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彦

十年“文革”结束，万物复苏，神州大地呼呼啦啦掀起一股“英语热”。

我当时在县砖瓦厂当家属工，成天干的是苦力活，按说与学英语八竿子也打不着，可不知为什么见别人学英语，我心也跟着痒起来，找了本初一上册英语课本，打算学习英语。可一翻开书，我就蒙了，因为我只认识ABC三个字母，其余的那二十三个我干瞪着眼使劲看，也不知它们姓甚名谁，到底念什么，更何况还有课文上那一行行的勾勾圈圈，长得跟扑克上带人儿牌似的，更不知所云了。

不过转念一想，谁不是从这三个字母开始呢？我还是想学。

刚进入80年代，我家没有收音机，邻居朋友家里也都没有，电视更无从谈起，听都没听说过。学英语不像学别的可以自己看书，这一行行的勾勾圈圈，找谁问去？想来想去想到砖瓦厂有几个刚辍学的小青年，我带干粮的包里便多了本英语课本。辍学初中生没个学习好的，但那他们也比我强，好歹认得二十六个字母，也就顾不上谁的发音是否准确，硬着舌头跟着念。这下子厂里人都知道我在学英语，嘲笑的口水几乎淹没了我。那个我应该叫他大伯哥的车间主任当着我的面说：“就你，中国话还没学好哩，还想学英语？”但他说归说，并没有因为我学英语而对我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稀里糊涂过去了大半年。这大半年里我不能说什么也没学着，但也确实也没学着什么。课本上的那些勾勾圈圈，还是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

有一天，有人告诉我林业局医院请了个老师教英语。那个人的丈夫是林业局医院的医生，她答应带我去，这可让我喜出望外。吃过晚饭我早早地在医院门口等着她。

我请求车间主任给调了个长白班，以便晚饭后去上英语课。砖瓦厂的活虽然累，但也有好处，工种多，几乎什么时间的活都有，所以无论后来怎么折腾，学英语的时间还是能安排得开。

医院的医生护士差不多都来了，礼堂里挤得满满的，我是个“外来户”，很自觉地找个边角坐下。但很快来学英语的人就不多了，不到三个月，每天来学习的只剩下十来个人。在那个礼堂里，我很受老师关注，上了近半年英语课。

那天老师讲完课，对大家说以后的课不能再上了，因为他已经办好了调转，一家人要回上海去了。他说了声对不起，转身走了，我在那个座位上呆坐了好久，仿佛一条被晒在沙滩上的鱼——窒息得无语。

郁闷的日子倒也没过多久，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电视大学。还是在林业局医院的礼堂，还是挤挤挨挨的满是来学英语的人，不同的是台上多了个电视机。我进去的时候电视里漂亮的女教师正讲着课，我见许多人手里都有相应的课本，便问人家是哪儿弄来的，回答是单位发的。我没有单位，就算是厂里的家属工，做砖瓦的厂子也不可能有这种书，所以，我不可能有课本。好在之前学过一点，老师讲的我还听得懂。又过了几堂课，眼看着没有书根本就无法再学。无奈之下，我厚着脸皮跟只认识了三堂课的那个男的（好像是个大夫）搭讪，我先是问他回去还看书吗？他说不看，哪有那个空儿。我便跟他说：“那就借我吧，等再来上课时，再给你拿回来，保证不耽误。”他倒是好说话，下课将书借给了我。

我每天下了班，草草做饭吃饭，什么也不干了，专心抄课本。就在我刚刚抄完这三百多页的英语书，书的主人对我说他不学了，干脆把课本送我。我真是又高兴又沮丧，心想你不想学了，早点告诉我呀。他肯定不知道在这三个多月里，我每天是怎样点灯熬油一直抄到深夜。那几本厚厚的抄本，至今躺在我书柜的最底层，默默地向岁月讲述我学英语时的不易。

没过几天，我和以往一样兴冲冲去上课，没想到偌大个礼堂空荡荡的人影儿也没一个，电视机也不复存在。原来医院已经没有职工学英语了，我学英语的道路又陷入一片黑暗！

老公知道我学英语的热情，也同情我学英语的艰难，不知道他怎么跟领导说的，厂子托人从沈阳买回台电视机。这下子学英语可方便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一个学英语时认识的电大学员，姓什么叫什么我真忘了。他是电大真正的学生，学的是全科，此时也正苦于找不到学习的地方。听到这个消息，他直接带了六七个和他一样的电大学员到砖瓦厂来找我。书记厂长也都熟悉，我找他们一说，他们马上腾出一间办公室，将电视机放里面，钥匙给了我老公，还给教室的窗户买了块黑天鹅绒做窗帘，乐得我冲着领导连连作揖。

本以为可以这样幸福地学下去，没想到厂子新来个一把手。这位新来的书记见我们几个在他隔壁办公室开着电视机，便很生气地找人问明是怎么回事儿，接着就进来将电视一关，拉长了脸说：“这是砖瓦厂的办公室，不是学校！”我们几个顿时傻了，面面相觑，悄没声儿地退出那个待了没多久的“教室”。

垂头丧气走出厂子门口，大家相互询问该怎么办？不知是谁说了句找找看。于是，我们像几条流浪狗般满大街小巷转悠。猛然间看见一家房顶伸出根天线，便急忙上前敲门。主人得知我们想进去看他家的电视是为了学习，很爽快地答应了，还说以后什么时候去看电视都可以。我们仿佛天上的馅饼正好砸中了脑袋。说起来我们也属于没良心那伙儿的，用着人家觉得人家千好万好，用不着连个招呼都没打就撤了。原因是又听到林业局电影院有一台电视可以看，我们一哄儿又去了那里，毕竟电影院是公家的，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看人家脸色。

第一次进那个影院，我倒吸一口冷气，电视机在楼上放映室里摆着，看是可以随便看，但因为影院并未竣工，没接通暖气，也没烧炉子，真是比冰窖还要冷很多。

那个冬天的学习说起來真是艰苦，黑龙江的严冬至少零下二十多度，甚至还有零下三十四五度的时候，而我们又是在一点阳光都没有的放映室里上课，那个冷简直一言难尽。记得那年冬天我衬衣外面是件毛衣，毛衣外面是小棉袄，小棉袄外面套棉大衣；穿着一双大号棉胶鞋，里面套着我自己缝制的棉袜子，整个人看起来仿佛是个棉花包，就那样一节课下来身子也快冻僵了。记笔记用的是铅笔，油笔、钢笔都不能使——冻住了。

电大的课程是一天上两节，两节课中间有十五分钟的间隙。下了课我们就到楼下大厅里围着椅子一圈圈地跑，以暖和暖和身子，好去上下一节课。其实我只学一科英语，一共两节课时间，而那几个老兄可是要在那种情况下足足待上大半天，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

后来，我家买了电视机，可以说几乎是同时大家都买了电视机，我们终于各回各家，各看各的电视了，不过此时整个电大生源即将结束。

再后来，电大课程真的结束了。县电大办公室组织我们考试，我本不是电大的在册学员，不知为什么竟然让我也参加了结业考试。那天我们坐在宽敞的县一中教室里（那是我从学英语起第一次走进正规的教室）。进了考场，我们几个都乐了，闹了半天全县就我们这几个电大学生。他们几个考的是全科，得到的是电大全科毕业证书，而我只得了一张英语专科结业证。

当那张薄薄的写有我名字的中央电视大学英语专科结业证书摆在面前时，我眼泪止不住泉水般流淌下来。我至今也没弄明白那眼泪是辛酸的，还是幸福的。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吴 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