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昌黄

一、从被遮蔽的形式到文学批评的危机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考稽，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兴起，同现代学科教育体制有着莫大的关联。随着西方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大学学科的分立，学科自身的独立性渐渐凸显出来，并因此形成各自的研究畛域。“对独立的文学学科（诗学）及其纯粹性的追求”，既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自立的基础；同时也让一部分学科体制内的文学研究者，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越发勃兴的历史语境下，充分吸纳西方诗学传统与康德美学，迈上了一条开掘文学语言与形式的研究之途。[1]先是俄国形式主义率先揭起追求“文学性”之旗，接着便是英美新批评让文学批评重获“激动人心的独特尊严”[2]，并因此成就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典范；而后，结构主义更是席卷欧美大陆，对西方整个人文科学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从文学研究内部来看，在素有“批评的世纪”之称的20世纪里，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等汇流而成的形式主义文论流派，的确成了“现代文论中最重要的方法来源”[3]。

然而，随着20世纪60年代文化理论的兴起，无論是英美的新批评，还是法国的结构主义，均在理论的“霸权”之下败下阵来。败阵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形式主义流派自倨于文本（形式、结构），而忘了世界（历史、政治）。斯坦纳就曾对新批评表达自己的异见：“诗歌语言脱离历史背景和语言环境，以某种方式‘标准化，变为永恒的东西……我觉得这一观点缺乏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