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梅清

甘肃政法学院民商经济法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一、《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确定

关于第111条①的规定，首先，不仅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而且规定了个人信息一般义务主体的义务，特别规定了特殊义务主体即合法掌握他人信息的组织和个人②负有特别的依法使用和严格保护义务，禁止对个人信息进行违法活动；其次，条文表述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便将法人排除在权利主体之外；其三，更加注重个人信息安全，徐某案正是由于合法收集并保有个人信息被窃取、贩卖，导致诈骗集团获取了个人信息，因此，为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法律对信息安全予以高度重视。

二、《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不足

《民法总则》虽对个人信息保护给予了积极回应，但也存在些许不尽之处。首先，条文最大的争议是没有“权”字，对此，学界们提出了两种看法，部分学者认为该条款确定了个人信息权为一项新型民事权利③，也有学者认为该条仅从禁止性规定的角度确立了保护规则，明确通过侵权责任法加以保护，并未将其规定为一项权利类型④，此争议涉及权利保护模式和行为规制模式的划分；其次，未规定个人信息的内涵和外延，其保护范围难以界定，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具体裁判标准，易造成滥用或限缩解释两种极端认识，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第三，信息主体不明确，条文规范作用的对象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那么，任何组织是否包括国家机关、教育机构等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