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庆寰

题解

去年正值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1866—1934）诞辰150周年，也是《内藤湖南全集》（筑摩书房，1969—1976，以下简称《全集》）全部出齐40周年。颇具纪念意味之时，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正好于2016年3月翻译出版了美国学者傅佛果（JoshuaA.Fogel）的论著《内藤湖南：政治与汉学（1866—1934）》（以下简称《政治与汉学》），该书是作者在同题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见中文版序言），作者完成这本书的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那么为什么直到现在这本论著才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呢？这还要从中国学界对内藤湖南———傅佛果论著《政治与汉学》的主人公的态度及对其学说接受过程说起。

有关中国学界对内藤湖南的相关研究论著情况可参见钱婉约所写的《内藤湖南研究综述（日、中、美）》一文，该文载于《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从该文中，我们大体可知，最早研究内藤湖南的中国学者是周一良先生，其《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历史上之贡献》发表于1934年，也就是内藤去世不久，后来该文被选入《中国史通论———内藤湖南博士中国史学著作选译》。由于内藤的一些研究及其《支那论》《新支那论》中的论调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被认为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理论基础，如杨栋梁先生等对内藤的“支那论”进行批判，认为其“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不遗余力地鼓吹适者生存这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站在日本民族国家本位立场上，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则无所保留地彰显出其帝国主义时代御用文人的冷酷和人类良知的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