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

再下一个坡就到家了。暮色四合，小路七弯八拐连着家，牵起座座山峰做栅栏。我老远瞅见窗纸上映着的煤油灯光，两肩变得轻松许多，走夜路的惶恐感消失了。扁担在肩头“吱吱嘎嘎”唱歌，脚也打起飘。

其时，我8岁，山上砍柴晚归。

那时，家家户户都点煤油灯。就着灯光，母亲总一手拿着新鞋底，一手挥着尖针在头发上擦一下，咬牙用力将针穿透鞋底。那鞋底太厚太硬，针总只能冒出个头，像拱出嘴的新笋。母亲会用牙齿咬着针头用力拉。用牙齿拉不出针时，母亲就握起早就预备在桌面用两片铁皮做的夹子，用力“嗨！嗨！”着夹拉出针头。接着又扎下去，又拉……怕母亲孤单，煤油灯总是左晃右荡、忽高忽低陪伴母亲，在母亲循环反复的动作中，我和弟弟妹妹的布鞋总会赶在冬季到来前套上我们的脚板。鞋子千层底，灯芯绒面子，瓷实又温暖，把严寒抵挡住，也是我在伙伴们眼前炫耀的本钱。

我常常依着母亲，坐在煤油灯下做作业或读课文：有延安宝塔上的灯光，有毛主席窑洞里的灯火，那也是煤油灯吧，照亮整个中国。母亲会用针头剔去一点灯芯，再将灯拧亮些要我眼睛离书本远点。因为离灯太近了，做一晚上的作业，鼻口就形成两个小黑点，像盘了两只黑蚊子。母亲见了就忍不住“嘻嘻”地笑起来，我觉得这是我听到的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像花开，像鸟鸣。母亲会用毛巾浸湿一个角细心地帮我抹去那团黑。

那时，父亲是村小学的民办教师，晚饭后总要出去辅导学生，常常夜深人静才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