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杰

端午节过后的第二天早晨，我跟学生早读，突然间电话铃声响起，一看，号码陌生却是本地的，问了好半天，总算是明白了——我的干妈去世了！

我走到操场的一角，为我干妈默哀。

我出生不久，彻夜嚎哭，鸡叫三遍之后才安然酣睡，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半个多月，我大和妈实在撑不住了，就听从邻人的建议，到阴阳先生那里去寻求禳改的法子。闻名方圆的阴阳先生侯师傅听了我的生辰八字，肯定地给我大说，给娃拜个属狗的干大就好了。我大就忙着在林场周围的村子里打听已经成家并有了儿女的属狗的男人，最后选定了我的王姓干大。不晓得是巧合还是阴阳掐算得准，拜了干大之后我彻夜嚎哭的病戛然而止了。

真正记得干大干妈是我上小学之后了。干大家在名叫蒋庄的川里，我們家最后落户到深山老林，相距二十多里，平日里很少走动，只有过年的时候去给干大干妈拜年。我干大虽然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但是思想前卫，接受新事物快，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干过多年的大队支部书记，经常在人前头说话。我干妈身材中等，瘦弱单薄，相貌普通，对干大唯命是从。

干大干妈生育了四个儿女，一男三女。我的干哥长我近十岁，木讷寡言，只晓得干活，饿了吃，困了睡，干姐大我一两岁，是个哑巴，人们都叫她瓜女子，两个干妹，小的机灵聪慧，大的老实巴交。干大忙于大队的事务，干妈身体瘦弱，出一天工算是半个劳力，只记五分工，尽管是支部书记家，日子还是捉襟见肘的。

吃青玉米棒是山里人的稀罕。每年夏末之际，我都要奉母命到干大家走亲戚，提一包饼干或者一听罐头。我本是不愿意去的，因为干大家的生活不富裕，对我缺少诱惑，但是母亲的态度很坚决，说人家把你带携大了，不能忘本的。每次去，干妈都满脸的笑容，弥勒佛一般，给我做一顿麦面片片吃，临走再砍几个玉米棒棒让我背上，干妈知道山里人不种玉米，我们姊妹们稀罕。那些年我们吃到的玉米棒棒都是干妈给的，哪怕一人只能吃到半截。

我长大了，和干大家的关系却疏远了，可怜的虚荣心使我冷落了带携我长大的干大干妈。干姐和干妹们都出嫁了，家里只剩干大干妈和老实的干哥。我觉着自己的翅膀硬了，不再需要干大干妈的带携了，何况他们家还是那么穷困。

我大我妈不止一次地叮嘱我：有空了，顺路去看看老两口，可怜人却是好亲戚，不管咋样总把你带携大了。我嘴里应承着，却很少进过干大家的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妻调到距离干大家比较近的学校任教，我则在外乡工作。每逢节日，干妈都会炒好肉菜，蒸好白面花卷，装进一个小竹篮，苫上干净的毛巾，让干大送到学校里。端午节送油饼、酒醅子；中秋节送梨子、海棠和腊肉，整整六年，直到我妻调离。期间除了拜年，我们也去过几次干大家里。每次去干大忙着沏茶倒水，干妈则忙着擀长面，本不忍心让年迈体弱的干妈劳累，却不忍拂了她的心意，每一次我们去，干妈欢喜得如小孩子一般，眉开眼笑。

对于我的一斤茶叶，一箱牛奶，干大干妈总是嗔怪我乱花钱，回自家屋里买啥东西呢，只要肯来看他们就好得很呢！其实，他们心里是欢喜的，我知道如果不是我买，他们绝对不会花钱买那些自认为很奢侈的商品。

去年深秋的一天，天下着雨，干妈在下台阶的时候脚下一滑摔倒，摔断了右小腿，住院一个多月才回家，依然不能下炕。这些我都不知情，我给他们留了我的电话，但是谁给我打呢？家里虽然有一部老掉牙的手机，可八十多岁的干大耳聋眼花，六十来岁的干哥是记不起打的，干妈就更不会打了——她只晓得那玩意叫电话，可她摸都没有摸过，何况还行动不便呢。后来无意间听得消息，我便专门去看干妈。走进大门，我吆喝了一声，身材佝偻的干大先出现，接着干哥也欢快地走下台阶迎接我。我们在正房里寒暄，忽听得有含糊不清的大声吆喝，看着我一脸疑惑，干大说是干妈在偏房里喊。我急忙进到偏房，扑面一股刺鼻的气味。头发雪白、面容枯槁的干妈挣扎着移到了炕边，摇摇欲坠，我急忙坐在炕沿扶住她。干妈举起右手摸着我的脸，两行浊泪夺眶而出，孩子般呜呜哭了起来。我按住干妈枯枝般的手，两行热泪也不能自禁了。

今年正月里我去拜年，发现干大明显苍老了，他已经85岁了，干妈也是81岁的高龄了。干妈说伤腿还没有长好，还是下不了炕，边说边哭。我给干哥说暖和了把干妈推到外面晒晒太阳，没有轮椅的话我买一个。干哥说轮椅有呢，在残联要的。临走的时候，干妈抓住我的右手，很有力气地抓着，我用了好大劲才挣脱，身后是干妈大声的哭嚎。

正月初八的相见，竟然是永诀！

干妈有一个很秀气的名字：冉秀莲，1925年生。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吴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