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海燕

（山东女子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由于产生与发展的社会环境不同，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已有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传统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比较研究上，对当代中国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异同点的研究较少，因而全面比较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之异同非常必要。何况我国有些学者对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异同点认识还不够清晰。有学者认为，“功利主义道德观”中的“功利主义”概念直接来源于西方“功利主义”，意为“快乐和幸福”[1]。在我国文化语境中，如此理解是不能充分阐释“功利主义道德观”内涵的，也没有显示出褒贬义。那么，在我国文化语境中使用的“功利主义”概念是否直接来源于西方“功利主义”？我国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异同点体现在哪些方面？澄清上述问题有助于准确区分、正确理解和恰当使用“功利主义”概念，有助于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一、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不同

（一）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源流与内涵不同

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是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形成发展的有差异的功利主义思想。西方“功利主义”思想萌芽于古希腊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学说；中间经培根、霍布斯、洛克、爱尔维修、弗兰西斯·哈钦森、休谟、斯密、霍尔巴赫等哲学家的研究得到发展；18 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新的价值标准为其追求财富的行为提供证明”[2]，为此，杰尼米·边沁在前人功利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系统的功利主义学说；约翰·穆勒在修正边沁理论的基础上对功利主义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第一次使用了“功利主义”概念；功利主义后经西季威克、摩尔的批判得以进一步发展；20世纪下半叶又发展出两种基本理论形态：一是以斯马特为代表的行动功利主义；二是以布兰特为代表的规则功利主义。其中，以边沁与穆勒功利主义学说为主的古典功利主义界定了“功利主义”的概念，之后发展的功利主义学说主要对古典功利主义论证的不足作了弥补。西方“功利主义”作为英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支柱，为其他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范式，一般不被看作贬义。

我国传统功利主义思想在春秋时期产生并得以延续发展，形成了墨子、韩非、管仲、李觏、颜元、陈亮、叶适、王夫之、唐甑等的功利主义思想。20世纪初，严复等人将西方“功利主义”一词翻译介绍到中国，主要介绍了边沁与穆勒的功利主义思想。五四运动时期，由于受时代需求的影响，西方“功利主义”并未成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主导思潮。此后，“其含义渐渐被旧式‘功利主义’的含义同化与吞噬。到了1937年后，基于西方思想的‘功利主义’基本上退出了中国的报刊，而基于传统价值观与义利之辨的‘功利主义’成了主流”[3]。此外，我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后，在革命和治国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功利观，逐渐形成了无产阶级功利主义。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被看作合理合法的事，“人们对利益追求无限扩大，对金钱、名利的追求越来越强烈，致使功利主义日益泛滥”[4]，此处“功利主义”是指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把自利（利己）作为一切活动的前提，更加注重追求物质、实惠、利欲、功名利禄等，甚至为获取名利不择手段，因此被作为“急功近利、重利轻义、自私自利”的代名词，常常被用作贬义。在我国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思想觉悟极大提高之前，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想将在我国长期存在。

由上，“功利主义”是具有阶级性的以追求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行为准则的伦理学说。我国文化语境中使用的“功利主义”概念从时间上可划分为我国传统功利主义与当代功利主义。我国传统功利主义是基于传统价值观与义利之辨而形成的，当代功利主义根据对利己与利他的侧重点不同又可以区分为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和无产阶级功利主义。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是指“只为个人打算，只知为自己之利益而有的种种思想与行为”[5]。我国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功利观的继承与发展，维护集体利益和人民利益。因此，在我国文化语境中使用的“功利主义”概念分为我国传统功利主义、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和无产阶级功利主义。

（二）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侧重点不同

西方“功利主义”思想“把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利己主义看作是人类行为的普遍的道德准则”[6]，追求实现个人幸福基础上的公共幸福，或者满足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利他主义，即实现个人幸福、个人利益是前提。边沁认为，公共幸福是每个人最大幸福的加总，“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7]。也就是说，只有每个人真正获得了最大幸福，才能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理论唯一赞同的自我牺牲就是完全为了他人的幸福或为了他人获得实现幸福的手段而做出的牺牲——这里的‘他人’，既可以是人类这一整体，也可以是符合人类整体利益这一条件限制下的个人”[8]17。“最大幸福原理”存在“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矛盾”“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矛盾”[9]，导致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传统功利主义和无产阶级功利主义从顶层设计出发，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兼顾个人利益，更侧重集体利益。“‘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乃墨子估定一切价值之标准。”[10]104李觏谈到的“利”也是指“公利”，反对那些只为私利的极端利己主义行为。叶适所强调的“利”也是指国家之利、社会之利。我国无产阶级功利主义统筹兼顾国家、集体、个人利益，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11]864。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12]。江泽民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强调，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是以人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的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虽然西方“功利主义”与我国传统功利主义、无产阶级功利主义都注重利他，都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但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这种‘集体主义’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个体的长远利益而主张的集体主义，它是‘强个人’之下的‘弱集体’，个体既是起点，也是指归；而中国社会的‘集体主义’是以维护集体的长远利益为指向的，个人从属于集体，它是‘强集体’之下的‘弱个人’，集体是核心，也是目的”[13]，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对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看法。

我国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顾名思义以利己为出发点，行为结果可以利己亦可以利他，但是“人行兼爱仍是为我”，“一切利他的行为，都可以作为一种利己的方法”[14]78-79。我国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坚持的最终利己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个人利益基础上的利他主义是不同的。

（三）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判断行为正当性的道德标准不同

西方“功利主义”把行为后果能否促进快乐或幸福作为判断行为正当性的根本道德标准。凡是有助于增加幸福或快乐、避免不幸或痛苦的行为，或凡是有助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都是正当的、符合功利的。边沁和穆勒把对快乐与幸福的感性体验作为采取行动或者选择规则的终极标准，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行为准则，“任何行动中导向幸福的趋向性我们称之为它的功利；而其中的背离的倾向则称之为祸害”[15]。行为“功利主义”者依据具体规则判断行为后果能否带来快乐、是否符合“最大幸福原理”。可见，西方“功利主义”存在“与道德原则割裂”[16]、最大幸福与基本人权矛盾等缺陷，只有“吸纳道义论、契约论、德性论等道德理论中的合理原则和方法”[17]，才能维持西方“功利主义”的生命力。

我国传统功利主义根据行为所遵循的动机或者行为所依据的原则判断其行为的正当性，凡是符合道义的行为动机或者行为原则就是道德行为，反之则是不道德行为。我国传统功利主义为了使行为所遵循的动机或者行为所依据的原则符合道义，在实践操作中提出“以义制利”“以利和义”，把仁义看作利益的最佳调节手段。荀子强调“以义克利”，运用礼义调养人们的利欲，达到“义利两得”。墨子推崇义利并重、贵义尚利，“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18]331，把贵义与尚利有机统一起来。李觏的功利主义“主张‘义利双行’‘以义统利’的原则”[19]。陈亮与叶适主张“以利和义”，道德与功利统一。陈亮指出“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缺”[20]，即一旦物质条件匮乏，人性就难以存在。叶适指出“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尔”[21]，即没有一定的物质利益，道义就只能是没有意义的空话。颜元的功利主义主张“‘以义为利’，义利兼重，道功并收”[22]。章太炎指出“利物足以和义”，“非‘利’亦无所谓‘义’也”[23]。

我国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根据行为动机或行为准则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判断其行为是否正当。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根据行为动机或行为准则是否最终利己判断行为是否正当。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极易走向极端利己主义，在当代社会还需要通过各项制度、道德规范、社会舆论特别是法治约束其行为。

（四）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

西方“‘功利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建立初、中期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9]，是为资产阶级利益辩护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功利关系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剥削关系，“对资产者来说，只有一种关系——剥削关系——才具有独立自在的意义”[24]。我国无产阶级功利主义则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25]。

毛泽东同志批判了资产阶级对“功利主义”抽象、片面、绝对化的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功利观，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11]864。无产阶级“‘功利主义’同追求个人利益、强调个人幸福的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不同，它宣传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功利”[26]。

二、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相同点

（一）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都承认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是人的本性

西方“功利主义”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功利就是快乐或幸福本身，把快乐或幸福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所以“功利主义”又被称为快乐主义或者幸福主义。其开辟者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斯宾诺莎认为趋乐避苦就是人类的本性”[27]。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认为：善的生活就在于享乐，幸福实际上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边沁指出“一切行为的共同目标……就是幸福”[15]。穆勒指出：“从伊壁鸠鲁到边沁，每位倡导‘功利主义’的思想家都认为功利并非是用来区别于快乐的某种东西，而就是快乐本身，同样是为了避免痛苦。”“‘功利主义’的终极目标即其他一切渴望之事的参照点和归宿（无论是考虑自身的善还是他人的善），就是让生活尽可能远离痛苦、尽可能丰富快乐（不论是在量上还是质上）。”[8]7罗尔斯将古典的功利原则理解为“把善定义为理性欲望的满足”[28]。

我国传统功利主义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从自然人性出发承认了追求个人利益和个人需求的合理性。管仲指出“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29]。荀子指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30]韩非通过观察得出“人皆利己”“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31]。李觏得出“利为人欲”的结论，“人非利不生……欲者人之情”[32]。冯友兰先生认为，“大多数普通人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在功利境界中底人，所求底利，都是他自己的利”[14]71。我国传统功利主义所求的名利最终也是追求快乐的。“利，所得而喜也。”[10]259“利是可以使人得快乐者。”人们“虽所求不同，而同于求他自己的快乐”[14]72。这一点与西方“功利主义”最终追求快乐是相同的。

我国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把“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追求利益是人之天性、本性”作为立论基础，“最大特征是把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作为一种自觉意识确定下来，并以此激励、规定人们的行动”[33]，肯定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其积极作用是能够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潜能，提升社会建设的活力与效率；消极作用是滋生拜金主义，促使一些人为获取名利不择手段。

马克思说：“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34]即没有脱离自私利益的共同利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无产阶级功利主义主张“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鼓励个体通过合法手段获取个人利益，追求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二）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都有利他的一面

西方“功利主义”把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或利益作为最高目标，体现了利他的一面。边沁认为，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道德行为的唯一目的。功利主义集大成者穆勒特别注重公共幸福或者公共利益，“功利主义作为人类行为准则所孕育的幸福是全体人类整体的最大幸福，而不是某一个行为的个人的最大幸福”[35]192。“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指行为者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指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8]12可见“穆勒将边沁对自我利益的呼吁扩展为羽翼丰满的利他主义的社会哲学”[36]。在利他方面，穆勒认为功利主义在谋求自己幸福和利益时不能损害他人或全体相关者的利益，甚至可以为了公共幸福、他人幸福牺牲自我幸福。“功利主义的信条认为，人具有牺牲自身幸福以实现他人幸福的能力。”[35]199

我国传统功利主义、无产阶级功利主义都强调国家之利、社会之利、人民之利，注重利他。墨子主张“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18]126。严复在处理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上，指出“舍己为群”。梁启超坚持以群体为本位的功利观，更多地强调了集体主义，把利己主义导向利他主义。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11]1095而且，我国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虽然主观上以利己为目标，但是客观上也可以利他。

三、明确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异同点的影响

（一）澄清了Utilitarianism汉译为“功利主义”是否恰切的问题

20 世纪初我国近代学者将Utilitarianism 译为“功利主义”，如严复在《天演论》中的译法。冯友兰的“影响力使‘功利主义’的提法在中国的文化研究中最终固定下来，成为Utilitarianism 独一无二的汉语译词”[37]。目前Utilitarianism 在我国比较普遍的译法仍然是“功利主义”。严复、冯友兰等之所以把Utilitarianism 汉译为“功利主义”，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相同之处。

有些学者着眼于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差异，认为Utilitarianism 汉译为“功利主义”不够恰切，容易造成中西方“功利主义”概念混淆的问题。“‘功利主义’一词在中国学界似乎并没有得到肯定，一直有观点认为‘功利主义’并非适合的译词，只是因为使用时间久了，约定俗成，难以纠正。”[3]“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语境下贬义的‘功利’可能并非一个恰当的汉语译词。”[37]有些学者把Utilitarianism 译为“乐利主义”（梁启超、胡适）、“实利主义”（梁启超1904—1921年）、“功用主义”（唐钺、牛京辉）、“效益主义”或“效用主义”（一些港台学者），这些译法都可以有效避免概念混淆的问题。

（二）明确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异同点的积极意义

明确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异同点，有助于学者根据不同语境选择恰当准确的词语，使语义表达更加准确清晰。而且，弘扬我国传统功利主义和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有助于人们从大局出发，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在保证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促进社会秩序良性运转。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的激励作用，可以充分调动个体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个体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使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充满生机活力，从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早日实现。

综上，本文从对我国文化语境中使用的“功利主义”概念分类视角，分别对我国传统功利主义思想、无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功利主义思想作了全面比较，发现在我国文化语境中使用的“功利主义”概念并不直接来源于西方“功利主义”。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虽然都承认追求个人利益、个人幸福的合理性，都有利他的一面，但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在二者产生发展的源流不同、追求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侧重点不同、判断行为正当性的道德标准不同、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相较于已有相关研究，本文对“功利主义”概念的阐述更加全面，分别阐释了西方“功利主义”、我国传统功利主义、无产阶级功利主义、以利己为核心的功利主义概念，并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将有助于人们准确区分“功利主义”概念和明确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异同点。诚然，本文对我国功利主义思想的阐述还不够充分，日后将另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