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荣荣

现在有一种不适当的认识，只要讲到加强某方面工作，不论有无上位法，也不考虑现有法律规范是否健全，就急于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似乎有了地方性法规，就有了社会控制手段，相应的本领域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陷入一种言必称立法的泛立法主义误区。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这对新时代地方立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1979年制定的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赋予地方立法权。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确认了1979年地方组织法规定的地方立法制度。1986年，再次修改地方组织法，进一步规定省会市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施行。2000年制定立法法时又增加规定，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2015年修改立法法时，明确规定所有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可以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纵观地方立法已走过的不断发展壮大历程，所取得的成果可圈可点，这对于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