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伦理思想史源远流长，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为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发端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们提出的义利之辩、奢俭之说等成为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滥觞。后来的古代经济伦理学家大多继承了他们的思想，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了新的阐发。研究中国经济伦理思想史，必须重视各个时期经济伦理思想的特点，客观地评价其贡献，揭示其现代价值。

一、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的特点

明清两个朝代，历经500多年，是中国历史上从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重要时期。明清时期是思想家辈出的时代，思想家们提出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回应社会发展中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这些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各个思想家的智慧，反映了他们的道德人格，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纵观这段历史，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明初到明代中叶为第一阶段，明末清初为第二阶段，鸦片战争以后为第三阶段。

就明清时期的三个阶段而言，各个阶段的“时代烙印”有着不同的特点。但从整体而言，有三个主题贯穿于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的各个阶段，形成了共同的特点：

第一，义利问题成为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问题。明清思想家在其经济伦理思想中，都会以不同的观点和立场表明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明朝的王阳明站在道义论的立场上，将利欲作为“心中贼”，并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王守仁看来，“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1]（P61），圣人之道之所以不能通行，是因为人们信奉功利主义。而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揭示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义之必利”、“义者，利之合也”、“利者，非之门”，深刻地论述了义利之间内在的一致性和相互联系，又对其可能出现的矛盾与冲突作了令人信服的阐释。而明清之际以颜元为代表的实学思想家坚决反对程朱理学，高举社会功利主义的大旗，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魏源的“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2]（P208）、谭嗣同的“不讳言利”、严复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伦理思想通史研究”（11&ZD084）的“义利合一”……均以功利主义为其经济伦理思想的基础。康有为和梁启超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中批判传统的义利观，追求救亡图存的新的义利观。康有为经过对欧美各国的旅行实地考察后，把西方社会的强盛归因为推动物质生产的功利思想。他用历史的眼光分析说：“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泰西之，我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3]（P217）康有为比较中西文化之异同，认为中国社会讲究义理，压抑人性，违背人道，所以国势日趋衰微；西方社会讲究功利，解放人性，尊重人道，所以国势日益盛强。因此，他极力反对“崇义抑利”，主张“以利为义”。梁启超接受了边沁、穆勒的西方功利主义，并且把它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联系起来，将功利主义翻译成“乐利主义”。他在阐述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同时对它作了修正，提出把物质利益的满足作为幸福与快乐的本质具有片面性，对苦和乐的评判应把量与质统一起来。其中核心的一点是梁启超反对极端自私自利的、狭隘的利己主义，主张利群、益群、利他、爱他、为公。

第二，治国理政中的伦理问题成为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的重点问题。中国传统社会是农耕社会，“重农抑商”的思想在治国中处于主导地位。张居正反对“重农抑商”的思想，提出了“厚商利农，农商结合”的经济伦理思想。他充分认识到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为社会分工的必然趋势，商业和农业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各自承担着重要功能。农业主要是在社会生产领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即“力本穑”；而商业则主要是在社会流通领域中发挥着其积极功能，即“通有无”罢了。因此，作为治国者，其主要任务就是紧紧抓住这两个经济部门，“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黄宗羲重新解释了“本”与“末”的含义，认为不应该依据农、工、商这样的行业界线来划分，而应该根据其对社会的功用来区别，提出了“工商皆本”论。他说，“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4]（P29）。“遂民之生，使其繁庶”[5]（P18），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本业”；反之，浪费和耗损社会财富，不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就是“末业”。

明末清初以后，功利主义在经济伦理思想发展中的影响越来越大，甚至占主导地位。这种功利主义是社会功利主义，反映的是“富民”、“利国”的价值追求。张居正的“利民利君，富国足民”，唐甄的“立国之道，惟在富民”，颜元的“富天下”，严复的“国民俱富”……形成了一系列的富国富民的思想。在富国与富民的关系上，唐甄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强大，必须建立在富强的基础上，国家不富强，就难以立足。而富国要以富民为内容，“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6]（P114）假如只是“府库之财积如丘山”，而老百姓贫困，不是他所说的“富”。他认为，只有老百姓富裕了，才是真正的富，社会才能由乱走向治，国家才能繁荣富强。换言之，富民是国家政权的根本任务，是乱、治之分的主要标志。

富国富民的实质是发展经济，增加财富，但必然会面临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丘濬提出：“国民财富，各得分愿”，冯桂芬主张“理财之道必曰平”，严复坚持“无甚富无甚贫”的分配观。尽管各位思想家提出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对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的价值追求却是一致的，并且设计了有操作性的具体方案，例如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第三，奢俭问题成为明清经济伦理思想中的热点问题。奢俭问题是在中国经济伦理思想上始终被关注的问题，但像明清时期那样一大批思想家如此热议奢俭，却是在历史上很难见到的现象。在这一热点问题上，陆楫和谭嗣同旗帜鲜明地反对传统的“崇俭黜奢”，而主张“崇奢黜俭”，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管子·侈靡篇》后，“崇奢黜俭”观点的最集中的表达。陆楫认为，个人的节俭、家庭的节俭以及国家的节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奢侈对于一人或一家来说可能是有害的，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来讲却是有利的，一些商人和上层社会的奢侈消费有利于下层阶级百姓谋生，获取一定的财富收入，进而在促进了财富和商品消费的过程中进行重新分配。陆楫提到“彼有所损，则此有所益”就说明了消费在财富分配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谭嗣同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对传统的崇俭传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经济方面，他认为崇俭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在政治方面，他对崇俭的批判与君权联系起来，认为崇俭是是愚弄百姓，压抑人性，维护封建统治。“言俭者，龌龊之昏心，禽道也。”[7]（P28）在社会方面，谭嗣同将崇俭与自私联系起来，认为它导致社会公益心缺乏。他竭力推崇奢侈，因为它拉动了经济，各行各业都从中获利。尽管奢侈有利有弊，利弊兼有，但利大于弊，“夫岂不知奢之为害烈也，然害止于一身家，而利十百矣”[7]（P28）。谭嗣同以人性论论证“奢”的合理性，“夫治平至于人人皆可奢，则人之性尽”[7]（P31）。同时，他还认为“尚奢”能使人性归于淡泊，化解奢俭的对立。如果“崇俭”，对于人欲“遏之塞之”，“反使人欲横流”，造成社会动乱。有利于人性欲望的满足和社会治理，成为他“尚奢”的又一根据。

而冯桂芬继承传统的“崇俭黜奢”，提出了“无以奢昌而俭败者”说，强调节俭对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意义。同时，他认为奢侈不是什么大罪，难以用法律解决，但劝导又难以改变人的行为。因此，只有强调“躬行”才能达到“教化”之目的。

在“崇俭黜奢”和“崇奢黜俭”的尖锐对立中，王夫之、魏源和严复各抒己见，展示了其个人独特的观点。王夫之将传统的“崇俭黜奢”改造成为反对俭以守财、反对“侈多藏以取利”的观点，提倡正当而又合理的消费。魏源认为，对于节俭和奢侈不能一概而论，要区分不同的人群。“崇俭黜奢”主要针对统治阶级和穷人，对富人则不适用。不要求富人节俭，而是鼓励他们消费。严复主张“俭有道、奢有节”，主张能“有所养”、“有所生”的俭，反对守财奴式的“俭”，同时鼓励消费，但不可过度。

二、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贡献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总结和批判的时期，也是中国经济伦理思想走向转型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对传统的总结和批判的基础上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第一，突破了传统的“重义轻利”的观点，提出了以义利兼顾为基础的社会功利主义观点

中国传统的儒家主张“重义轻利”，而董仲舒和程朱理学更是把“轻利”发展到极端，认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中叶以后的进步思想家主张“正其谊谋其利”，坚决反对和批判程朱理学的义利观，认为程朱理学是“空疏无用之学”。同时这种批判又是打着维护传统的旗帜，他们认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8]（P774）。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提出的社会功利主义观点，更多地是强调“公利”。孔孟没有完全否定“利”，他们的“轻利”主要是指“私利”。可见，尽管明清进步思想家与孔孟在如何对待“利”的问题上，观点迥异，但并非完全与传统的儒家的道义论对立。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公利”视为“义”，从而建立了义利兼顾的根基。先秦的墨子主张贵义尚利，并把天下之利和他人之利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传统的墨家的义利观中可以寻觅到明清进步思想家社会功利主义的渊源。在“义利合一”、“据义求利”的基础上，明清进步思想家把价值的太平更多地倾向于功利。这种以义利兼顾为基础的社会功利主义观点，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走向式微、资本主义工商业谋求发展的需要。同时，在鸦片战争以后，这种义利观在重视功利主义的西方文化的推动下，成为当时中国经济伦理思想的亮点。在治国理政中，顽固派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无不以“言利”而斥之，而变法革新的思想家清楚地意识到，在传统的义利观基础上建立的生财之道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开辟新的途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这就需要义利兼顾为基础的社会功利主义的辩护。

作为进步的思想家，他们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视野中审视功利，更多的是追求社会的大功利，尽管这种大功利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将其置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其进步性必须充分加以肯定。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对于个人利益，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学派和思想家都持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这种社会功利主义对于人的利己心给予了更多的肯定，甚至认为利己是人的本性，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不是一种恶德，而是一种美德。这种观点冲破了封建传统观念的枷锁，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不乏积极意义。但其失之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突破了传统的“崇俭黜奢”的观点，提出了在伦理评价和经济评价相结合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的观点。

消费与生产、交换、分配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是经济运行的四大环节。是节俭还是奢侈，是消费伦理的核心问题，是经济伦理的主要内容之一。“崇俭黜奢”是中国古代消费伦理的主流观点，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概莫能外[9]（P49-53）。传统的“崇俭黜奢”的观点以伦理评价为根据，认为崇俭有利于节制人的欲望，造就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从而有利于社会的清廉和治理。但到了明清时期。由于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与此相适应的消费伦理观念及消费水平，这一观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崇俭黜奢”与“崇奢黜俭”的对立观点中，更多的思想家如魏源、严复和王夫之采取了更为理性的观点，主张将消费的伦理评价和经济评价结合起来，采取区别对待和“有道”、“有节”的评价方针。例如魏源认为节俭是“美德”，崇俭禁奢是“美政”，这是立足于伦理评价，而他同时认为崇俭禁奢“不可以律下”，“不可以规富”，表明对于富人则不适用。换言之，魏源不要求富人节俭，而是鼓励他们消费，甚至奢靡，这是立足于经济评价。严复在消费观上主张“俭有道”和“奢有节”，他是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出发，支持能“有所养”、“有所生”的“俭”，反对守财奴式的“俭”。他认为可以讲“俭”，但节俭下来的财富万不能守住不动，应用于生产投资，一切以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为主。可以讲“奢”，但这种消费应限制在不影响扩大再生产的水平上。

尽管在近代进步思想家中，还有一些思想家例如冯桂芬坚持以“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主张“无以奢昌而俭败者”，体现的是“伦常名教为原本”的伦理评价，但从经济的角度评价消费、鼓励消费的思想是当时经济伦理思想中的一股新潮流，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它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使人们从更广阔的社会发展中认识奢俭问题。从中国两千多年消费伦理发展的历史看，发端于明朝中叶、形成于晚清的这股中国消费伦理的转型潮流，对其历史地位必须给予足够高的评价。

第三，突破了传统的“农本商末”的观点，为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发展作伦理辩护。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它是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相适应的治国理政的思想，随着明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一思想受到了更多的质疑。

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生产基础上的，这种运用先进技术进行社会化的大市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在为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发展作伦理辩护中，谭嗣同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说：机器生产大大增加了效率，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单位时间内增加了生产的商品的数量，二是大大节省了劳动时间。同时他还认为使用机器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的商业繁荣给下层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里，谭嗣同用机器大工业发展的优越性的事实所作的辩护是有力的。必须指出的是，谭嗣同在为资本主义民族工商业发展作伦理辩护时，也清醒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它造成了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而这种弊端必然与谭嗣同的平等观念相冲突。谭嗣同认定，“无论百年千年，地球教化极盛之时，均须到均贫富地步，始足为地球之一法。”[7]（P412）“均贫富”是谭嗣同追求的理想。

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特别是晚清时期进步思想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在推动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做出的贡献已经载入史册。但这些思想具有转型时期的特点，既有代表社会进步发展的一面，也不乏封建社会的烙印，其立足点是维护封建王朝。这些思想对探索中华民族兴旺发展之路有着积极的意义，但缺乏科学的理论的指导，难以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这些思想在实践中难以获得成功。作为进步的思想家，其思想体系内部也存在着不少矛盾。例如，谭嗣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也无法回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在追求“均贫富”的理想的同时，认为“以目前而论，贫富万无可均之理。不惟做不到，兼恐贫富均，无复大有力者出，而与外国争商务，亦无复贫者肯效死力，国势顿弱矣。”[7]（P412）在现实生活中，“均贫富”使有能力者和贫民都缺乏内在的动力去发展商务，从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因此，“贫富万无可均之理”。但他并未放弃对“均贫富”理想的追求，他所说的“贫富万无可均之理”是“以目前而论”，这意味着也许在未来是可以实现的。谭嗣同主张“均贫富”，但又认为缺乏现实的可能性，这反映了即使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激进人物也有软弱的一面。

三、明清经济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代中国已经进入了21世纪，所处的时代已经与明清时期迥然不同。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在以往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用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审视过去，将使我们失去发展的根基，而从历史的思想资源中发现其现代价值，能够开拓视野，推动思考，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启示和民族的自信。

第一，明清经济伦理学家及其思想中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实现中国梦中的价值。

明清经济伦理思想中的社会功利主义，强调的是社会的公利和经世致用，它孕育了近代爱国主义的精神。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之所以崇尚功利，是因为他们渴望中国的富强。程朱理学的”“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被不屑一顾，是因为在民族灾难的危急关头，国家和民族需要的是“济世”人才。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体现的是爱国的情怀。而魏源、冯桂芬、严复等人把目光转向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是为了寻找民族和国家救亡图存之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需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植根于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特别是来自于鸦片战争以后170多年的历史中。从明清经济伦理思想中挖掘爱国主义精神，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更多的精神资源。

近代爱国的经济伦理学家具有高尚的人格，他们怀揣中国繁荣富强的梦想，为了国家、民族的大利，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特别是谭嗣同，他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变法失败后慷慨就义，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在国家、民族的大利和个人的私利的关系中做出正确的选择，将个人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同时，追求高尚的人格，不断地完善自我，做身系天下的爱国者。

近代爱国的经济伦理学家具有开放的国际视野。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发展，要强大，必须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近代中国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是落后的重要原因。近代社会，大凡那些站在经济伦理思想历史发展潮流前列的思想家，都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国际的视野，能清楚地认识到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过去是如此，21世纪的今天更是如此。矢志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希望。通过历史观照现实，中国要更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的路走下去。

近代爱国的经济伦理学家具有强烈的变革精神。面对衰败的满清王朝，如何寻找救亡图存之路？他们认识到墨守成规、不思变革，中国就没有出路。尽管他们难以科学地认识和运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致屡遭挫折，但他们为国家、为民族而锐意变革的精神却融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中，不断激励着后人披荆斩棘，奋勇前进。当代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需要有强烈的变革精神，不断进取。近代爱国的经济伦理学家这种强烈的变革精神，将激励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贡献自己的智慧和才华。

第二，明清经济伦理思想中所追求的公平分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价值。

明清经济伦理思想中追求公平分配的主张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社会理想的追求，超越了时空，在当代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失其价值。谭嗣同在主张通过经济自由主义发展经济的同时，清醒地看到了它会造成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负面效应，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在用功利和效率的原则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严复否定平均主义的分配观，主张“无甚富无甚贫”的分配观，兼顾效率与公平，对于当代中国实现公平分配有重要的启示。冯桂芬主张的“理财之道必曰平”的分配观中，包含他希望通过慈善等第三次分配，更好地实现公平正义的思想。他在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中，了解了西方慈善事业的经验后，试图通过欧美国家慈善救助之“术”，对改革中国传统的慈善事业作了有益的探索。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但要解决公平分配等现实问题，必须回首历史，才能更好地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径。

市场经济提高了经济效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市场经济可能带来贫富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的负面效应。不仅当代经济学家已经清醒地看到这一点，而且像明清经济伦理学家谭嗣同等也早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一对矛盾。严复对于这对矛盾采取理性的处理方式，有直接的现实价值。面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现实，一方面不能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这样必然会影响和制约经济的发展，最终难以为解决分配问题提供物质前提。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悬殊，违背了社会公平原则，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正如严复所说“假使贫富贵贱过于相悬，则不平之鸣，争心将作，大乱之故，常由此生”[10]（P43）。因此，兼顾公平与效率，缩小贫富差距，是当代中国解决分配问题的基本指针。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应该强调不同的侧重点。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非常落后，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快速发展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不能否定。而到了改革开放的一定阶段，中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社会分配不公的情况日益凸显，强调“更加注重公平”是完全正确的。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如何摆放位置，孰先孰后，孰轻孰重，都依据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转移。

必须将伦理精神注入法律和制度建设之中，为社会公平分配提供坚实的保障，同时也必须运用社会各种资源推动社会公平分配的实现。例如慈善公益事业。近代有的中国经济伦理学家已经有了探索，但中国进入了21世纪之后，慈善公益事业发展势头迅猛，将为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做出更多的贡献。

第三，明清经济伦理思想中对于奢俭问题的突破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奢俭问题是中国几千年来消费伦理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道德建设、社会风气，更涉及到国家政策、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明清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是指晚清的经济伦理思想）实现了消费伦理思想的转型。这种转型的标志是将消费的伦理评价和经济评价结合起来的基础上，更注重经济评价。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代世界，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经济，只要有消费需求，生产几乎是无所不能。现代社会被称之为“消费社会”决不是偶然的。消费制约和影响着生产的发展，其对于经济发展的“瓶颈”作用日益凸显。明清经济伦理学家敏锐地认识到消费伦理对于拉动经济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鼓励消费，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在实现经济腾飞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消费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采取鼓励消费和引导消费的政策，在抵御经济风险、保持经济的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奢俭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廉洁清明。晚清的冯桂芬认为，要强调官员在消费伦理建设中的示范作用，他指出“奢俭之端，无过宫室、车马、饮食、衣服四者。宫室、车马逾制者尚少，饮食无可禁，是禁奢以衣服为第一义”[11]（P316）。他又为官员服饰提出了具体规范。21世纪的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消费规范是重要的内容。尽管这些规范与100多年前冯桂芬提出的规范不尽相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作为官员要率先躬行消费伦理规范，才能建设良好的社会风气，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

消费的伦理评价和经济评价的结合依然是当代中国经济伦理的重要原则，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但也需要进一步发展。这突出表现在生态文明建设上。明清经济伦理学家在论述奢俭问题上几乎不涉及人和自然的关系，而现在中国人和自然之间呈现出紧张的关系。鼓励消费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但会给生态环境造成更多的压力，同时对社会风气有负面影响。这就必须把经济评价和伦理评价结合起来，找到一个平衡点。即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尽可能地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或者尽可能地减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负面影响。例如，鼓励更多地进行资源占用少的消费，发展循环经济等。消费的伦理评价和经济评价的结合，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在21世纪的现在，回首明清时期魏源、严复和王夫之等经济伦理学家的消费伦理思想，将会更深刻地感受到其历史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