935年4月5日提供的共约5450人的扩红数字是红一方面军自突围以来截至1935年3月下旬，包括红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九军团、军委纵队在内的全面扩红人数统计。不包括1935年2月遵义战斗中争取的俘虏或新战士。

有了这一个数字做基础，根据行军情况和日记、回忆录记载，红一方面军此后的扩红人数主要考虑以下三个重要节点：

1．遵义战斗争取新战士2400人

遵义战斗争取的新战士主要以俘虏为主。对红军来说，“这些俘虏兵放回去了，依旧托枪来和我们打仗”。*《俘虏兵工作》(1933年6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川陕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18页。因此“在原则上尽可能的争取俘虏兵当红军”*刘志坚：《长征是宣传队》(1987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429页。。对俘虏兵来说，当红军或白军横竖都是当兵，差别不大，动员起来也相对容易。因此，俘虏兵历来是红军扩大的主要兵源之一。

遵义战斗俘敌3000人左右，据刘志坚回忆，朱德总司令亲自做俘虏动员工作，经过宣传教育，“这3000多俘虏，有2400多人报名参加了红军”。*刘志坚：《长征是宣传队》(1987年3月)，《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第430页。俘虏参军的比例高达80%，可谓成效斐然。但目前所见回忆录里面，只有刘志坚的回忆谈到了俘虏参军的人数。这一数据是否可信？

首先，刘志坚在回忆遵义战斗俘虏参军的同时提到：“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在包座战役中，俘白军800余人，经过宣传教育之后，有500多人当了红军。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抓了1145名俘虏，经宣传教育工作后，有889人加入红军。”*刘志坚：《长征是宣传队》(1987年3月)，《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第430页。刘志坚对红二、六军团俘虏参军的回忆与红二、六军团长征工作总结中的数字完全一致。至于包座战役的俘虏人数，周士第曾回忆包座战役七八百个俘虏兵，参军的十分之七，回家的十分之三*周士第：《俘虏兵的一束话》，李海文主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7页。，即500多人参军，与刘志坚的回忆一致。由此可推，刘志坚的回忆数据有较高的可信度。

其次，参考以下几个长征中俘虏参军的比例：

萧峰《长征日记》记录，1935年3月6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俘敌七百余人，缴获枪支两百多，除老弱病残者外，可挑选两百多人补充部队”。*萧峰：《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俘敌700人参军200多人，比例超过28.6%。

萧峰《长征过贵州的日日夜夜》记录，红一军团一师三团在余庆俘敌300多，争取230多人参加红军*萧峰：《长征过贵州的日日夜夜》，《红军黔滇驰骋风云录》，第175页。，比例76%。

林伟日记记录，1935年1月5日，一军团将俘虏的200多人交给红九军团，参军的40余人*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比例20%。

林伟日记记录，1935年5月7日，俘虏300人，吸收七八十个年轻体壮不吸鸦片者参军*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第174页。，比例约在26%。

红二、六军团总结整个长征中捉俘虏1145名，争取加入红军的889名，*《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1936年12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4)》，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比例高达77%。

可见俘虏参军比例浮动很大，这取决于红军这一方的态度是“挑选”还是“争取”，争取俘虏参军比例最高的为77%，与遵义战斗俘虏80%的参军比例差距不大。考虑朱德亲自做俘虏工作，这个数值具有相当可信度。

2．会理一带扩红4000人左右

1935年5月，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敌人的围剿，5月12日开始，在会理附近停留五天进行休整。据陈云回忆，会理会议上“考虑到在雅州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必将与敌人作战，于是决定扩充红军。我们招收了五千名有战斗力的年轻战士，并组织了大批游击队”*《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第16页。。5000这个数字是否准确？

缪楚黄在1955年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对红一方面军长征情况进行概述时指出：“红军第一方面军光是在贵州的遵义附近和西康的会理一带就补充了一万多人。”*缪楚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概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68页。这是距离长征时间最近的、带有研究性质的扩红人数总结。红一方面军在遵义经过两次扩红，第一次3000人*关于第一次进占遵义的扩红人数，陈云向共产国际的汇报是3000人，而赵镕日记、成仿吾和吕黎平的回忆则在4000以上，赵镕日记记载最多，认为有4700人。赵镕当时在红九军团供给部工作，对于提供给新兵的被服应该是比较清楚、精确的。但陈云作为中央委员，对全局情况应较为清楚，而且向共产国际汇报，不可能故意缩小数字，所以我们取3000人的数字。；第二次2400人；会理扩红如在5000左右，正好与一万多人的数字相距不远。

再看《红星》报的记录。5月上半月，“‘太阳’后梯队在执行五月十一至十五的五天工作计划中，得到了相当的成绩……扩红一八五名。”*《“太阳”后梯队五天地方工作的成绩》，《红星》报1935年5月22日，第2版。即军委纵队后梯队在5天扩红185人。另，“‘坦克’在五月上半月的扩红动员中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下半月又超过了自己的扩红计划。”*《“坦克”又跑到了扩红的红板上》，《红星》报1935年6月1日，第2版。下半月原定扩红数目是200人*《“坦克”又跑到了扩红的红板上》，《红星》报1935年6月1日，第2版。，上半月计划理论上应与之持平。虽然目前无法推断“坦克”属于哪个军团，但显然仅就统计“太阳”后梯队和“坦克”上半月的数字，就达到385名，其所在军团及所有军团的扩红人数显然在千人以上。

5月下半月的计划是扩大3000*《加紧扩大与巩固新战士的工作》，《红星》报1935年6月1日，第1版。，各军团任务为：“广州800，云南800，四川500，贵州500，太阳400。”*《努力实现总政治部提出的四大号召》，《红星》报1935年5月22日，第2版。完成情况如下：“三军团与军委纵队这次是跑到了最先头，都超过了自己的原定数目字。”*《加紧扩大与巩固新战士的工作》，《红星》报1935年6月1日，第1版。“红五月下半月的扩红运动，除‘云南’与‘太阳’外，其他的数目为：‘南昌’扩大了五百六十余名，仅占原定数目的百分之七十。‘四川’扩大了三百八十名，仅占原定数目的百分之五十七。”*《无论如何要完成六月份扩红的计划》，《红星》报1935年6月11日，第2版。

根据上述材料，加上笔者考证的军团代号*刘慧娟：《中央红军长征军团代号考》，《炎黄春秋》2017年第5期，第21-24页。，可知“广州”“南昌”为红一军团，扩红560人；“云南”为红三军团，完成扩红任务800人并超过；“四川”为红五军团，扩红380人；“贵州”为红九军团，未记录扩红任务完成情况；“太阳”为军委纵队，完成并超过扩红400人的任务。这样统计下来，1935年5月下半月，红一、三、五军团，加上军委纵队共扩红2140多人。

下半月计划3000人完成2140多人；据此可推，上半月肯定未达到3000，否则下半月会提更高的要求；而且从《红星》报的宣传口气来看，下半月应该是超过了上半月。估计上半月扩红在千人以上但不会超过2000人，这样整个五月扩红4000人左右。这个数字比陈云所汇报的5000人略少，此处以《红星》报的统计为主要参考。

3.红九军团独立活动期间扩红2000人

以上记录不包括红九军团的扩红情况，主要是因为1935年3月底红九军团为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单独行动。5月下旬才与主力会合。期间比较重要的扩红有：

瓢儿井扩红300人。“我军自一月间从湄潭县出发以来，在瓢儿井才第一次有了三天的整休机会。在这里，我们增加了新兵300多人，筹款3000多元。”*赵镕：《长征途中红九军团在黔滇川的战斗历程》(1978年8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19卷)》(总第54-56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421页。红九军团在瓢儿井休整三天，“扩充新战士300余人”。*刘华香：《红九军团独立作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223页。

宣威扩红300人。“我军团在宣威仅停留两天，就有300多人参加了红军。”*刘华香：《红九军团独立作战》，《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5)》，第2226页。赵镕《长征日记》记载4月30日到宣威“自昨天召开群众大会以来，到今天已有300多人陆续前来报名参军”。*赵镕：《长征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页。

东川扩红1400左右。红九军团5月3日到达东川，停留两天，扩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据何长工回忆：“我们在东川扩大红军一千五百人左右，这是九军团长征中扩军最多的一次。”*何长工：《长征中的红九军团》，《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5)》，第2174页。袁光也回忆：“全军团在此一共扩红一千三百多人。”*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50页。王首道同样赞叹红九军团在东川的扩红成果，“不到一天半的时间，便扩大了八百多个红军。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白区扩大红军的成绩”。*王首道：《长征中九军团支队的断片》，《党史资料》1954年第2期，第76页。林伟日记记录5月4日在东川召开群众大会，“今天又扩大红军共计1400多人”。*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第170页。据此可以推断，红九军团在东川扩红1300-1500之间。

总计红九军团独立活动期间，扩红2000余人。*此时期红九军团还有一些零散的扩红，赵镕《长征日记》1935年4月11日记载，下午到双溪坝“在此地又有12名苗族青年报名参军”。4月28日到板桥后“当晚就有1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红军，在十五六岁以上，身体比较强健的学生中挑选出67名编入政治部宣传队随军行动”。零散扩红此处不予统计。这与李聚奎、袁光的回忆一致，“不仅胜利地完成了掩护红军大部队的光荣任务，而且吸收了两千新战士，扩大了部队”。*《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138页。“我全军团非但没有减员，还扩充了约两千新兵。”*袁光：《风烟滚滚的岁月》，第155页。

上述数字加起来，扩红8400人上下。加上之前的5450人，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扩红人数为1.38万左右。

特别要说明的是，本文不予统计日常零星扩红人数。这既是因为日常零星扩红散见于红军长征日记和回忆录中，难以统计全面*目前留存的长征日记如萧峰《长征日记》、林伟《一个老红军的长征日记》、赵镕《长征日记》、《彭绍辉日记》、《童小鹏日记》等以及其他回忆录均有不少日常扩红的记录。全部统计起来总数也不少。；更重要的是，笔者发现《红星》报某一时期扩红总结人数，与此时期几次大规模扩红运动中扩大的人数几乎持平。前述《红星》报载《扩红成绩的总检查和今后的工作》提到从突围到1935年3月底扩大5450人，这个经历时间沉淀的数字与此时段部队开展的三次扩红运动数字相当接近。这三次扩红运动为：在湖南宜章粤汉铁路沿线扩红约500人*白石渡扩红情况在童小鹏和彭绍辉的长征日记以及彭加仑等人的回忆中都有提到，人数在400-600之间。根据彭绍辉“组成一个补充营”的说法，一个营约为500人，基本可以认为，红一方面军在白石渡粤汉铁路扩大了500人左右。；第一次进占遵义时期，扩红3000人；扎西整编时期，扩红3000余人*根据谢振华、罗元发的回忆及当时在红军和川滇黔边区流行的歌谣：“二月里来到扎西，部队改编好整齐。发展川滇黔游击队，扩大红军三千几。”可以认为红军在扎西扩红3000余人。，三者相加为6000多人。这几次扩红运动肯定也存在着短暂参军又迅速离开的战士，不宜计入扩红成果，但日常零星扩红人数正好抵消了这一部分，两者数字大致持平，因此本文对日常零星扩红暂不予统计。

二、红二方面军的扩红人数

红二方面军的扩红，由于有官方文献《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整体扩红情况相对清晰。目前对红二方面军长征中的扩红人数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1.2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红军长征·图片》，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红二方面军征战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二是1.5万*《张子意日记》总结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扩大红军不下一万五千人”。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页。。

根据《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统计：从1935年11月刘家坪出发到甘孜会师前，红二军团四、五、六师新增加的人数9935人(军直扩大的人数已补充到各师)，但这个数字“有的是指扩大来的，在这数目字中有部分被检举洗刷介绍回家了，因此补入连队的实际数目要少些”。甘孜会师后红二方面军*1935年7月5日，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在哈达铺与徽县成县扩大2000多新战士，*《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1936年12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4)》，第161、185页。两者相加，不到1.2万。

这个数字中，红二军团的扩红统计是全面的，但缺少红六军团在甘孜会师前的扩红人数。

红六军团在甘孜会师前有两次重要的扩红运动。据杨树植回忆：“司令部统一扩军只在新化和黔西统一扩过。”*《杨树植同志介绍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长征经石阡情况的谈话记录》(1976年11月25日)，中国共产党石阡县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红军长征在石阡(资料选编)》，1986年版，第168页。言下之意，其他时期的扩红只是作为日常工作而没有形成部队大规模的运动。

在这两次扩红运动中，红六军团成效如下：

1.在新化锡矿山扩红约1800人

1935年11月28日，红六军团先后占领新化、蓝田和锡矿山等地区。据红六军团十六师四十八团团长罗章回忆，在新化锡矿山，“前后三天时间，自动报名参加红军的工人两千多，经耐心说服，回去了几百人(说服一部分人留在矿上团结广大工人同矿主进行斗争)，最后还剩下一千八百多人，成立‘无产阶级工人团’”。*罗章：《“无产阶级工人团”的建立》，杨国夫、郭鹏等：《星火燎原·未刊稿》第4集，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93页。在红六军团从事政治工作的李立记录：“仅红六军团所在的新化县锡矿山一带，七天当中就有二千多名新战士入伍。”*李立：《远征万里红二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萧克回忆：“六军团到新化，号召凡属愿意打日本的，我们都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军，只七天就来了1000人。新化东60里之锡矿山，……只三四天，也有二三百人来参军。这是六军团从湘赣苏区活动以来吸收现代产业工人最多的一次。”*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26页。左齐回忆在锡矿山成立了一千多人的工人团。*左齐：《唤醒了的山城》，《红六军团征战记》编辑组编：《红六军团征战记》下，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从这些回忆可推断，红六军团在锡矿山扩红约1800人。

2.在黔大毕扩红2000人

黔大毕被誉为长征路上的黄金时代。萧克回忆，红二、六军团在黔西、大定、毕节地区“近二十天，补充新兵五千人”*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献给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25页。。红二军团五师政治委员谭友林、十六师师长周仁杰、李立等均回忆在黔大毕扩军5000人。*谭友林：《红旗卷过黔大毕——红二、六军团长征片断》(1987年3月)，《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第170页。李立：《远征万里红二方面军长征记》，第65页。《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进一步明确：在黔大毕“二十三天工作中，二军团争取了约三千新战士补充部队(六军团亦有二千余)”，*《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1936年12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4)》，第151页。从中可知红六军团在黔大毕扩红2000余人。

此外，红六军团还有几个重要的扩红时段。一是1936年1月在石阡休整了7天，两军共扩红800人*《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1936年12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4)》，第151页。。萧克回忆：我军由湘中转至于石阡，沿途扩军800余人。*萧克：《战略转移善运筹》，《解放军报》1984年4月30日，第2版。二是1936年3月底在盘县停留三天，两军扩红700人*《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1936年12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4)》，第154页。。这两个扩红数字虽然没有单独统计红六军团，但若以在黔大毕两军扩红的比例计算，红六军团这两次扩红约计600人。

这几个数字全部加上，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扩红1.6万余人。

三、红四方面军的扩红人数

红四方面军扩红的材料极少，在正式文件、电文中，虽谈到了扩红计划，但落实情况语焉不详。而当事人回忆多为局部扩红数字，很少有全局的情况介绍。根据这些零散的资料，可以梳理出红四方面军扩红集中在以下几个时期或地区。

1.在涪江地区扩红7500人

强渡嘉陵江后，红四方面军在涪江地区休整，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开展地方工作。关于此阶段扩红情况，有不少回忆，目前可以推算的有：

在阆中扩红1500人。“我军西渡攻克阆中后，由于该地白区党之原有群众工作，更由于升钟寺起义部队的基础，遂于升钟寺成立一独立师。该师成立之后，旬日间即扩大数千之众。”*傅钟：《红四方面军长征情况概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四方面军卷(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11页。升钟寺独立师下辖7个大队1500余人，后与川陕军区所属4个独立师*张国焘撤出川陕根据地时将地方武装集中起来变为四个独立师全部带走，后四个独立师编入红四方面军，但不宜将这四个独立师算作长征中的扩红成果。合编为第三十四军，但不久即散补充各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313、320页。

在江油地区扩红6000多人。红四方面军在江油扩红成效斐然，时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刘瑞龙回忆：“仅江油县，到我们西进时，连同地方党政人员和游击队计6000余人参加红军。”*刘瑞龙：《难忘的征程》(1987年10月)，《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四方面军卷(1)》，第129页。当时红军并未占领江油县城武都，而是攻占了武都以南的中坝(今江油县城)，在中坝扩红尤其多。其中，三十军扩大1000人。傅钟回忆：“我三十军进入中坝之后，不数日即扩大新战士千余人。”*傅钟：《红四方面军长征情况概述》，《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四方面军卷(1)》，第111页。余洪远也回忆：“记得当年在江油、彰明两县就有好几千人参加了红军，仅红三十军进入中坝不几天就扩大新战士千余人。”*余洪远：《忆中坝等地人民对红军长征的巨大贡献》，《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四方面军卷(1)》，第418页。九军二十五师扩大5000人。九军二十五师参谋部主任兼七十三团团长李明回忆：“中坝参军的人相当多，光是二十五师一天就吸收了五千人参军。”*李明：《红军强渡涪江战江油的回忆》(1984年4月16日)，《江油市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19页。但这个数字只有李明谈到。四军十师扩大1800人。四军十师参谋长范朝利回忆在江油以南的青莲渡休整六七天，“各团扩红三四百人，全师扩充到近5000人”*范朝利：《历经艰难曲折取得长征胜利》，《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四方面军卷(1)》，第144页。。十师当时下辖四个团，加上徐向前提到的“四军十师第二十八团，强渡嘉陵江战役中减员200来人，但扩红近900人，全团人数达1700余人”。*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274页。可推知四军十师最少扩红1800人。这几个数字加起来达7800人，超过刘瑞龙所说的6000人。考虑到二十五师一天扩大5000人有所夸大，仅有孤证，这里取6000人的说法。

两个数字加起来7500人，但实际上在涪江流域扩红人数应当更多，因资料所限，只有阆中和江油地区的部分数据，而没有涵盖彰明、梓潼、剑阁、青川等地的扩红成果。

2.在松理茂地区扩红1000多人

1935年5月15日红四方面军攻占茂县后，总部驻茂县。“报名参加红军的青壮年不少，红四方面军有些羌族干部就是那时入伍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77页。“仅县城附近就有1000多各族青年参加红军。”*刘瑞龙：《难忘的征程》(1987年10月)，《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四方面军卷(1)》，第131-132页。可见在茂县扩红1000多人。

3.在天全、芦山一带扩红4000多人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1935年10月22日发布《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进入天全、芦山一带。“目前这带粮房人烟极多，村落大于巴川，群众正纷纷回家。各地已开始成立游击队与扩大红军。物质基础很好，如能深入工作，补充人、物较易。”*《陈昌浩、徐向前不同意进军西康复张国焘电》(1935年1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61页。“现已扩大红军二百以上，游击队约四五百名，前方红军到地群众完全在家，非常热情。”*《陈昌浩、徐向前关于占领天全芦山后的作战部署致张国焘电》(1935年11月1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68页。1935年11月下旬结束百丈战役后，红军先后在天全、芦山、太平、宝兴、雅安、荥经等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有4000多各族青年参加红军”。*刘瑞龙：《难忘的征程》(1987年10月)，《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四方面军卷(1)》，第137页。

这个数字有较高可信度。1936年1月周纯全总结全军政治工作时指出：“目前部队中增加了大批新战士，这新战士，一部分是俘虏成份，一部分是从土地革命开始时涌入到红军中来的。”*纯全：《关于红军中政治工作的检讨》(1936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43页。据当时文件表明，“一月二十一日，整连整队的少先模范团在赤色芦山正式成立誓师，武装上前线”。“这次模范团完成了，从一月一日至二十日止，达到总计数目一千二百七十五人，超过了团中央决定一千名数目的二百七十余人。其中芦山五百二十人，天全四百余人，雅安一百七十人，宝兴九十余人，太平九十余人。全部集中在芦山的八百五十余人，太平没有集中来，其余都被各军及地方武装编去了。”*罗华民：《完成少先模范团的经验与教训》(1936年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38页。文件指出少先模范团1275人中有850人参加红军，而这只是团组织扩大的数字，如果再加上各部队自己扩红的数字，应能达到4000。

4.在道孚、炉霍、甘孜一带，扩大200多名红军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离开天全、芦山地区，西进道孚、炉霍、甘孜一带。3月中旬抵达道孚、炉霍。部队在这一带休整，准备迎接红二、六军团共同北上；并发布指示，指出“某些部队认为这些地区人少或者认为番民不能当红军而放弃取消扩红工作，这是极端错误的。最近三十军已经在道、炉、甘一带扩大了二百名以上的红军，这一事实就足够证明了”，*《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1936年4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06页。强调“目前扩大红军工作仍是政治工作中的第一位”，并规定各军两个月内应扩大数目：四军500名，五军300名，九军300名，三十军500名(除已扩大者外)，三十一军300名，三十二军250名，总直250名，合计2400名。*《关于目前战斗准备工作给各军的指示》(1936年4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07页。“五一”前再次指示要求“每一伙食单位建立一个扩红突击队”。*《红四方面军中央纵队宣传教育会议的决定》(1936年4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430-431页。但由于没有后续报道，对这两个月扩红成效无法估计，但此前三十军已经扩大200人是无疑的。

5.在岷洮西地区扩红3000多人

红四方面军北上进入甘南地区后，党西北局提出在九、十两个月内红四方面军扩红20000的目标。分配给三十军、三十一军各5000的名额，四军、五军、九军各4000，方面军直属队为3000*《进入甘南地区后四方面军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务》(1936年8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57页。，并专门就扩红运动发布了指示。*《西北军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1936年8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53-657页。

实际完成情况如何？据三十一军统计，从岷州开始到1936年10月10日该军新扩大战士763名。*《三十一军进入甘南后部队的情况报告》(1936年10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50页。原定5000的计划完成了约1/7。以此比例，加上三十军、四军、九军、方面军直属队的扩红人数，总数约3000。张国焘曾在九月中旬向中央汇报：“到甘南后，已扩大红军三千余人，工作正在发展中。”*《张国焘关于二、四方面军之实力及活动地区致中央电》(1936年9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692页。杜义德回忆：“在岷洮西战役中，我军同时进行了扩大红军和建设政权的工作。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岷洮西地区就有三千多名青年参加红军。许多被俘蒋军官兵，也在我优待俘虏政策影响下，在红军致力于拯救中华民族的革命精神感召下，纷纷弃暗投明，加入了革命队伍的行列。”*杜义德：《回顾岷洮西战役》(1987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94页。推算数字和汇报、回忆的数字都相吻合，可知红四方面军在甘南地区扩红3000余人。

6.包座战役扩大俘虏500多人

前面已经提到，刘志坚回忆“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在包座战役中，俘白军800余人，经过宣传教育之后，有500多人当了红军”*刘志坚：《长征是宣传队》(1987年3月)，《红军长征回忆史料(2)》，第430页。，与周士第的回忆一致，*周士第：《俘虏兵的一束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亲历记》，第267页。这个数字是可信的。由于红三十军和红四军后来都南下回到了红四方面军，这个扩红数字也应计入红四方面军扩红数字。

要特别提出的是，红四方面军在大小金川地区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国，并有金川独立师(包括一师、二师)、格勒得沙革命军等武装。红军北上的时候，格勒得沙共和国各级人民革命政府的干部，大部分随军北上，金川独立师和格勒得沙革命军也随军北上。*朱成源主编，《长征在雪山草地》编写组执笔：《长征在雪山草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190页。这部分人能否算扩红的成果？据金川独立二师(又称丹巴藏民独立师)副师长金世柏回忆，北上途中很多人开小差，于是建议干脆将独立师解散，愿意北上的跟红军走，不愿意走的发路费放回家。“除天宝等少数同志坚决要求跟红军北上外，其余多数同志都让回家了。”*金世柏：《忆丹巴藏民独立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红军长征在四川》，内部资料，第288页。因此，这部分编入红军队伍的人数不多，也无确切统计，无法将这部分地方政权人员和武装纳入扩红成果。

根据上述几个数字统计，红四方面军在长征中扩红1.62万余人。但这个数字是非常保守的，是仅据目前能看到的资料进行的推算，很多地区、部队的扩红人数未能进行统计，因此实际数字可能远远超过目前估算。

四、红二十五军的扩红人数

红二十五军是唯一一支长征结束时人数超过出发人数的部队。出发时为3000人左右*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人数，回忆有2900余人、2980人、3000人等说法，据刘华清回忆：“我和一些老同志都还记得，红二十五军出发时，统计是2980人。实际许多伤病员都跟着走了，而且还有一些女同志，更是闹着要跟部队走，最后有七名女护士参加了转移。所以说，实际人数应该是3000挂零。”(《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2页)《中国工农红军第红二十五军战史》写的是2980余人。(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1页)，到达陕北永坪镇时3400人。*红二十五军结束长征时人数，大多数人回忆是3400余人，《中国工农红军第红二十五军战史》亦认可3400余人(第170页)，只有程子华回忆为3700人。(《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从当时留下的文献和后人的回忆来看，红二十五军集中扩红是在创建鄂豫陕苏区时期。据鄂豫陕省委向中央的汇报，1934年12月9日庾家河战役后，红二十五军决定以商雒为行动中心，开始此地群众工作，“争取大批工农来参加红军(四百多)”*《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5年7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314页。。1935年2月5日葛牌镇战役后打下雒南县城，“三十天内红军本身扩了六百多个新的红军(地方不算)”。*《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5年7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316页。当时的文献记载与当事人后来的回忆一致，程子华、刘华清等人回忆，进入陕南后，1935年1月初，“扩大了四百多新战士”。*《程子华回忆录》，第60页。刘华清、王诚汉等：《铁流万里功垂史册——回顾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十五军卷(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页。“攻克洛南城后，青壮年纷纷参加红军，半个月内吸收新战士600名。”*《程子华回忆录》，第63页。目前所看到的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创建时期的具体扩红数字只有这两个，加起来是1000人。

事实上，这一时期扩大的并不止1000。鄂豫陕省委的报告指出：“我们在鄂豫陕边区半年以上之久，……扩大了一千以上的红军与组织两千多地方武装。”*《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1935年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338页。但一千多少，没有具体数字。根据多数人的回忆指出，“到(1935年)5月初，红二十五军发展到3700多人”。*程子华、郭述申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江淮文史》1996年第5期，第9页；另刘华清、王诚汉等：《铁流万里功垂史册——回顾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十五军卷(1)》，第57页)、《程子华回忆录》(第63页)都有此叙述。而进入陕南之初，“红二十五军只有2500余人”。*刘华清、王诚汉等：《铁流万里功垂史册——回顾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十五军卷(1)》，第56页。这个数字有一定可信度，以出发时3000人算，至1934年12月到达陕南时，经过独树镇战役伤亡200多人，庾家河战役伤亡百余(也有回忆说200余人，此处以1935年7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说法为准)。加上沿途与地方民团的战役或非战斗损失，约在2600上下。到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陕继续长征的时候，有4000余名指战员。*程子华、郭述申等：《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江淮文史》1996年第5期，第10页。刘华清、王诚汉等：《铁流万里功垂史册——回顾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二十五军卷(1)》，第59页。这还不是全部的战士，因为“武装力量方面，红军主力留下一连，……红军还留下一部分干部与约百多个老战斗员”。*《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1935年9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339页。一连约百人，即共留下了200余人。这样算的话，1935年7月继续长征时红二十五军至少有战士4200多人。那么，从红二十五军入陕南开始创建根据地，到继续长征，总共扩大了约1700人。

1935年7月16日继续开始长征后，“在急行军中号召了将近三百以上的人参加红军”。*《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给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的指示信》(1935年7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第324页。此后基本没有相关扩红的回忆或文献纪录。

总的算来，红二十五军长征中扩红人数在2000左右。

五、结论

本文统计的红军长征扩红人数，严格按照官方口径限定在各方面军的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中旬至1935年10月19日。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从1935年11月19日至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下旬至1936年10月上旬。红二十五军从1934年11月16日至1935年9月15日。因此，不包括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的扩红，不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川陕根据地的扩红，也不包括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东征西征的扩红。

长征中的数据统计非常困难，因为机动情况太多。红二、六军团总结时就指出：“调查统计工作我们尚未很好的建立，统计的数目字是不精确的，在长途行军中因部队经常运动与分开，常常使统计变动很大，工作也受了一些限制。”*《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1936年12月1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4)》，第168页。不过相比当事人的回忆，当时的统计仍是相对可靠的，因此在使用数据时，本文尽量使用当时的文献、报刊报道与多人回忆互为印证，在发生冲突时，则取一个相对保守的数字。

通过上述考察可以看出，红一方面军长征中扩红约1.38万，红二方面军扩红1.6万，红四方面军扩红1.62余万，红二十五军扩红0.2万。四者相加达4.8万。而四支部队出发时总人数也不过20多万，扩大的人数已经接近出发人数1/4，尤其是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扩大的人数已经接近长征出发时的人数。这个成绩是相当巨大的。当然，不可否认，这个数字不够精确。一方面，如果以即时扩红成效来算，肯定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尤其红四方面军的扩红成果统计不全面；另一方面，本文虽然尽量取经过一段时期沉淀的扩红数字，但现存统计的数字里仍可能有不少后来逃亡、掉队的。但笔者认为，能够动员4.8万余人跟着红军走，而且在4.8万余人的背后，可以想见有更多没有参军但却对红军伸出援手、给予各种物资和人力支持的人民群众，这已经可以充分说明红军长征对沿途产生的实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