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泱川，尹明章，于挽平

(海南医学院图书馆，海口 571199)

明代是古代海南社会文化、学术教育发展的高峰时期。随着邢宥、丘濬、唐胄、钟芳、王弘诲等一批名宦、大儒的涌现，海南逐渐由地处边陲的化外之地转变为天下闻名的“海外邹鲁”。伴随着文化的进步，海南医学亦在此时走向成熟。在海南古代方志中存有姓名的68位医学人物中有27位生于明代[1]，历代由琼籍人士撰著的9部医籍中有8部出自明代[1]。而纵观明代的海南医家，能以医名、医著见诸史志的首推以丘普、丘濬、丘敦为代表的丘氏家族。

1 明代海南丘氏家族医学传承概述

丘氏家族于元朝末年由福建迁入海南，其入琼第一代为丘均禄，其以“元帅府奏差”之职落籍海南琼山(今海口市琼山区)。第二代为均禄之子丘普，任临高(今海南省临高县)医学训科，为丘氏家族中首位业医者。第三代为丘普独子丘传，于33岁早逝。第四代为丘传二子：长子丘源承袭祖父之职业医，次子丘濬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宦声、文名之外亦有数部医学著作传世。第五代为丘濬六子一女：其中嫡长子丘敦有未完成的医著遗稿存世，季子丘京则有医学上的义举见诸方志。其后丘氏子孙繁盛而多业儒出仕，再无医学人物留存史志。丘氏入琼之初，便秉持“人家仕宦不常，而生业不可废”的信条以“耕读”传家，然其数代族人因家学渊源，无论业医与否皆有医学事迹或著作传世，是海南地方医学史上绵延四代的医学家族。

2 肇始家族医学的医官丘普

2.1 丘普任医官时的业绩

丘普(1368-1436年)，字思贻，任临高县医学训科。《嘉靖增城县志》记载：“今之为其官者，以‘训科’为名，盖欲其聚医生而训之，使各专一科……然后官从而考之，别为数等。[2]”可见丘普所任之职以教育和考核医生的知识、技能为责，其对医学诸科学术的掌握必在普通医生之上。关于丘普任职训科时的业绩，丘濬《可继堂记》中提到：“公以临邑医官满考，赴铨曹，留京师。[3]”所谓“满考”，是“任满考绩”之义，“铨曹”则为官员考核、选拔机构。明代内外官员自任现职起，3年为初考，6年再考，9年通考，然后行黜陟之典[4]，说明丘普在其担任医官的第一个9年中，3次考绩至少都是称职的。而明初由于太医院医生不足，故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著令：“凡医生有缺，各尽世业代补外，仍行天下访取。[5]”故丘普“留京师”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考绩优良而入太医院充任医生，此为其医学水平的旁证。丘普不仅拥有高超的医术，对地方公益亦多有贡献。《正德琼台志》记载：“(丘普)性仁爱，专以济人利物为事。宣德九年，郡中大饥，白骨遍野，普于第一水桥舍地若干亩为义冢以葬之。[6]”义冢的设立，不仅出于对亡者的人道关怀，其于地方公共卫生也有积极意义。丘普能够贡献自家土地安葬饿殍，说明其于仁术之外兼有无私的仁心。

2.2 丘普对家族医学传承的贡献

丘氏医学能够传承四代，实赖丘普奠定基础。明代医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高，即使医学训科这类医官，在明代官吏系统中亦为“设官不给禄”的“杂职”，然而丘普并不因此偏废子孙的医学教育，而是根据资质不同合理培养。由于独子丘传多病而早逝，丘普实际承担了长孙丘源和次孙丘濬的教育之责。丘濬《可继堂记》述曰：“一日先祖(丘普)坐堂上，兄与濬偕侍。公谓兄源曰：‘尔主宗祀，承吾世业，隐而为良医，以济家乡可也。’谓濬曰：‘尔立门户，拓吾祖业，达而为良相，以济天下可也。’[3]”而丘氏兄弟当时的反映是：“时吾兄弟俱幼稚愚騃，不知先祖之言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励自持，不敢失坠。[3]”可见丘普深具慧眼，能够认识到尚为稚童二孙潜质上的差异，为他们选择适合的人生道路；同时也说明他注重培养后代早立志向，且时时以之鞭策自己。事实证明，丘普的教育是成功的，长孙丘源继承祖业，袭任医学训科一职；次孙丘濬终成一代名宦、硕儒，然于医学亦颇有涉猎。

3 大儒通医的名宦丘濬

丘濬(1421-1495年)，字仲深，号深庵，谥文庄，明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历仕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曾任国子祭酒、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要职。丘濬一生以官声、文名昭彰史册，国学大师钱穆谓其“不仅为琼岛一人物，乃中国史上之一第一流人物也”[7]。其一生著述，于经史作《大学衍义补》《朱子学的》《世史正纲》，于诗、文、剧本则有《琼台诗话》《琼台会稿》《五伦全备记》《投笔记》存世。此外，作为丘氏家族的第四代，丘濬对于医学亦涉猎颇深，著有《本草格式》《重刻明堂经络前后图》《群书钞方》3部医籍。

3.1 《群书钞方》

该书为丘濬医著中惟一存世者，也是目前已知存世的惟一一部由海南籍历史名人所作之医学古籍。如其自序所言：“读诸家书遇有成方，辄手钞之，积久成帙”[8]，该书乃辑汇各类书籍中所载之方剂而成。与历代方书不同的是，《群书钞方》专搜医书之外的经、史、子、集所载方剂，此为其内容上的一大特色。该书所辑之106种方剂出自36种历代文献，迄自唐初的《周礼注疏》，止于元末戴良的《九灵山房集》，涵盖经注、正史(如李延寿《北史》)、笔记(如贾似道《悦生随钞》)、志怪(如洪迈《夷坚志》)、书信(如苏轼《与徐十二书》)、诗歌(如柳宗元《种白蘘荷》)多种文体。方剂之排列，以其所出书籍的成书先后为序，由唐、宋至金、元；条文的组织以所源书籍为纲，以方剂为目。每一条文按方书体例首列方剂名(如“苏合香酒”)或主治病证(如“治遍身出汗”)；次列所用药物(包括用量及炮制方法)，再述方剂的制法和用法；最后附以原书的相关内容，包括原文所出章节、方剂的创制人和创制过程及对药效的记述等。

《群书钞方》成书之后，颇为海内外医界和藏书家所重视。《本草纲目》《医学入门》《续名医类案》及日本《杂病广要》都曾引用该书内容，而《百川书志》《国史经籍志》《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经籍典》等多部重要书目都对该书进行了著录。惜乎刊行不广，《群书钞方》在国内的流传自清初便已断绝，流入日本后又为医家所推崇，屡经传抄。该书现仅存3个版本且均为孤本，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明代万历刊本为此书惟一存世刊本；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抄本原为江户末期幕府教育机构“昌平坂学问所”抄录、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抄本原为日本医家小岛尚质所藏，系覆抄丹波元坚抄本而成，后于清末由藏书家杨守敬购回中国。

3.2 《本草格式》

该书为丘濬所编纂的一部本草著作，其名见于《道光广州通志·艺文志》，原书已佚。丘氏文集《重编琼台会稿》中录有该书自序1篇，可大致了解其体例及内容。《本草格式》的写作初衷是作者有感于本草典籍往往抄录、删节前代之书而成，少有出于实际观察之内容，于一物往往众说纷纭，“博而寡要，泛而无实，非独无益于世，而或至亏误人也亦有之矣”[9]。丘濬希望能够以《周礼》中草、木、虫、石、谷“五药”为目，先立一修撰本草的“格式”，以期后世“足迹遍天下”者，穷物理之学，“成一代之书以嘉惠生灵”。据此推断，此书可能为本草典籍的编写提纲。

3.3 《重刻明堂经络前后图》

该著作为两幅人体经络图，其名见于民国时期出版的《琼山县志·艺文略》，原图已不存。《重编琼台会稿》收录有丘濬自序两篇，述及作者曾获镇江府所刻《明堂铜人图》正背两幅，绘有人体全身经络、腧穴。丘濬对其爱不释手：“悬之坐隅，朝夕玩焉”，并对其进行详加考订。其后为使该图之内容更为明晰，又加入北宋·杨介所绘《存真图》的内容，命刻工重印，即“重刻明堂经络前图”和“重刻明堂经络后图”。丘濬还认为其所获《明堂铜人图》系宋代石藏氏依据王惟一《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所绘之经穴图的摹刻本。当代有研究[10]认为，日本森之宫藏僧人尚觉所刻《明堂铜人图》的底本即丘濬重刻之图。

4 著史为鉴的太学生丘敦

4.1 丘敦之生平事迹

丘敦(1460-1490年)，字一成，号必学斋，丘濬长子。他未能效法父亲考取功名而入仕途，仅以丘濬之宦绩受恩荫为太学生，其详细的生平事迹见于丘濬门生蒋冕所作“太学生丘君行状”一文。根据相关记述，丘敦自幼沉默讷言，口不习辞，不似丘濬两个幼子“皆聪悟绝伦，将他日诿以书香之托”[11]。因为未被父亲寄托厚望，丘敦10岁便从北京回到故乡海南，“留侍吴夫人家居，佐伯父训科公主宗祀”，直至24岁，故培养教育其成长实际是他业医的伯父丘源。青年时代的丘敦鲜少出入宦门，“无故足不履城市，非有事未尝涉迹公府”[11]，故能“博极群书，藻思日以逸发矣”。后丘濬两位少子夭折，丘敦进京陪侍父亲并以太学生身份参加会试，一试不第后对科举再无兴趣，从此闭门读书，“凡礼乐兵农、天文地形，律吕星历，以至医卜算数之说，益无不研究焉……虽盛暑铄金，亦口谈手校不辍”[11]。后丘敦染疾，因自谙医理，深恶诸医“多泥东垣、丹溪之说，而不得其妙”[11]，故而“医每进药，多疑不肯服，即服之，亦不过数剂即止，已而更一医复然”[11]，以至“疾势殆不可为”，于31岁病逝于北京。

4.2 丘敦《医史》遗稿

根据蒋冕的记述，丘敦生前酷嗜《素问》，有感于该书宏深浩博，寻常读者难于理解，故曾对朱丹溪《读素问》(现已不存)进行批注增订，其中对“上古天真论”“四气调神大论”诸篇“多有发旧注所未发者”。蒋冕认为：“按其法以求其书，久之若有所得。乃探其原委，审其脉络，章分而句释之。[11]”惜乎相关内容仅数十纸，无缘复见于今。真正能够反映丘敦医学思想的是其接近完成的著作《医史》，该书系侍从整理其遗稿时发现：“既(丘敦)卒，侍史出其遗稿于二巨箧中……所著书号《医史》未脱稿者四十六册”[11]，现已不存，但在“太学生丘君行状”一文中录有原书之序文、“运气表”和“三因说”3篇遗文。

根据丘敦的自序，《医史》一书并非普通的医学史著作，其写作目的在于纠正当时医家以“医者意也”为借口对古代医家学说的随意解读，为医学正本清源。丘敦提出：“盖必先明于法，而后可以言意。意生于法，而亦不外于法。舍法而言意则荡，舍意而言法则拘……与其失之荡也，宁拘。”该书体例仿照纪传体史书，分为“本纪”2篇，以记黄帝、神农；“表”4篇，论述运气及《周礼》中的“五药”；“考”8篇，考证医书、职官、医器、服食、摄养之类；“列传”64篇，述及岐伯、扁鹊以降至明初诸名医。各部篇数对应“两仪”“四象”“八卦”及“六十四卦”。全书共载文78篇，丘敦认为：“七与八，皆少数也。老变而少不变……然则此书其终不变而遂无用乎?[11]”其著医史的立意中带有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对金元以降的医学新说多有臧否。

在“运气表”中，丘敦主张以辨证的态度认识运气学说。对于《伤寒钤法》中以五运六气为教条诊治疾病的做法，予以坚决的批判，认为“泥者至云某生人于某日某经病者，治以某药，按图胶柱，其谬甚矣”[11]。但同时他承认运气学说作为古人对气候与人体生理、发病之关系的观察和总结，对摄生、防病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可以“调其气数之偏，返其和平之化，使之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天道既顺，民气可调”[11]。他认为当世医家之所以不能够合理地应用运气学说，根本原因在于不能领会古人“体天地，法四时，别阴阳，顺人性”的本意，只针对文献的条文，“忽其本而致详于末，舍其大而徒察其细，牵强附会，支离决裂”[11]。

在“三因说”中，丘敦针对易水学派“古方今病不相能”的观点，提出折衷的主张。他认为李杲凭脉断症，“病之变无常，方亦与之无穷”的医学思想，可以“一洗世医按图、胶柱之固”[11]，涤荡医界的泥古之风；同时也提出随证应变、创制新方的能力，并非人人可以企及：“业医者不能皆明之(李杲字明之)”。对于寻常医生，若弃法度而兴恣睢杜撰之风，对患者有害无益。对于病因的认识，丘敦主张在陈无择的三因说之外，疾病尚有因于天、地、人之别，实则强调“因于人”，也就是社会因素与疾病的关系。他认为金元医家中张从正的“疟疾常与虐政并行”[11]，元好问的“壬辰之变(指1232年汴京为蒙古军所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人”，是少有的将疾病流行归因于社会变乱的论述。但丘敦仍认为上述医家虽强调了导致疾病的社会因素，却无法在医学学术之外寻找解决之道。他提倡“明君贤相其勿使人疟，其勿使人疫，死于饮食劳倦”[11]，主张为政者应使政治清明，消除产生疾病的社会根源。丘敦寄望统治阶层正世道以绝病源的思想虽有不切实际之处，但其中不乏符合当代“社会医学”思想的先见之明。